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疑案正解-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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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件事可以说明　
　　少年天子对董鄂妃的恩爱逾常。　
　　一是晋升之速、典礼之隆。董鄂氏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被册为“贤妃”，仅一月有余，即九月二十八日晋为“皇贵妃”，这样的升迁速度，历史上十分罕见。十二月初六日，顺治帝还为董鄂妃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册妃典礼，并颁恩诏大赦天下。在有清一代近300年的历史上，因为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这是仅有的一次。　
　　二是尽改旧习、专宠一人。据当时的传教士汤若望记述，少年福临“和一切满洲人一个样，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结婚之后，“人们仍听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面的过失”。可见，福临确实沾染了满洲贵族子弟那种好色淫纵之习。可是奇迹出现了，自从遇到董鄂妃后，少年天子变得专一起来。两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可谓“长信宫中，三千第一”、“昭阳殿里，八百无双”，真是六宫无色、专宠一身，董鄂妃受到专宠。　
　　三是隆遇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初七日，董鄂氏生下一位皇子。顺治帝福临非常高兴。但事有不巧，小皇子出生3个月，未命名，便夭折。这件事对董鄂妃打击实在太大了。自从她嫁给皇上，虽然受到宠爱，但是也受到其他后妃的嫉妒和不满，特别是孝庄太后的不满。她最大的期望就是生一位皇子，将来母以子贵，作为晚年的依靠。没想到儿子还没有来得及起名字就死了。顺治帝也非常悲伤，为了安慰董鄂妃，追封这位早夭的儿子为和硕荣亲王，并在蓟州黄花山下修建“荣亲王园寝”。墓碑刻：和硕荣亲王，朕第一子也。本来是皇四子，却被称为第一子，说明这位皇子及其生母董鄂妃在顺治帝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几乎就在同时，顺治帝在太监的精心安排下，同憨璞性聪和尚见面。憨璞性聪是第一位被顺治帝召见的著名和尚。憨璞性聪，　
　　福建延平人，18岁为僧。顺治十三年（1656年）五月住京师城南海会寺。十四年（1657年）初，顺治帝驾幸南海子，途经海会寺，召见憨璞性聪，两人相谈甚欢。十月初四日，又召憨璞性聪进入大内，后在西苑（今中南海）万善殿与憨璞性聪对话。顺治帝问：“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学？”憨璞性聪答：“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憨璞性聪的巧言阿谀，让顺治帝觉得很欢心。憨璞还巴结顺治帝身边的太监。他有赠太监的诗10首，对太监歌颂备至。比如，《赠弗二曹居士》云：　
　　玉柱擎天宰老臣，朝纲德政施仁民。　
　　珠玑满腹饱儒业，心意朗明通教乘。　
　　昔日灵峰亲嘱咐，今时法社赖维屏。　
　　毘耶不二默然旨，犹胜文殊多口生。（《憨璞性聪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憨璞性聪是一位政治和尚。因为他会逢迎皇上，又广交太监，所以受到顺治帝的宠信，多次被召到宫里，向皇帝讲授佛法，并被赐以“明觉禅师”封号。在憨璞性聪的影响下，顺治帝对佛教的信仰，愈学愈虔，愈修愈诚。　
　　憨璞性聪还推荐了南方来的三位高僧——玉林琇、木陈忞、（ánɡ或yǎnɡ）溪森，他们对顺治帝影响至深。　
　　玉林琇（1614～1655年），江苏人，俗姓杨，出身于名门巨族。他受父亲影响，从小就虔诚奉佛，18岁时入磐山寺，23岁即就任浙江湖州报恩寺住持，道风严峻，声名远扬，与憨璞之师祖费隐通容是同辈。经憨璞性聪推荐，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顺治帝遣使宣诏玉林琇入京说法。玉林琇先是辞谢不应，以示遗民风骨，经顺治帝三次邀请，直至十六年（1659年）正月才姗姗启程，二月十五日入京见帝。玉林琇施展其奇特之才和高深禅理，机敏巧妙奏对，甚蒙顺治帝推崇。顺治帝屡至玉林琇馆舍请教佛道，以禅门师长相待，并请他给自己起法名，说“要用丑些字样”。玉林琇拟十余字进览，“世祖自择痴字”，取法名“行痴”，法号“痴道人”。对玉林琇的弟子，顺治帝“俱以法兄师兄为称”。玉林琇称赞顺治帝是“佛心天子”。顺治帝初赐玉林琇以“大觉禅师”称号，不久晋“大觉普济禅师”，后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玉林琇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十六日出京，十七年（1660年）十月十五日应召再次至京，此时正是董鄂妃仙逝、顺治帝万念俱灰的时候，顺治帝总有剃度出家的念头。第二年二月十五日，玉林琇南还。据说玉林琇为人“阴鸷”，平常寡言多思，而野心极大，“阳为忘荣谢宠，而实阴行其沽名钓誉之术”。他晚年因弟子仗势强占地产与邻近民人争讼，致使寺庙被焚毁。后玉林琇“终日危坐”而死。他著有《大觉普济玉林国师语录》（附年谱）等。　
　　木陈忞，广东茶阳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修行，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住持宁波天童寺。他编过《新蒲绿》诗文集，抒发不满清朝统治的情绪，但后来投靠清廷。有人写诗讽刺他说：“从今不哭新蒲绿，一任煤山花鸟愁。”木陈忞是比玉林琇伴帝更久、影响更大的名僧，也是一位政治和尚。顺治十六年（1659年）九月应召入京，第二年五月南还。木陈忞在京8个月，受到顺治帝尊崇，下榻于西苑万善殿，被赐封“弘觉禅师”尊号。顺治帝尊称他为“老和尚”，以师礼事之，自视为弟子。一次顺治帝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皇太后罣（ɡuà）念，那我就要出家了！可见木陈忞确有一套手法，使皇帝受他摆布。两人除了参禅问佛以外，还道古论今，臧否人物，评议时政，话题广泛，语意投机。他称赞顺治帝“夙世为八股时文、诗词书法，以及小说《西厢记》、《红拂记》等”，是和尚转世来的。顺治帝对木陈忞的书法非常赞赏，誉其楷书是“字画圆劲，笔笔中锋，不落书家时套”，赞他是“僧中右军”。顺治帝对他讲过一些心里话，如想出家、终宵失眠、身体瘦弱等。后来雍正皇帝不满于木陈忞记事文字中有不少漏泄顺治宫廷秘事，对其后世弟子加以打压，致其衰落。他有《弘觉语录》、《百城集》、《北游集》等传世。　
　　溪森，广东博罗人，父黎绍爵曾任明朝刑部侍郎。溪森出家为僧后，作为玉林琇的大弟子，足足有一年半的时间在京说法，伴帝最久。溪森与顺治帝相处时间最长，奏对默契，甚得帝宠，顺治帝曾多次欲封他为禅师，溪森因师父玉林琇已获此号，师徒不便同受封号，竭力奏辞。顺治帝亲笔大书“敕赐圆照禅寺”的匾额，命杭州织造恭悬于昔日溪森住持之浙江仁和县龙溪庵，以示荣宠。　
　　这些和尚宣扬的佛法理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顺治帝治国的压力，而真正让他下决心放弃万乘之尊皈依佛门的，还是董鄂妃的死。　
　　董鄂妃之死，对顺治帝的打击是致命的。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22岁的董鄂妃因承受不住失去幼子之痛，在承乾宫病死。顺治帝悲不欲生，“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顺治帝辍朝五日，追谥董鄂妃为端敬皇后。在景山建水陆道场，大办丧事。将宫中太监与宫女30人赐死，让他们在阴间侍候端敬皇后董鄂氏。命全国服丧，官员一月，百姓三日。溪森和尚在景山寿椿殿主持董鄂后火化仪式，顺治帝为董鄂氏收取灵骨（骨灰）。顺治帝让学士撰拟祭文，“再呈稿，再不允”。后由张宸具稿，“皇上阅之，亦为堕泪”。以顺治帝名义亲制的《行状》数千言，极尽才情，极致哀悼，历数董鄂氏的嘉言懿行，慧品洁德。　
　　顺治帝失去董鄂妃后，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有记载统计，从该年九月到十月两个月中，顺治帝曾先后访问溪森的馆舍38次，相访论禅，彻夜交谈，完全沉迷于佛的世界。最后命令溪森为他剃度，决心“披缁山林，孤身修道”，就是要放弃皇位，身披袈裟，孤身修道。溪森起初劝阻，顺治帝不听，最后只好帮顺治帝剃光了头发。这一下皇太后着急了，火速叫人把溪森的师傅玉林琇召回京城。玉林琇到北京后大怒，下令叫徒弟们架起柴堆，要烧死溪森。顺治帝无奈，只好答应蓄发，溪森才得免一死。后来溪森临终时作偈语说：“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就是说的他同顺治帝的特殊关系。溪森死后，弟子为他编辑语录，书名《敕赐圆照溪森禅师语录》。　
　　这件事过去不久，顺治帝又听从玉林琇的建议，命选僧1500人，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慈寿寺，从玉林琇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有一次顺治帝和玉林琇在万善殿见面，因为一个是光头皇帝（新发尚未长出），另一个是光头和尚，所以两人相视而笑。顺治帝问玉林琇：“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如何？”就是说，释迦牟尼，舍去王子的豪华生活，29岁出家，经过苦行，在菩提树下“成道”，成为佛教的始祖；达摩（菩提达摩），南天竺人，舍弃王位，面壁九年，为禅宗始祖。自己要效仿他们。玉林琇回答：“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就是劝阻顺治帝不要出家为好。　
　　这次谈话两个月后，宫内传出顺治帝驾崩的消息，皇家办丧事，噩耗传天下。　　　
　　三、患痘而逝（1）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顺治帝驾崩，年仅24岁，实际寿命只有22岁11个月。正当青春年华的皇帝居然这么快就去世了，所以他的死因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他去世前频繁接触僧人寺院，多次表示想出家的愿望，所以人们猜测最多的，就是他是不是没有死，而是出家了。　
　　持顺治帝出家说者，举出三个证据：其一，文字之证——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其二，事实之证——康熙帝奉太皇太后屡幸五台，必有所为；其三，文物之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两宫西狩，道经晋北，供御器具，地方无从措备，借自五台佛寺，宛然内廷器物，更相信寺中必为帝王所居。我在下面一一加以分析。　
　　第一，所谓诗文证据。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云：“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四句，有人说是指顺治皇帝没有归天，而是“西行”到西天出家了。当时与后世有不少人认为，吴梅村在清朝中央做过官，他以见闻入诗，应该可以相信。　
　　第二，康熙幸五台山。康熙一生先后3次东巡，6次南巡，3次西征，6次西巡，20次去避暑山庄，48次去木兰围场。在6次西巡中，5次“幸五台山”：　
　　第一次，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二月甲申（十二日），“上幸五台山菩萨顶”，后登南台、东台、北台、中台、西台。丙申（二十四日）下五台山。　
　　第二次，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己卯（十一日），“上奉太皇太后幸五台山”起行。十九日，康熙帝登上菩萨顶，太皇太后没有登上菩萨顶。　
　　第三次，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正月癸卯（二十七日），“上巡幸五台山”起行，二月癸丑（初九日）“上驻菩萨顶”。　
　　第四次，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正月庚戌（二十八日），“上幸五台山”起行，二月辛酉（初九日）康熙帝驻跸菩萨顶。　
　　第五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二月丁酉（初二日），“上巡幸五台山”起行，戊申（十三日）康熙帝驻跸五台县射虎川地方，未登菩萨顶。（《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一）　
　　以上史料说明：康熙帝在他父亲死了22年之后才第一次到五台山，五次巡幸五台山中有一次没有登上菩萨顶，太皇太后只去五台山一次且未上菩萨顶。这些从一个侧面说明：康熙帝登五台并不是为了看望他的父亲，否则何不早去，而要等到22年之后呢？至于太皇太后连菩萨顶也没有登，显然不是为了看出家的顺治皇帝。　
　　第三，所谓宫廷用具。康熙帝先后五次到五台山，为生活方便，也为减省当地费用，有些器具从皇宫带去，所以会留下一些器物，这同顺治帝出家没有必然的联系。　
　　由上述分析可见，顺治帝出家的说法不足为信。实际上，他的确是患天花病死。有哪些证据呢？　
　　第一，《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一日，顺治帝没有视朝，初二日“上不豫”，初四日“上大渐”，初七日“上崩于养心殿”。　
　　第二，当事人的记载。曾为顺治帝撰拟董鄂妃祭文的内阁官员张宸记载：“传谕民间勿炒豆，勿燃灯，勿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十四日，焚大行御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而立，哭极哀。诸宫娥数辈，俱白帕首、白衣从哭，百官亦跪哭。”（张宸《青琱集·杂记》）　
　　第三，两位高僧记载。《玉林国师年谱》记载：“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三，中使马公二次奉旨至万善殿云：‘圣躬少安。’师集众展礼御赐金字《楞严经》，绕持大士名一千，为上保安。初四，李近侍言：‘圣躬不安之甚。’初七亥刻，驾崩。初八日，皇太后慈旨，请师率众即刻入宫，大行皇帝前说法。……二月初二，奉旨到景山，为世祖安位。”玉林琇和尚亲临顺治帝的大殡。　
　　《敕赐圆照溪森禅师语录》记载：辛丑（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三日，钦差内总督满洲大人通议銮仪正堂董定邦，奉世祖遗诏到圆照（指杭州圆照寺），召师进京举火，即日设世祖升遐位。……四月十六日，溪森奉旨至京，表贺康熙皇帝。过了几天，“诣世祖金棺前秉炬”火化。同书卷二又记：火化时，溪森在景山寿皇殿“秉炬，曰：‘释迦涅槃，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顾左右曰：‘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遂进炬”（卷六《佛事门记》）。顺治帝临终前说：“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按照他的遗愿，顺治帝死后被火化，由溪森和尚主持。溪森和尚在景山寿皇殿，亲自为顺治帝遗体秉炬火化。　
　　第四，王熙自定年谱。顺治帝病危时，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起草《遗诏》。《王熙自定年谱》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日，顺治帝前往悯忠寺（今法源寺）观看代他出家的替身吴良辅祝法为僧，回来后“圣躬少安”，就是顺治帝突然病倒，病情严重。第二天，顺治帝召王熙到养心殿，赐坐，赐茶。第三天，召入养心殿，“圣躬不安之甚”。初六日子夜，又召王熙到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王熙在榻前书写，然后退到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根据顺治帝的意思，撰写《遗诏》，写完一条，立即呈送。一天一夜，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至夜，圣驾宾天，泣血哀恸。《遗诏》到初七日傍晚撰写修改完毕。当夜，顺治帝就去世了。　
　　第五，西洋人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