在性与爱之间挣扎 作者:[俄]莎乐美-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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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个人决定之外，只有两个来自动物世界的本能因素会进入人类世界：生产与母性。（一般而言，关于爱情，我们所能说的很少，除非它打破了我们对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的看法；这一事实是我们无能的结果，即我们没有能力理解任何东西——除非把它放在理性或感性的欲望之中——不过，理性和感性是完全封闭的概念的容器，我们可以用它从经验之井里汲取大量的水。）因此，我们允许自己去成为母亲。女人的身体固然有种种问题，但也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健康因子，这种因子加固了生命的延续——在她的内心，她渴望男人，渴望把那个男人重新变成男孩；甚至于在这种冲动本身还没有变成有意识的愿望的时候，她也会负起延续生命的责任。如果一个女人不能体验做母亲的滋味，那她就得不到人生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记得，在我晚年的时候，有一回，我跟一个人长时间地就类似的问题展开辩论，当我坦承：“你知道吗，我一直不敢把一个孩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听了我这话，感到震惊不已。我确信，我这种态度不是青春期的产物，而是来自一个更早的人生时期，在那个时期，我甚至没有理性地考虑过这些问题。我对上帝的了解比对鹳的了解更多。孩子们都来自上帝，他们一旦死了，就重新回到上帝身边——除了通过上帝，他们的人生还有别的可能吗？现在，我真的不想再说，上帝的消失固然非常严重，但不会削弱、更不会扼杀我内心对母性的看法。不，我的意思不是指任何有关于我个人的特殊情况。不过，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出生”的完整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孩子是来自虚无还是来自全部。除了他们自己个人的希望和欲望，大多数人会在常人所抱的期望的帮助下，克服犹豫不决的心态。如果人们沉迷于乐观主义的观念中，即认为孩子们最终都将实现他们的希望和梦想，这些希望和梦想是我们自己所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那么没有人会表示反对。但是，这不是日常道德上的考虑，因为道德上的考虑会使创造新生活的问题变得非常深重；这是我们的处境本身，它会把我们从个人王国转移到创作状态之中。在创作状态中，我们个人的决定会被接受并得到提高，在我们人生的这一最具有创造性的时刻。如果我们所有的行为都真地不可避免地屈从于类似的转变，而且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我们要在那口述给我们听的文本上签署自己的名字，那么在我们所说的创造行为中（所有领域中的），这两个王国很明显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不管父母亲对孩子的责任分得多么认真严肃，那种责任都会被即将到来的事物的力量所淹没——通过我们自己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两方面的隐秘本性，也通过某些遥远的事件；那种力量将摆脱所有其他的势力，于无形之中奔向我们。如果在所有真正的信徒之中，母亲需要最强烈的信仰，那么下面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上帝肯定会保持坚定的品格，在她所生养的孩子的头顶之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叫做玛丽亚的女人仅仅是约瑟夫的妻子，而其他什么都不是；也没有一个女人不需要承受那完美无缺的关于生活的概念，那个概念在终极意义上是个谜，而她只是被上帝选中的容器。　　

　　摆脱所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仅仅是受到爱欲的激励，为了他们自己的快乐同时也为了传宗接代，两个人结合在了一起。两人之间另有一层更深的关系，那种关系相当罕见，而且不像那些我们立刻就能明白的事物那样容易描述。也许我们会通过把它跟我们在上面所讨论过的情况进行类比，从而斗胆去描述那种关系。让我们来想像一对夫妇，他们会看到他们那至高的爱情只是、也只可能是生育孩子的工具。让我们再来想像一下，这种欲望是如何被从生理层面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面的。最切近个人的领域跟最遥远、最虚无的领域是连在一起的。那种使他们俩都面目一新的极乐并不指向他们自身，而是指向他们共同向往的一个目标；那个目标会把他们从存在的深处提升到他们自己的视野之中，或者说提升到他们自己的幻象之中。他们所重点考虑的不是他们周围的世界，而是他们站立其上的那块共同的土地——它使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观念。　　

　　这种描述不太确切，听起来像德尔菲神庙的神谕似的。如果不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事实，即那种关系会错误地而又不可避免地跟我们一般所说的“友谊”混在一起；那么很难说这是一种必须的描述——那种关系的基础不是身体上的结合，而是其他种类的共同兴趣，那些兴趣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知识性的、实践性的。它跟我正在描写的东西是有差异的，就像小山跟高峰的差异。夫妻俩决定领养孩子，而不是自己生育；那么不管那样做是多么正确有益，也不管那样做会使他们多么快乐，领养和亲生总是不同的。也许，只有在早年的青春时代，友谊才会让人们分享精神。在那些日子里，那些伟大的创造性天才会浮出水面，宣告他们的到来，而正在发育的身体关注的只是自身和自身的需要。只在极少数时候这些早年的情绪才会延续下来，直到完全的成熟。爱欲所创造的人际关系是最珍稀的也是最光荣的。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朋友”的意思几乎是史无前例地解决了人生最大的矛盾。两人都在那个神圣的领域之中，分享着对方的孤独，目的是要使那种孤独感显得更加深刻，深刻到你在自己的身上也能看到对方的内心。朋友会保护你，使你不至于失去那种孤独感，你们俩还可以相互保护。　　

　　毫无疑问，我青年时代的第一场重要恋爱的本质跟我一直在描写的情况有关。也许正是因为那个原因，我才胆敢做出这一步微小的努力，把我所想要表达的东西诉诸文字。那种关系在我们的人生中一直是不完整的或者说从来没有实现过。因此，我必须承认，在所有那三种至高无上的爱（婚恋、母爱以及纯粹的爱欲）中，我都没有取得成功，而其他人有时是会取得成功的。不过，只要我们还能抓住生活，还能对生活施加影响，只要我们作为生物还能继续创造性地工作，直到我们人生的结束，成与不成是无关紧要的。　　　

　
第2章　欲望使青春再生体验爱情（3）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不管谁进入了玫瑰丛，他都可能会抓取一把鲜花。不过，不管他能抓取多少，总之只是整个花丛的一小部分。但是，一把就足以使我们去体会花朵的本质。只有在我们拒绝进入花丛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抓取所有的花朵），或者只有我们在把满把的鲜花散发出去的时候（就好像那是整个花丛似的），只有在那时它才会独自寂寞地开放，不为我们所知，或者说我们孤独地被它抛下。　　

　　在那时候，其他年轻的女人是如何处理这些爱情与人生的问题的呢？对此，我只有零星的一些了解。甚至在那时候，我对事物的态度也跟她们有所不同——尽管我不能说出我的处境。这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歌德所说的“渴望”、“恐惧”、“痛苦”和“怀疑”在那些年是很普遍的，而我很快就把它们抛在了脑后；因为我决定性地遇到了那个在我面前打开人生之门的男人，他所给我留下的，与其说是女孩子气的默然心许，还不如说是男孩子气的胸有成竹。不过，那不是惟一的理由。在我这个年龄的其他女孩子依然抱着青年人的乐观主义，倾向于把她们所向往和希望的一切都看成是玫瑰色的。不过，我缺乏这种乐观主义所必需的某些东西，或者说，那也许是因为我懂得太多了，某种古代的知识肯定影响了我的基本性格。这种影响就像是我脚下的一块不可挪移的石头，虽然我可以信步走过陈旧的苔藓和枯萎的花朵。不过，也许我把这表达得太过头了，因为我已经靠近了未来的一切，那是快乐的、自愿的，没有任何例外。　　

　　我喜爱生活，期待生活，并且以我所有的内力拥抱生活。我并不想找一个握有权力、控制别人和决定事物的人，因为他所期待的是顺从。我指的是某个跟我自己相像的人，他能设身处地地替我着想，而且能分享我那无法理解的存在。爱欲是在何时、何地结束的？年轻人的所有热情会流向生活，他们根本不管快乐或痛苦、希望或欲望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是一种没有固定方向的情绪化的状态，它跟恋爱的状态相似，惯于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我在刚刚离开祖国俄罗斯，来到瑞士时写的一首诗。我想用这首诗来结束本章。诗的题目是“生命的祈祷”⑥：　　

　　是的，我爱你，生活！就像　　

　　爱一个朋友，我爱你的神秘——　　

　　不管我是哭泣还是破涕为笑，　　

　　不管你带给我的是快乐还是痛苦。　　

　　我爱你，甚至爱你带来的伤害。　　

　　而你如果真的要毁掉我，　　

　　我会忍痛活生生地离开你，　　

　　就像我会离开一个朋友。　　

　　我要拼尽我的全力拥抱你！　　

　　让你的火焰把我点燃，　　

　　在那最后决战的熊熊火光中，　　

　　我会探索你谜一样的深渊。　　

　　要活就要活上几个世纪！　　

　　请再次用你的手臂环抱我：　　

　　哪怕你再也给不出欢乐，　　

　　至少你还可以赐我痛苦。　　

　　（有一次，我凭记忆为尼采默写下来，他把诗行拉得更长些，并且认真地给它谱上了曲。）　　　

　
第2章　欲望使青春再生注　解
　　①　指基洛特（Gillot，1836…1916），在彼得堡的一名荷兰籍传教士，他是当时彼得堡最重要的非东正教的牧师（新教牧师）。由于他是一名传教士，他不属于彼得堡的任何一个改革后的新教团体。他宣称自己是相对独立的。道尔顿给了莎乐美笃信的教导，他是基洛特在神学上的敌人之一。1872年基洛特在荷兰出版了《拜神史》一书的第一部分。莎乐美小时候所用的一本教科书叫做《历史基础上的宗教哲学》，它是1878年出版的。基洛特大部分时间都在德国传道，尤其是在冬季。夏季，由于上层社会人士都去避暑或旅游，他就经常呆在荷兰。　　

　　17岁的莎乐美经一位亲戚劝说去听过一次基洛特的布道。一上讲台，他就伴随着手势开始了极富个性的讲演。她立即意识到自己被他吸引了：“现在所有的孤独都结束了，”“这就是一直以来我所要找寻的，”“一个真正的人，”“我必须和他说话。”其实他所说的内容倒并不是促使她有这些想法的因素。她打听他的住址，写信给他表示想与他交流——但并非因为宗教方面的疑难问题。她站在那儿等着，一只手按在心口。基洛特出来后，张开双臂说：“你是来看我的吗？”开始时，她屡屡去造访他，但都是偷偷摸摸的。他们工作得勤奋极了，以至于有一回，她坐在他的腿上学习，当场昏迷过去：“我们不可能出错。”这样过了很久，基洛特认为莎乐美应告诉她的妈妈。（她父亲前不久刚去世，那是在1879年2月）她认真地听从了他的指令，直截了当地走到她妈妈的面前（那时她妈妈是她的玩伴），说：“我刚从基洛特那儿出来。”她妈妈立即哭了，并与基洛特会面。莎乐美偷听了他们的谈话，她妈妈说：“你害了我的女儿。”基洛特说：“我想对这个孩子负责。”从那以后，她被允许随时到基洛特那儿去。工作损害了她的健康。后来，她说：“我必须跟随他，他是那么伟大，但当他把我心思想歪了、竟至于向我求婚时，这种感觉消失了。”“即使现在，我仍感觉它恍如昨日；此时此刻，我仍然能像当时那样，写下有关的一切。”（这段话摘自莎乐美的谈话）　　

　　有一个年长的女性亲戚对莎乐美甚为了解，通过她的答复信，人们可以了解莎乐美的感情发展历程：小女孩的孤独、她和妈妈之间内在冲突的危机、离开教堂的决定。“在你做出决定并把它实施之前，你必须经过多少斗争。看看这些暴风雨！……你说你有时感觉自己在一片无人的荒漠中。”她妈妈也很信任这位亲戚，对她说：“第一次毫无准备的暴风雨就这样过去了，我居然没有感觉到不舒服，这太让我吃惊了。我需要用自己所有的道德力量继续前行，在我的生命中，我确切感受到了上帝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这种力量甚至体现在一个弱者身上——只要他彻底相信上帝。我的家长式的信任在今天已经不流行，但我很高兴我还拥有它！你说莎乐美因为同情我的灵魂备受折磨，但我并不相信这些。因为她做任何事情都将不同于以前，她将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这一点。你请求我对她多爱一些，但对于她这样一个凡事都有自己主见的顽固的孩子而言，这怎么可能呢？莎乐美认为，如果自己被道尔顿说服，去反对基洛特的信仰，那么这是谎言甚至是罪恶。但我知道，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她不会表现得如此小心翼翼。”莎乐美与基洛特的关系及两人并肩战斗的情形，都可以从这位亲戚的回信中略见端倪：大约在1879年4月，莎乐美决定“去看望基洛特，向他请教你在荷兰的教诲和正式入会的情况……我完全理解，他没有把他的教会限定在宗教和正式入会的准备事宜上。”“这种屈服是多么的困难，尤其是对你来说；我对你是多么了解啊！你所作的一切，在我看来，既非‘错误’亦非‘灾难’。既然事情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我们就应该以平常心感受这一切并对其发展保持信心，你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基洛特性格的几个方面也被提及：“他能看透一个人以至于让人觉得‘被剥了精光’……他不断被心中矛盾的情感所折磨，但这个男人所要掌控的是何等样的意志力啊！”他反复强调“他那可怕的彻底”，这对莎乐美的健康是有危险的：“你说那种精神劳动不会伤害你，它比烦躁好得多。”开始时莎乐美与基洛特探讨的话题多数属于宗教历史和宗教哲学的范畴，而后来他们则倾向于纯粹的哲学。基洛特给了她哲学上的系统指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曾一起读过康德的德语原著。后来她能和尼采及雷进行关于古典、现代哲学的广泛交谈，就证明了她阅读时的广泛涉猎。　　

　　②　旅行开始于1880年9月，在这之前的一年她在荷兰接受了坚信礼，她的宣誓语是：“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摘自《圣经·以赛亚书》第43章第1节）莎乐美还让基洛特主持了她与安德利亚斯的婚礼，地点就在基洛特给她做坚信礼的散德普特教堂（在荷兰）。婚礼于1887年6月20日举行（订婚是于1886年11月1日宣布的）。　　

　　③　根据手稿上的一条注解，《露忒》（Ruth）于1893年12月23日和1894年2月6日之间首次在施马根多夫写成，本来有个副标题，叫“自画像”（Ein　portrait）。此书于1895年由考塔在斯图加特出版。在这个故事中，艾里克（Erik）是一名教师，露忒则是他的一个学生。小说中两人没有直接相遇。最后几页写到了”惊人的转折（求婚）：“我想把你领出那个你所幻想的世界，进入一个真实的世界……即使我必须破坏那个已在你心中深深扎根的幻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