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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时震 库尔特·冯内古特-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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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一生最初的七年，那时先是该死的大萧条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把事情搞得不堪收拾。
听人说年纪一大你先没了脚力和眼力。这不正确。首先没有的是平行停车的能力。
我发现自己总是唠唠叨叨地讲一些几乎已经无人知道无人关心的戏中的一些情节，比如《我们的小镇》中的墓园片段，或者田纳西·威廉斯是《欲望号街车》中的打扑克场面，或者阿瑟·米勒②的《推锖员之死》中那个勇敢耿直、普通得可怜的美国人自杀后威利·洛曼的妻子所说的一句话。
她说：“要多加小心。”
在《欲望号街车》中，布朗茜·杜波依斯在被她姐夫强奸后送进精神病院时说：“我一直依靠的是陌生人的好心肠。”
那些台词，那些情景，那些人物成了我年轻时候感情上和道德上的界标，直到一九九六年的夏天依然如此。那是因为首次听到那些台词、看到那些场面的时候，我身处整个剧场全神贯注的着迷的观众之中。我被凝固了。
倘若我是—个人独坐家中，吃着烤干酪辣味玉米片．盯着面前的阴极射线屏幕，对这些场面我就会无动于衷，就像看“周一晚橄榄球”那样索然无味。
早期电视最多只有五六个频道时，即便是一个人端坐家中，阴极射线屏幕上重要的优秀戏剧节目仍然能够使我们感到像全神贯注的剧场观众中的一员。在那个时候由于可供选择的节目有限，因此很有可能朋友和邻居观看的也是我们看的同一个节目，大家仍然觉得电视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那时我们甚至可能就在当晚造访朋友，问一个我们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你看那个节目了吗？嗬！”
一去不复返了。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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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我是不可多得的经历。
特劳特在海滨野餐会上声称，我们的这场战争将在影视中永存，而其他战争则不然，那是因为纳粹的军服很有特色。
在谈到近期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为了石油对某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狂轰滥炸时我们的将军穿的迷彩装时，他的评述语带不屑。“我无法想像，”他说，“这种花花绿绿的睡服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会使他们不易发现，而不是更加显眼。”
“很显然，”他说，“我们正在准备在一个巨大的西班牙煎蛋卷中间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问我的哪些亲戚在战争中受过伤。据我所知只有一个。那是我的太外公彼得·里埃伯。他是个移民，南北战争中一条腿受了伤以后，成了印第安纳波利斯一家酿酒厂的老板。他是个理性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存有疑心，如同伏尔泰、托马斯·杰弗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样。也如同后来的基尔戈·特劳特和我一样。
我告诉特劳特，彼得·里埃伯的英国籍连长给他的下属颁发基督教宣传小册子，作为精神激励，而他手下的士兵全是些来自德国的理性主义者。听了我的叙述，特劳特讲述了他自己改编的《创世纪》故事。
正巧，我身边有录音机，于是打开录下。
“请别吃了，仔细听着。”他说，“我说的内容很重要。”他停顿了一下，用左手拇指关节将假牙盘朝嘴的上腭推了推。
每过两分钟左右假牙盘就又会掉下来。他是个左撇子，就同我以前一样，后来我父母硬让我调整过来。我的两个女儿伊迪丝和莉莉也都是左撇子。我们亲昵地称她们俩“提桶伊迪”和“棒糖莉莉”。
“宇宙之初，世上什么也不存在，我的意思是绝对一无所有。”他说，“但是，无中意寓着有，就如上意寓着下，甜意寓着酸，男人意寓着女人，迷糊意寓着清醒，幸福意寓着悲哀一样。朋友们，邻居们，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意寓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意寓。如果你们对此不满，为何不回到你们出来的地方？“无尽的虚无所意寓的第一件东西，”他说，“其实是两件东西，上帝和魔王撒旦。上帝是男的，撒旦是女的。他们各自意寓着对方，因此在新诞生的权力结构中是平等的竞争者。这个权力结构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意寓。权力是由虚弱意寓的。”
“上帝刨造了天和地，”这位早已绝版的老科幻作家写道，“而地无形态，大洋表面之上是虚无和黑暗。上帝的神灵从海面上掠过。撒旦也可以这么做，但她认为为做一件事而做一件事太愚蠢。目的何在？但她开始时缄口不言。
但是当上帝说‘让天上现出光’而光出现时，撒旦开始对上帝心存忧虑。她开始疑心重重，‘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还要走多远？他是不是想让我帮他收拾这一副烂摊子？’“接着，事态真的变得不堪收拾。上帝按照他自己和她的漂亮的缩小形象，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给了他们自由，以观察他们如何行事。”特劳特说，“伊甸园可以被看做是罗马圆形剧场和罗马角斗的原型。”
他说：“撒旦无法取消上帝已经完成的事。但她至少可以让上帝创造的小玩具少一点痛苦。她发觉了上帝未曾察觉的东西：活着意味着要么乏味得要命，要么害怕得要死。
于是她在一个苹果里装入了各种想法，至少可以用来解脱烦闷，比如牌和骰子游戏的规则，性交的方法，酿制啤酒、葡萄酒和威士忌的配方，以及各种可以吸其烟雾的植物的图画等等。还有如何创作音乐，如何非常疯狂非常性感地唱歌跳舞的说明。还教你在别人踩到你脚趾时如何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撒旦让一条蛇将苹果交给夏娃，夏娃咬了一口，递给亚当。他也咬了一口，然后两人开始淫乱。”
“我承认，”特劳特说，“苹果里的有些想法对少数品尝者有灾难性的副作用。”这里我们应该说明，特劳特他本人不是个酒鬼，也不是吸毒者，也不是赌徒，也不是色情狂。
他只动笔杆子。
“撒旦别无他图，只想帮忙，很多情况都是如此。”他下结论说，“她用来医治社会病疾的秘方，偶尔会有严重的副作用。但她努力推广的实绩，并不比现今声誉最好的药房来得逊色。”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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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撒旦酒宴菜单的副作用，在许多伟大美国作家的一生中产生了不良影响。在《时震之一》中，我构思了一个叫离宫的作家度假村，其中的四个客房套间都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的名字命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套间和尤金·奥尼尔①套间在大楼的二层，辛克莱·刘易斯②套间在三层。约翰·斯坦贝克③套间在汽车房里。
自由意志重新闯入的两个星期后，基尔戈·特劳特到达离宫时惊呼道：“你们的四个摇笔杆子的英雄全都是有案可稽的酒鬼！”
赌博毁了另一个作家威廉·萨洛扬④。狂饮加上嗜赌搞垮了记者阿尔文·戴维斯，一个我十分思念的朋友。有一次我问阿尔①，赌博中获得的最大刺激是什么。他说那是在一场通宵赌牌中他输得精光后获得的感觉。
几小时以后他带着不知从哪儿搞来的钱又回到了赌桌边，也许是向朋友借的，也许典当了用品，也许找了放高利贷者。他在桌边坐下，说：“算我一个。”
已故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德·罗素说，他的许多朋友失于对酒精、宗教或象棋三者之一的沉迷。基尔戈·特劳特沉迷于用墨水在漂白铺平的木纤维纸浆上以二十六个发声符号、十个数字和八个左右的标点符号进行有特色的横向排列，同样难以自拔。对任何把自己想像为他的朋友的人来说，他是个黑洞。
我两次结婚，一次离婚。我的两个妻子，简和现在的吉尔，都曾说过，在这方面我同特劳特十分相似。
我母亲沉湎于富人的生活，习惯了佣人和无穷无尽的开销账单，喜欢举行奢侈的晚宴，经常坐头等舱去欧洲旅游。因此，可以说整个大萧条期间她受尽了孤独症的折磨。
她经历了文化适应！
经历了文化适应的人是指那些自以为是某类人，而发现别人已不再把他们当做那类人对待的人，因为外部世界已经不同以往了。一场经济灾难、一项新的发明、外国的入侵或政治分裂，都能很快产生这种效果，快于你说一声“杰克·罗宾森”①。
在《被放逐到冥王星的一个美国家庭》中，特劳特写道：“对任何种类的爱构成最有效打击的，是发现你原先合适的行为现已变得荒诞不经。”他在二○○一年的海滨野餐会的谈话中说，“要是我没有学会如何在脱离文化和杜会的状态下生存，那么文化适应早已把我的心打碎了一千次。”
在《时震之一》中，我让特劳特把他的短篇小说《B36姐妹》扔进美国文学艺术院门前拴在捎防龙头上的没盖的铁丝垃圾篓中。那地方在曼哈顿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百老汇西边两个门。那是二○○○年圣诞节前夜那天下午，与假设中将每个人每样东西一下子弹回到一九九一年的时震相隔五十一天。
我说过，文学艺术院的成员不用电脑。而热衷于用老办法创作老式的艺术。他们也经历着文化适应。他们就像蟹状星云中母权杜会的布布星球上那两个搞文艺的姐妹一样。
真的有一个美国文学艺术院。在《时震之一》中，我把它的总部设在一幢豪华的大楼里。楼外门前真的有一只消防水龙头。大楼里面真的有一个图书馆、一个画廊、几个接待厅、会议室和工作人员办公室，还有一个非常气派的大礼堂。
根据国会一九一六年通过的法令，文学艺术院不能超过二百五十个成员，都必须是美国公民，必须是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作曲家、建筑师、画家或雕塑家。
由于死亡，由于那个“狰狞的持镰收割者”①。他们的队伍不断缩小。活着的成员有一项工作就是提名，然后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新人来填补空缺。
文学艺术院的创建人中包括老派作家如亨利·亚当斯②、威廉和亨利·詹姆斯兄弟③和塞缪尔·克莱门斯，④以及老派的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⑤。他们的读者或听众不可能很多。他们工作惟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头脑。
我在《时震之一》中说过，到了二○○○年，他们那类艺术匠人在大众眼里，“就像现今在新英格兰旅游城里制作自殖民时期以来一直被叫做‘转转轮’的一种玩具风车的手艺人一样古怪”。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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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新旧世纪交替时期文学艺术院的创始人，同发明了录音机、电影和其他东西的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同处于一个时代。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旨在吸引全世界亿万人注意力的发明，还只能发出难听的粗叫和摇曳的光影，还只是生活本身的挖苦作品。
文学艺术院现在占据的大楼，是一九二三年由慈善家阿切尔·米尔顿·亨廷顿出资，麦克金－米德－怀特公司设计的。那年，美国发明家李·德·弗莱斯特造出了新的器械，能给电影配上声音。
我在《时震之一》中有一个二○○○年圣诞节前夜在莫妮卡·佩帕办公室的场景。莫妮卡是虚构的文学艺术院的行政秘书。那是基尔戈·特劳特将《B36姐妹》手稿放入门口无盖铁丝垃圾篓里的那天下午，离时震发生还有五十一天。
佩帕夫人，也就是困于轮椅的残疾作曲家佐尔顿·佩帕的妻子，与我那个极端厌世的姐姐艾丽长得十分相像。艾丽死于很久以前的一九五八年，当时我三十六岁．她四十一岁。要债的一直逼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世上的一切都对她构成了致命的癌症。这两人都是漂亮的金发女郎，这点没问题。但她们身高都是六英尺二！两个女人在青少年时期就经历了永久性的文化适应，因为除了在非洲的瓦图西人①中间．这么高的女人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显得格格不入。
两个女人都有不幸的身世。艾丽嫁给了一个不错的男人，但他在愚蠢的生意中亏掉了他们两人的所有积蓄，而后又再亏了一些。莫妮卡·佩帕是造成她丈夫腰部以下瘫痪的原因。两年以前，在科罗拉多州艾斯本的—个游泳池里，她碰巧跳水落在他的身上。艾丽债台高筑，又有四个儿子要抚养，但至少她只要死一次就了事了。而在时震发生后，莫妮卡·佩帕还得再来一次燕式跳水，朝她丈夫身上砸去。
二○○○年圣诞节的前夜。莫妮卡与佐尔顿正在文学艺术院她的办公室里交谈。他们俩年龄相同，都是四十岁，是生育高峰出生的那一代。他们没有子女。由于她的缘故，他那件器具已不顶用。佐尔顿哭笑无常显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他吵闹主要是因为隔壁家那个五音不辨的孩子。他通过一种叫“沃尔夫冈”②的新电脑软件的帮助，谱写了一部模仿贝多芬但质量尚可的弦乐四重奏。
那个惹人讨厌的孩子的父亲，还偏偏把他儿子的电脑打印机里吐出来的乐谱拿来给佐尔顿看，问他写得好不好。
就好像那条残腿、那件派不上用场的器具还不足以使佐尔顿情绪失控，一个月前，他当建筑师的哥哥弗兰克由于自尊受到几乎同样的打击而自杀身亡。对的，由于时震弗兰克将被从坟墓里拖出来，当着妻子和三个孩子的面，再次一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得崩裂。
事情是这样的：弗兰克到药店去买避孕套，或者口香糖，或者别的什么，药剂师告诉他，他十六岁的女儿已经成了建筑师，并想从高中退学，因为中学里太浪费时间了。学校为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那些只配进初级学院的低能儿——买了一种新的电脑软件，通过这个软件的帮助，她为这个死气沉沉的地区的青少年设计了—个娱乐中心。这种电脑软件叫“帕拉迪奥”①。
弗兰克来到电脑商店，要求在购买之前先试一下“帕拉迪奥”。他怀疑这种电脑软件对像他这样一个受过专门教育、以建筑设计为专业的人会有什么帮助。于是，就在店堂里面，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帕拉迪奥”完成了他让它做的事，画出了可供承包商按托马斯·杰斐逊②风格建造一座三层停车库的图纸。
弗兰克尽他所能，提出了最不可思议的设计要求，满以为“帕拉迪奥”一定会告诉他去另请高明。但事情并非如此。电脑向他发了一份又一份的信息表，问他设计停放多少辆汽车。由于各城市对当地城市建筑有不同规定，问他建在哪个城市、车库是否也供停放卡车使用，等等，等等。
它甚至还询问周围建筑的情况，是否能与杰斐逊风格的建筑融为一体。它还以迈克尔·格雷夫斯或贝聿铭①的方式向他提交可供选择的其他方案。
它告诉他排电线和管道的方案，以及他能说出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估计造价。
于是，弗兰克回到家里，第一次自杀。
两个二○○○年圣诞节中的头一个圣诞前夜，佐尔顿·佩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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