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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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囊案辈文背さ乃站仓薪暮⒆踊匾渌担骸案盖酌吭鹿ぷ�325元，这在当时可谓高薪，但因要养十口人，日子过得依然紧张，记得那时经常每月提前十天就要预支工资。我们兄妹几个平时很少吃到水果、糕点，衣服是老大老二轮着穿，总是补丁摞补丁，鞋子也是母亲一手缝出来的。”①我的一个同学在胡同长大，父亲是一所重点中学的二级教师，工资过百，母亲也是老师，三个孩子，日子就算不错了。他家住南屋，东屋户主是工人，月薪四十多块钱，老婆没工作，四个孩子，平均每人每月合不到十块钱，省吃俭用都过不去，月月举债。那时，北京的胡同里，百八十块钱养一大家子的家庭，相当普遍。　　　　
　　　　不管职位和级别高低，以当年的消费标准，人均月收入在四五十元以上的家庭，就很过得去了。倘双职工家庭，收入在150元到200元之间，两个孩子，没有其他负担，这属于典型的“小康”之家。那时，国家机关、高校、科研机构的员工，都由公家配给家具，交少量租金。家具上盖着形形色色的公章。个人的财产，顶多是几个箱子。房租、水电费也很低廉，水电自家无表，按户口上的人头均摊，一度电的费用是0。16428元。房租水电收费挨户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例如住单元楼，轮到你家，先要挨户跑一圈，调查人口。然后回来拨拉算盘，大算几天细账，落实到户头，再去转一圈，挨户收房租水电。一趟收不齐是常有的事，大点的孩子，难免被派去跑腿。　　　　
　　　　收入的支出，除了吃穿，就是攒置几样“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孩子不当家，但家庭生活水准仍然能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居住环境

　　　　军队宿舍的住房是相当宽绰的。将军不用说了，多半住小楼，至少是两家分一个楼。大区一级机关还有大校楼一说，一套五六间房子。一般校官住的宿舍楼，都是三四居室。房间的面积、举架也今非昔比，厕所里搁进一个浴缸，只占去一角。取消军衔以后，军队的住房标准为军职五六间，师职四间，团职三间，营职两间。行话是“师的房子”、“团的房子”。军队院里的孩子大多不会有几代同堂的体会。有时候，住房面积与生活水准的高低并不成正比。房子大，房主收入肯定不低，但居住质量则未必配套。军队院里多为土八路，扛枪打仗种地行，享受生活不是他们的长项。如有少将“顶戴”的甘祖昌，就过不惯城里的安逸日子，解甲归田了，还因此被树为典型。很多住着四五间房子的上校、大校之家，就靠公家发的那点家具点缀。墙上挂的，除了毛主席像，就是一堆镶在镜框里的照片，与胡同里的市井味没两样。另一个住部队宿舍的朋友，说起他们院一大校，授衔后工资陡长，一气买了八块欧米伽手表，转着圈找地方搁。同时，他也不忘在自家门口开荒种地。他家里最耀眼的东西，是院里给配的两个大沙发，家里的布置，则有辱于那套至今还颇让一些人垂涎的房子。　　　　
　　　　军队的房子有一个特点，高级别的住宅，外表看不出有多排场。有一次我到军事科学院串门，就把营的房子和师的房子看颠倒了。貌似很普通的宿舍楼，里面可能住着一色的军级干部。　　　　
　　　　地方大院的居住条件，视机关情况而定。人民大学是从延安过来的学校，当年的身份还有点特殊，“文革”前国庆游行时，出场的次序是人（人大）、北（北大）、清（清华）、师（师大），但仅此而已。艰苦朴素的口号被落实到教学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住房也不例外。当年，全校有西郊和城里两处宿舍，几千教工，单元楼房不过十栋。剩下的是筒子楼、平房。其他院校的顶尖教授，都能在住房上享受一点特殊待遇，一家或几家住一栋小楼。人大则不然，再有名的学者，纵使是一级教授，只要住的是学校的宿舍，到头不过公寓楼里的四居室，面积不及一百平方米。二三级的教授，收入都在二三百元，但倘是几代人一大家子，加上在家办公做学问，居住质量就大打折扣。　　　　
　　　　国家部委的宿舍，如百万庄申区、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那样聚居的部长楼不多见，大多是三、四、五层的普通宿舍楼，一到四居室。不少部委院里盖了不少筒子楼和简易楼，住户大多是级别较低或较年轻或“文革”中落难的干部。50年代的房子，有很多坡顶U字型的苏式建筑，房间大，举架高，敞亮；也有专门给高级干部盖的相对高级的宿舍楼，三到五居室一套。李锐（建国初曾任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局长）的女儿李南央回忆说：　　　　
　　　　爸爸所在的燃料工业部在六铺炕盖了办公大楼，又盖了宿舍，我们家就从演乐胡同搬到了那里的楼房。楼的正面只有一个单元门，在这一单元里住的都是爸爸任局长的水电总局的大干部和大知识分子。楼的背面有四个单元门，住的是燃料部的一般干部。我们家住在三层一套五间屋子的单元里，对面单元住着爸爸的公务员和秘书。②　　　　
　　　　到了六七十年代，李锐倒霉被下放乃至下狱后，家仍在原处，只不过因发生“那间父母的卧室已被隔回对门的单元”、“又曾挤进过两对新婚夫妇”等新的情况，这套房子主人的居住环境，和1959年以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谓高级宿舍楼，无非是房子多一点，厕所和卫生间分开，如此而已。70年代中期以后，南沙沟盖了一片四到六间一套的高级住宅，走廊宽，两个卫生间，一个二十多平方米双开门的客厅，其他与普通住宅区别不大。廖承志、周建人、茅盾等都曾借这里当周转房。后来，大批落实政策的名人相继搬来。　　　　
　　　　胡同里的大杂院，居住环境与楼房是不能比的。一般是十来平方米一间的平房，出门就是地，没有暖气、厨房和厕所，砖头地甚至于土地。北屋还能见见太阳，南屋终日阴暗，西屋在风口上，东屋西晒。冬天家家插烟筒，水管子上要缠上防冻的草绳子，上趟厕所要走几十米，早晨倒尿盆都是一景。就是独门独院的普通私房，也有诸多不变。除非是经过改造之后的高级住宅，有走廊、专用锅炉、厨卫设施，这就不是一般人住得上的了，不具有典型意义。我的一个同学供职社科院，80年代曾分到干面胡同一个大宅子里的两间平房宿舍，木板地，带卫生间，据说是清朝一个侍郎的官邸，解放后是大学者顾颉刚的家。前清留下来的这类房子，一般市民也住不上。前几年，很有一些搬到楼房里的无病呻吟的人，炮制出所谓“四合院情结”，这好那好。有一篇反驳这种看法的文章说得妙：如果让这些大肆宣扬“四合院情结”人再搬回去，他们是不会干的；如果让至今还在四合院里四世同堂挤着的人们看，那是吃饱了撑的。　　　　
　　　　大杂院里没什么秘密可言，作家汪曾祺的女儿曾回忆说：　　　　
　　　　我们曾经住过的国会街五号的后窗外，是一个大杂院。我们习惯地管那儿叫“后院”，虽然我们的院子与“后院”并不相通。刚搬来时，邻居就告诫我们：别惹后院的人，尤其是那些“野孩子”！　　　　
　　　　搬来不久，发现后院的人真的跟我们不大一样。他们说起话来，从不轻声细气，一律横扯着嗓子，夹杂着各色脏字；酷暑时，那些已经结了婚、生过孩子的妇女大都光着上身，裸着一对丰满的或干瘪口袋奶，在院子里坦然地走来走去；从来没有听那帮孩子正儿八经地叫谁的名字，都是“三儿、四儿”的，或是亲昵的浑号。　　　　
　　　　后来我发现爸爸对后院挺感兴趣。每当写剧本或看书累了的时候，爸喜欢站在后窗前，不动声色地朝外看，看好半天。　　　　
　　　　后院的人在院子里做饭，用很大的蒸锅蒸很大的馒头和窝头，窝头里塞了很多的菜馅。主妇们抡圆了小臂用力在窝头上拍打出一圈规则的手指头印儿，远远看过去，挺像一件工艺品。爸说，这可是艺术，这样拍出来的窝头蒸出来才不会散。出锅时，满院子都是菜窝窝的香味，爸很夸张地做深呼吸，说他想像窝头一定不难吃。妈说他，“好像自己家吃不饱似的！”　　　　
　　　　有一次后院的一家在大铁锅里熬一大锅灰色的浆水，爸把我叫到窗前看，一边纳闷：“熬什么呢？”不一会儿，浆水发凝了，是熬淀粉。熬好了，把铁锅放在一个很大的洗衣盆里冰着；凉了，扣在菜板子上，好大的一坨凉粉！这家的主妇把凉粉切了，送到各屋去。不一会儿，就见各屋的大人孩子各自捧着加了盐酱的一碗凉粉，蹲在院子里呼噜呼噜地吃。爸先说，他觉得凉粉里加了辣椒油会更好吃一些，后来又发现，熬凉粉的和一个吃凉粉的不久前刚刚互相揪着头发打了一架，祖宗十八代都骂遍了。爸直乐：他们倒不记仇啊！③　　　　
　　　　不论住楼房还是平房，宽绰还是狭小，北京的绝大部分家庭，能自小独享一间住房的孩子是很少的，能分开性别居住，就算不错了。而老人和孩子一起住，甚至几代人同堂的现象，甚为普遍。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家当

　　　　屋里的布置，也大同小异。水泥地，白墙，电走明线，伞型白瓷灯罩里，是15瓦、25瓦，至多40瓦的灯泡。机关宿舍，家具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一次，在饭桌上，几个朋友就中央财经大学的沿革发生争执，在这个院子长大的高世英拿出了过硬的证据，他家的家具上印有两个单位的戳子，人大在先，从而“印证”了财大是自人大擗出去的一说）。三屉桌上摆着这些器物：菱形玻璃底座加绸纱布灯罩的台灯；搪瓷盘子里扣着开口带花纹的玻璃杯，上面盖着钩花白手绢；机械马蹄闹钟放在玻璃罩子里，每天晚上摘下罩子给它上劲；陶瓷或石膏的毛主席像得放在桌子中央，有的也罩罩子，有的石膏像下面还垫着四本“红宝书”（《毛选》）。五斗橱或带两个抽屉的小衣柜或书架上摆着电子管收音机。搪瓷茶缸子则随处可见，不少是作为纪念品发的，印着由五角星加一圈文字组成的图案。墙上除了毛主席像，必挂的还有月份牌，每天撕一张，每年换日历不换牌。桌子上铺着塑料布，床上摞着绣着一对凤凰或别的图案的缎子被面。那时候，挂窗帘的家庭是不多见的。　　　　
　　　　后来，公家配给的家具逐渐被折价卖给个人，折打得厉害，双人床、三屉桌、书架都不过几块钱，等于白送。到70年代以后，一些家庭或结婚或更新换代，开始从家具店购入新家具，家庭的色调略有分别。有个朋友还记得70年代一些家具的价格：箱子22元，大衣柜87元，五斗橱56元，双人床木头的47元，钢管的39。50元。他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有零有整，是因为他替他行将结婚的哥哥买这些东西，在西四家具店排了三天三夜的队。他说，下辈子也忘不了。当然，当中的两天一夜，他并没有亲自去站着，而是买通了一个蹬三轮车的替他排队，代价也还合算——　一盒飞马烟。　　　　
　　　　北京孩子，生活的质量大同小异，大体不离上面描述的生存环境。　　　　
　　　　六七十年代的孩子，玩归玩，折腾归折腾，家务活是不能不干的，而且样样都得干。2003年8月14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把一个小学生学会洗衣裳挖出来当新闻，若在当年，这样的新闻应该颠倒过来说。　　　　
　　　　家务活之一—倒炉灰　　　　
　　　　那时家里的垃圾，以炉灰为主。家家都用蜂窝煤炉子做饭，7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替换成煤气灶，平房冬天仍得用炉子取暖。掏出来的炉灰，盛在破洗脸盆里，底下垫一张报纸，至少一天一倒。这活一般要落在孩子身上。单元楼虽设有垃圾道，但多半搁置不用。　　　　
　　　　垃圾站最初的设计是高出地面一米多，与拉垃圾的解放牌卡车持平。倒炉灰要上更高的台阶，所以垃圾站多半带有楼梯。后来改为升降式的，看上去有些自动化的意思。再后来又改来改去，直至今天的分置垃圾的红、黄、绿等颜色的桶，无所谓垃圾站了。炉灰也早被日常垃圾替代，　“倒炉灰”这个词也成了历史。当年的垃圾车，是带两个跨斗的解放牌或东风牌大卡车。后跨斗下面有一个固定的木头隔板，环卫工人都站在上面，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口罩、手套和草帽，随车运转，不算违章。北京的大街小巷，天天可以见到以这种方式载着工人的垃圾卡车。　　　　
　　　　倒炉灰是一项简单劳动，不用学。孩子从低龄时就能干。有时候你倒我也倒，传染成呼啦呼啦一拨又一拨你来我往的壮观场面，有的孩子也不管家里的垃圾盆该不该倒。人人去时端着一个脸盆，回来就改成拎着了。有个朋友说起他们院垃圾站常有一个捡破烂的老头，用耙子钩出垃圾里的废纸，扔进背着的竹筐里。有的孩子倒完炉灰，有时候也顺手划一根火柴，趁老头不注意，把筐里的纸点着，让老人半天甚至一天的劳动所得付之一炬。　　　　
　　　　葛优小时候，也干过倒垃圾的活。他妹妹回忆说：“我哥有次倒垃圾，从二楼走到一层那几步路都懒得走，图省事，干脆把垃圾从阳台上往下倒，垃圾全落在楼下住家的门前，把人家气得够戗，上来告状。我哥还觉得自己怪聪明的。”④他确实聪明，自小能把生活琐事演成喜剧。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家务活（1）

　　　　六七十年代，还没有家用洗衣机，家家洗衣裳都用手搓。大人一般是在直径一米左右的大洋铁盆里支一个搓板，坐着小板凳或马扎搓。孩子开始洗不了大件，但也自很早起就逃不过洗衣裳这桩活。先是袜子、手绢、红领巾，然后是裤衩、背心，小学高年级以后，就无所不洗了。进了中学，再娇气的孩子也免不了自己洗衣裳，因为每学年长达一个月的外出学农生活，早把这类孩子逼了出来。　　　　
　　　　孩子洗衣服，一般不够“专业”，程序也经常乱套，洗不干净更是难免。不少孩子没有用洗衣粉的习惯，就用灯塔牌肥皂、药皂甚至洗脸的香皂蹭两下了事；有的孩子是一件一件来，即把一件衣服搓完，投毕，晾起来，再去洗下一件；也有的孩子洗过的衣服和没洗差不多，家长还得返工。但不管怎么说，洗衣服是当年绝大多数孩子必须体验的手工作业，也是一件多少年后说起来都值得自豪的事情。后来，他们气急败坏地教育自己的孩子时，都说过这样的话：“我从×岁就自己洗衣裳了。”今天十来岁的孩子，何止不会洗衣服，不会穿衣服、扣扣子甚至不会吃饭的孩子都大有人在。《光明日报》2004年4月23日的一则报道说：“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子，在中午吃饭时突然大哭起来，老师跑来问她为什么哭，这个女孩子一边抽泣着一边说：‘今天的鸡蛋太硬了，没法吃。’原来，以往每天带的鸡蛋都是她妈妈事先剥好皮的，而这次由于来不及了，没有剥皮。”　　　　
　　　　与衣服沾边的，是一些简单的针线活，如钉扣子。孩子的衣服扣子都挂不大住，掉了以后，无论男孩女孩，差不多都是自己钉，不少孩子有自己的针线包。有的孩子还能熟练使用顶针，甚而能蹬缝纫机。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一些孩子戴的黑纱，是买了黑绸布以后自己砸的。女孩子则大多自小就学着织毛衣。　　　　
　　　　家务活之三——收拾屋子　　　　
　　　　在家不干活的孩子，对这种活也不会陌生。因为学校轮流值日及不定期大扫除，都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