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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镜头中的周恩来:生动再现第一代领导人风采(选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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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修贤曾握住过中国最高新闻媒体的触角，在政坛新闻上“行走”了十多年。然而，就是在今天，他还是那样不善侃说甚至外貌有点威严冷峻，回避好奇者刨根问底的纠缠，更不允许作家们任意的文学加工。
他说，他这一辈子只讲真实和真情。
和他熟了，记者开始一点一点剥去酷似严厉的外表，窥视他善良温和的心灵。
故事也滔滔不绝地流出他的心窝……
1960年元月，杜修贤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他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杜修贤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记忆里这是新华社第一次明确分工跟随中央领导人的摄影记者。那年，杜修贤刚满33岁，已拍了16年的照片。
杜修贤走进了人们向往、世界注目的中南海，同时也融入了西花厅这个团结勤奋的“大家庭”。
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他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娴熟，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成熟。
这天，中南海湖面，一抹展平。晶莹的冰将所有的生气死死地封在底层，留着光洁却寒冷的美丽和太阳默默相对。
杜修贤到中央警卫局报到，转了组织关系。按规定，专职摄影记者的党组织生活由警卫局统一管理，侯波担任中南海摄影组的组长，杜修贤是副组长。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也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新奇，杜修贤心里绷得紧紧的。他握了握手里的“莱卡”相机，尽量分散这种命运转变带来的不自然情绪，他还要尽量表现出轻车熟路、稳操胜券的老练模样来。
西花厅院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客厅在前院，是清代的皇家建筑，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郁积着贵族的气息。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门窗檐柱上已油漆斑驳，露出了陈旧的木质，那骄横盛世的皇家气息已被岁月风化，变成了漫长历史演变的物证。室内简朴的陈设更将这种气息消逝殆尽，都是极普通的桌椅沙发，不仅式样陈旧还特别地笨重。
杜修贤站在客厅的一边，一会儿，周恩来走了进来。见总理走上前和电影记者握手，杜修贤就跨到跟前为他们拍照。连着拍了几张，周恩来走过来和杜修贤握手，刚握上手他突然调过头对别的记者说：
走近周恩来（2）
“哎……哎，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
杜修贤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周恩来朝另外一个记者招招手，“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给照一下。”
杜修贤高兴极了，和总理留一张单独合影，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读者可能有点奇怪，整天和总理在一起，怎么照一张照片还那么难？
周恩来是一个和蔼慈祥的人，同时也是严厉严格的人。到他身边前，杜修贤就知道了许多“纪律”，比如不能抢镜头，不能主动提出和领导人合影等规定。那时的人也很老实，不让合影就不合影，决然想不到找机会单独合影。所以许多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都没有一张和总理的单独合影。
周恩来和杜修贤单独握手后，看看他，若有所思。
“嗯……我以前看见过你……面熟嘛。”
刚才那一笑驱走的紧张又跟了过来，脸热良久，舌尖上也没能弹出一个音符。
以前见过？杜修贤在脑海里迅速筛找记忆……
1945年杜修贤在延安见过周恩来，那时他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机场上，杜修贤挤在人群里，紧张地抓着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照相机，一会儿举起，一会儿落下，奔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蛮以为能拍下周恩来潇洒、沉静、健美的身影，还没等从成功的幻觉中醒过来，猛然发现镜头盖没打开。巨大的懊恼顿时像刀在胸腔里剜，剜得泪都快出来了。怎么节骨眼儿上就出岔子呢？就像有人睡不着怪床歪那样，年少气盛颇为自负的杜修贤差点没把相机给砸了。那次纯属摄影新手的常规错误。
那天机场上人山人海，杜修贤淹在里面，连个头顶也没有冒出来……这绝不可能算是见过。
以前见过？1954年从兰州调到北京分社，后又到中央新闻组，倒是常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可……那些会议和活动往往场面较大，人数也多，尽管有时镜头离总理很近，但他都在聚精会神地讲话，怎么可能会注意杜修贤这个普通记者！
然而他确实记住了杜修贤，从他确信无疑的神态可以看出。
“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一是组织的安排，二是……是我的运气好哇！”杜修贤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话。
周恩来盯了他一眼，那眼神叫他吃不准是不是要责备他，心里不由得慌了起来。
“那哪能靠运气？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嘛。你说是不是？老杜。”
刚才周恩来叫他“老杜”，使杜修贤不自在了半天，总理多大他才多大呀……
“总理，您就叫我小杜吧，这样合适些……”
不等他说完，周恩来摆摆手，“哎，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分年龄大小，老杜小杜还不一样吗？没那么多规矩。”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杜修贤看见总理也笑了，心才松弛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总理抬手看看表，可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拍拍杜修贤背着的充电器，说：
“挺沉的，先放下吧。”
那时用的闪光灯没有干电储存功能，靠充电器供电。一个充电箱起码五六斤重，背久了还真的压肩，木涩涩的。
“总理，这些机器都不能离身，这是规定。”
“噢……规定，规定就不要违反了。你们很辛苦，要背这么多的机器。”
周恩来不无同情地望着他们几位记者，个个脖子上至少吊着两部机子，再加上碗口大的闪光灯，一副五花大绑的样子。
他们告诉总理，他习惯了，一点也不累。周恩来感叹道，到底人年轻啊，他用手搔了搔自己已经开始花白的头发。可杜修贤一点也不觉得总理是个花甲老人，特别是他那双浓眉下的炯目，使之容貌生辉，英姿勃勃。以前他只知道总理潇洒而庄重，练达而忠笃的风度颇为众人欣赏、称赞。相形之下，他内在的美德和海涵气度比外表更有征服力，一种深沉持久的征服力。这使周恩来的魅力经久不衰，子子孙孙仰慕不止。
会见外宾后，周恩来提议摄影师们一同到后院坐坐。
后院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居住、工作的地方。
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年4月，粉色花朵缀满枝头，阵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壮观至极。
这时，杜修贤见到了邓颖超。她身穿深紫色的呢外套，披着雪白的纱巾，和蔼可亲地迎接他们。
大家落座后，邓颖超一一询问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她听说杜修贤有两个女儿，眼瞳里跳出只有女性才会有的怜爱神情，连连说：
“女孩儿好，女孩儿好。女孩儿大了知道疼父母……女孩儿好。”
看得出来，这个庭院缺少孩子的笑声。邓大姐是多么喜欢孩子！这些工作人员的孩子，几乎都到总理和邓大姐家里玩过，有时，邓大姐主动打电话让把孩子带过来玩玩。
十多年，杜修贤拍过不少周恩来、邓颖超和孩子在一起的开心镜头。
当杜修贤离开西花厅后院时，邓颖超一再嘱咐道：“老杜，有时间带女儿们来玩玩，啊，一定带她们来玩哪！”
带着孩子到总理家里做客，杜修贤连想都没敢想。两个女儿进了西花厅以为进了公园，活蹦乱跳。邓颖超见到了孩子，更是高兴无比……
后来杜修贤和妻子带着女儿们去西花厅时，他们的三女儿刚出世不久，他的妻子抱抱又放下，考虑再三，还是放下了襁褓中的婴儿和一摞尿布。
“这是进中南海，你当去逛街呀？也不看看带这么多尿布雅观吗？”
杜修贤没好气地对妻子说。
两个女儿进了西花厅就乱蹦乱跳的，以为进了什么公园，不等他们拉住就撒开两条小腿不见了影子。邓颖超从屋里出来，一见，爱得什么似的，跑上前去，一手拉着大的一手抱着小的，眼睛还四下里寻。
走近周恩来（3）
“老三呢……小的那个呢？”
妻子朝杜修贤投来责备的目光，对邓颖超说：“孩子太小，一会儿就哭闹，怕……打搅大姐的工作，再说带小孩子出门，不……不方便，就尿布……”
“啊呀，那有什么关系呀？我就想看看这般大的奶娃娃，闻闻奶香，毛茸茸的多可爱。
唉……”
她不无遗憾地用手比画婴儿的模样。
看到邓大姐这样喜欢孩子，杜修贤心里也后悔了，不该顾忌这顾忌那的，将小女儿留在家里，结果给邓大姐留下了深深的失望。直到杜修贤他们再三保证：下次一定将毛娃娃带来！邓颖超的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孩子调皮，又有个面慈心善的奶奶宠着，欢得恨不得上天入地，满地毯上打滚。杜修贤两口子在一旁又急又气，几次想上前去制止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
邓颖超不让。
“哎，孩子调皮爱动，不是坏事。说明她们爱动脑筋，有个性。聪明的孩子往往是调皮的孩子。不要管得太严。”
时间真快，该告辞了。邓颖超笑眯眯地拉着孩子们，走到屋外，选好背景、搂住两个孩子合影留念，镜头里的热烈场景真让杜修贤感动也让他心酸……普天下的女性都能生儿育女，可我们的大姐选择革命的同时也选择了终身缺憾，放弃了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这高尚而高昂的代价，竟是这样地残酷……
他们离去时，邓颖超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杜修贤的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两个小家伙走出好远，还不住地回首，望着向她们依依招手的邓奶奶。
“下次别忘了带毛娃娃来玩哪！”
春风从他们的背后送来了邓大姐的叮咛。
杜修贤至今想起都不能原谅自己，小女儿两岁他都未能兑现自己向邓大姐许下的承诺。这不难兑现的承诺竟在繁忙和顾忌中无限地拖延，如果不是在机场相遇，真不知道会将大姐的愿望拖延到何时。
1964年夏季，杜修贤随总理出访。他的妻子携已由奶娃娃长成小娃娃的老三到机场送他。邓颖超在候机厅里一眼就看见了杜修贤他们，连连朝他们招手，叫他们过去。孩子胆怯地望着蹲下身和她平视的陌生人，想哭。可邓颖超高兴极了，搂过孩子，对着小脸庞“叭”就是一口，拉住小手，说：
“啊呀呀……瞧瞧，我们的奶娃娃长这么大了。你这么一点大时，我就让你妈妈带你来玩……你妈就不带你来，你说，这是妈妈不对，是吗？”
孩子不再害怕了，而是扭动着头，冲着邓颖超“咯咯……咯”傻笑个不停。
邓颖超笑得更开心。
杜修贤赶紧抢拍下这幕洋溢天伦情趣的生动画面。
第三章
踏遍大庆和大寨（1）
数万建设者用自己的汗水铸就了一个让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非常舒心的名字—大庆。第一次视察大庆，周恩来满怀豪情地称赞道：“咱们工人阶级就是有力量！”
从1959年到1961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又称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必须调整经济。中央在1961年1月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建设成果，充实能够发挥经济效益的生产部门
，提高管理能力和劳动生产率。
摆脱困境，调整经济，就这样成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主题。对中国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场并不轻松的挑战。
在挑战面前，最能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艰苦创业、英雄辈出的年代。
在千里沃野的东北松嫩平原上，数万名共和国的建设者用自己的汗水铸就了一个曾经令中国人满怀自豪的名字，一个让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非常舒心的名字——大庆。
作为我国最大的油田，大庆为我国实现石油自给，彻底甩掉“贫油”的帽子，基本改变石油依靠进口的局面，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大庆在艰苦创业中所体现的“铁人”精神，曾经是一个时代中国人民的一面心灵旗帜。
也许是作为国民经济的“总管家”，周恩来更深切地感到实现石油自给的喜悦与自豪，1962、1963、1966年曾3次视察大庆。在短短的4年中，3次视察一个大企业，这在周恩来的总理生涯中还是较为鲜见的。
1962年6月21日，是大庆油田的建设者们一个兴高采烈的日子。
这一天，他们迎来了他们为之奋斗的共和国的总理。这也是大庆油田迎来的第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上午10点半，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余秋里、康世恩等的陪同下，来到大庆油田。
一下火车，周恩来就同前来迎接的干部和群众代表紧紧握手。看着这些干部和群众一个个都穿着布衣和草鞋，周恩来满怀深情地重复着一句话：“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
周恩来是头一天晚上由齐齐哈尔乘火车到大庆的。在列车上，他听取了余秋里和康世恩关于大庆油田会战情况的汇报，一直到凌晨两点多。
考虑到周恩来一路劳顿，头一天晚上又没休息好，出了车站，康世恩就请示：“总理，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吧！”
周恩来摆了摆手，兴致勃勃地说：“不用了，时间不多，抓紧时间在大庆多看几眼。”
周恩来与邓颖超首先来到正在打井的1202、1203钻井队。他健步登上钻井台，同工人们亲切地握手问好。
一位值班工人两手都是油污和泥浆，见周恩来把手伸出来要与他握手，便急忙用手在衣服上猛擦。
“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没等这位工人擦完，周恩来就上前一把握住了他的手，用力地抖了几抖，风趣地说：“咱们工人阶级就是有力量！”
接着，周恩来又和工人们拉起了家常，关切地询问他们多大年纪，老家在哪里，当了几年钻井工人，爱人接来没有，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服暖和不暖和……
钻机欢快的轰鸣声、共和国总理和石油工人们的爽朗笑声汇成了松嫩平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摄影师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动人的一幕。
“这国产钻机的性能怎么样啊？”望着这欢快的钻机，周恩来大声地问工人们。
“不错，很好使。”
“好哇，希望你们用我们的国产钻机多打井，打好井。”周恩来高兴地说。
一位柴油机司机因为正在值班，看着大家与共和国总理有说有笑，流露出羡慕的眼神。细心的周恩来发现了，便朝这位司机走过去。
但是，从钻机的司钻位置到柴油机司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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