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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在死神脚下挣钱-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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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 DOLLARS”真是个势利的小家伙，看见小女孩穿得破破烂烂，就冲她大叫，一边叫一边往我裤腿后躲。我一狠心，把小狗抱出来，塞到小女孩手里，不再理会它。
“TEN DOLLARS”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很多美国兵再来餐厅，不见了小狗，都大为恼火，纷纷质问，是不是被杀吃了？我们又费力一番解释。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我和小彭坐在院子里喝啤酒乘凉，突然看见门口有个白色的影子一闪而过。我顿时弹簧般地跳起，大叫一声：“TEN DOLLARS！”然后冲出门去。
可是门口除了寂静的马路和风中微微摇曳的野草，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小彭从后面上来，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说：“大概是你看错了，绿区里，有好多白色的野猫。”
绿区，绿区 7。算错账
对于任何一个餐厅来说，收账都是一门学问，早期没经验的时候，我们曾经接待过一群小气的南非人。这群家伙20多人浩浩荡荡靠着院墙坐了一排，喝了一晚上，结账70多瓶酒。
第二天早上，我在床上睡得正香，就听见院里响起“萨达姆”凄厉的喊声：“帅哥！你来看！”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连滚带爬跑到院里。一看差点气得吐血：昨晚的那帮南非人竟然在墙边茂密的草丛中整整齐齐码下了50多个空瓶。没过一会儿，奥马又在另一边的草丛中发现了50多个酒瓶——这群南非人，整整赖掉了我们餐厅200美金的酒钱——气得“萨达姆”和我当天下午什么也没干，到厨房拿了两把菜刀，把院子里的杂草刨了个干净。
和南非人比起来，处理美国人的单，我就有经验得多。最开始由于语言沟通不畅，经常出现接了单，做好菜，不知道送给谁——厨房的菜做了一堆，外面的客人大呼小叫，我们却对不上号——在中国，菜是按桌子送，桌上有个号码就成了。可是在这里，沿用美国的分餐制，一人一份的AA制，国内经验完全失效。到了后来，还是美军作战服上的姓名条帮了我的忙——我告诉服务员，点餐时，记住他们姓名条上的名字。这样处理AA的桌子，就渐渐有了经验。我甚至还总结出了AA餐制收小费的秘诀。
每次一桌人AA制，我都挑一个看上去比较大方的家伙开始，而且一般都免去他的零头——在国内，抹掉零头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老外吃饭，往往是多给一点，剩下的找头给服务员当小费——老外看我大方，自己也不好意思小气，往往又顺手掏出几个美金的小费塞过来。最关键的是，在他的带动下，这一桌人付小费，都不好意思再小气。
我把这招叫做小费心理传染病，并屡次以结账专家自居——可是中国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小费收得爽，难免到头算错账。
那次有两个美国人在我们这里吃饭，吃了20。5美金的餐，吃完抹抹嘴巴，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我们没带美金，给你第纳尔可以不可以？”
那时第纳尔是我们采购的主要货币，我就按照1比1500的汇率给他折算。由于我整天泡在美元堆里，对第纳尔根本没概念，于是很容易就把账算错了——在点菜单的竖式上，我漏标了一个小数点，涨了10倍，算出了30。75万第纳尔的价钱。
两个美国菜鸟大为吃惊，不相信有这么多，自己拿过一支笔在我的竖式旁边又算了一遍。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也漏了小数点，看着30多万的数字直发愣。可是没有办法，只好很心痛地掏钱了。在伊拉克的新币中，面值最大的是2。5万第纳尔一张的“红牛”，老外数出整整13张红牛，共计32。5万第纳尔，把账结了——大概是太心痛，也懒得要找钱了，剩下的全做了小费。
到了晚上，我把这堆第纳尔掏出来，刘磊和“萨达姆”都惊了：“怎么这么多第纳尔！”我这才明白，夜路走多了，终于要遇见鬼，我收了那么多单，终于把账给算错了。
第二天一早，祖拜就拿着飞来的不义之财去菜场买菜了。临近中午，那两个倒霉蛋回来要钱。我满脸不好意思，还给了他们180美金，两个老外乐得蹦蹦跳跳地跑了。
绿区，绿区 8。国际长途
我们的餐厅经营得很红火的时候，曾经有不少美国人看着眼红，希望入股——汤姆森是一家公司的特派经理，大概是挂了个闲职，三天两头没事跑到我们餐厅来洽谈投资意向。当时我们也考虑扩大规模，最好在机场、摩苏尔等其他军营开个分店，不过人手实在是紧张，一直没能如愿。
汤姆森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带着10万美金的投资意向和经营项目，没事就来和我们说话。我们也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敷衍着，要知道在当时，10万美金也只是我们一个月的营业额而已。2004年6月底7月初，伊拉克主权移交前后，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们都怕临时政府把我们当投机倒把的敌方资产给没收了，开始急切地想给餐厅找婆家——可是这个时候，汤姆森又不见了。
事后我们回想起来，整个谈判期间，美国人汤姆森带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把手机借给我们随便打——某段时间，因为爆炸，巴格达遍地找不到一张电话充值卡——我手里的手机成了废物。这时，汤姆森挂靠军方网络的免费手机就大显身手了。通话本身是免费的，我们也没什么心理负担。用他的话说，“你们这么多人，需要电话”，然后常常把电话撂在我们餐厅，“你们随便用”，然后隔几天再来拿手机。最开始我还不好意思，这个老哥们就先拨好011（这个号比较奇怪，我不明所以）和86（中国的区号），然后一把塞给我：“打吧！”
到了后来，情况愈演愈烈，10月初，伊拉克电讯公司工程师被绑架了，整个巴格达电信网络瘫痪——这个时候，汤姆森又捏着新手机出现了。这时，他拿的是硕大无比的铱星电话，我们都知道这个电话效果好而且话费高昂。等他再问我们，“你们要打回国吗？”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告诉他，不用了，现在伊拉克是晚上，中国国内已经半夜了。
没料到他同样十分热情地把电话撂下了：“我明天来，你们先用着吧，随便打。”等他走后，我和“萨达姆”一人打了个电话回家——这是我第一次使用铱星电话，效果真他妈好！
等到第二天，汤姆森来了，知道女孩子们还没打，又热情地请她们打了一圈。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像汤姆森这样大方，有个美国人总是借喝醉酒，不给钱就跑。有一回这个家伙手机忘了拿，落在我们手里，想起他赖账的事，我们挨个往国内打电话，很快就把这张卡打爆了，然后托人把手机还了他。
绿区，绿区 9。寻宝
早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听说萨达姆宫殿附近挖出来了10多亿美金——到了伊拉克才知道，这个一度让全世界心驰神往的地方，就在我们餐厅附近的一栋破房子里。那房子的前身是伊拉克财政部，我总惦记着，美军捡了十几亿也许还能剩点，于是招呼刘磊一同去发发财。他也表示了强烈的兴趣，不过考虑到财政部边上就是美驻军——看见两个老外在军营边上晃来晃去没事往地下看——这不是埋地雷吗？说不定一枪就打过来了。万一真这么牺牲了，再多钱也白搭啊！
就这样，因为我们的胆怯，财政部旧址寻宝探险的计划无疾而终了。随着美军在伊拉克统治的深入，萨达姆和他的儿子相继被捕——这意味着美军悬赏的5千万美金也彻底没了希望。无奈之中，我们把目光共同投向了餐厅二楼楼梯下的储藏室里——那里原有一个木门，但是被水泥封闭了。整个房子至少40年没用，但是封门的水泥看上去却很新——我和刘磊都惦记着。中国有句老话：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伊拉克财政部跑的时候会不会顺手塞一点钱在这个老房子里呢？
由于前一段生意忙又担心砸不好把餐厅墙壁砸坏，这个寻宝行动才一直没有实施。到了2004年的7月底，刘磊要回国了，眼看最后的机会就要错过，他终于痛下了决心：挖。
那天上午，刘磊把我和“萨达姆”叫起来，绕着储藏室转了两圈，也没有多说，略带悲壮地拿起了大锤——只两下，就砸出了一个大洞。刘磊等不及全面破坏，锤子一扔，打着电筒就探头去看——不一会儿，失望地出来了。“萨达姆”捡起锤子，继续扩大洞口，最后终于让阳光洒进了储藏室，只见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个塑料马桶盖和一把破扫帚。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1。炮弹，流弹
刚到巴格达的第一天，“萨达姆”就对我说，餐厅门口路上有个迫击炮弹坑，前几天一早来绿区早锻炼的两个人被炸死了。言下之意，是告诉我，在绿区，早锻炼不是个好习惯。
后来晚上开车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了这个“早锻炼杀手”的弹坑。宽阔的水泥路面上，有个茶杯大小的坑，只有四五厘米深的样子——看这个威力，是炸不穿我们水泥屋顶的。几个月后，绿区里一家保安公司的尼泊尔籍保安，住在帐篷里，没有水泥屋顶的庇护，遇上了一颗迫击炮弹，惨烈无比，死了16个，重伤10人。当时人们都说，如果他们住的是楼房就会没事的。结果没过多久，又一颗RPG（火箭弹）打破了“楼房安全论”，美国大使馆窗子里钻进了一颗RPG，没爆炸，但是七八斤重的弹头愣是砸死了两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是女性。
还有一天，我正在院子整理广告牌，一声长啸，炮弹飞来，那声音仿佛就在头顶响起。说时迟，那时快，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起身向四面跑开，两三秒后，这颗炮弹在餐厅旁边的医院爆炸了。根据以往的经验，迫击炮都是两颗两颗地来。我赶紧跑回厨房，结果看见巴哈拼命要往外跑——他老爸史密尔在医院里上班——被“萨达姆”死死拉住。等了大概半分钟，第二个炮弹爆炸，“萨达姆”手一松，巴哈哭着冲出去了。
就这样，巴格达抵抗组织用各种不同配置的轻重火炮，不停地骚扰着我们脆弱的神经，三班倒，夜里也不休息。有一天晚上10点，满院子的客人在喝酒聊天，有说有笑。忽然头顶一声熟悉的迫击炮弹声滑过，满院子的人一个个开始往桌子下钻，男的狼狈不堪，女的花容失色，一个大胖子还摔了一跤。等爆炸在不远处响起，大家还像鸵鸟一般趴在地上不动，等待着第二颗炮弹。一般来说，第二颗半分钟内就会跟来，但那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等了5分钟还没来。最后我和“萨达姆”起来到厨房去了，胆小谨慎的客人继续趴着。那天估计是打炮的小子打了颗臭弹，第二颗炮弹死活没响起来。我们的客人中卧倒时间最长的在桌子底下趴了足足有一刻钟。
但是论起威力来，迫击炮也不算是最厉害的。11月17日晚上8点左右，我们正在大厅里聊天看电视，一声巨响传来，感觉到整个房子都在颤抖，窗玻璃也在晃动。我只觉得眼前强光一闪，然后立即陷入无边的黑暗。大伙都立即寻找最佳位置躲藏。我们开始都以为是大威力的汽车炸弹，但是按理再大的汽车炸弹也不会停电啊。直到第二天出去才知道，这次遇上了传说中的喀秋莎（以前我只在“红警”里看到过它，嘿嘿……）——埋在地下近两米深的电缆都被炸断了，一个南非籍保安和一个伊拉克人被炸死，弹片在两边厚实的水泥墙上炸出一个个深深的弹坑，如繁星点点。这个炸弹离我们直线距离大概只有150米远。参观完现场，拍了几张照片做纪念。当天下午，我回到餐厅后，正在花园写邮件给国内的朋友，说我看见喀秋莎了，突然听到脚边“咣”掉下来一个什么东西。我捡起来一看，一个步枪弹头，弹尖已经打变形了，不知怎么弹到我这里了，而且还是温热的！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2。绿区里的 小混混
战争结束后，不仅仅是在绿区，整个巴格达城区到处都可以看见流浪的小孩。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费卢杰，父母在战争中死去，留下孩子无所依托，只有在市区流浪，捡剩饭，乞讨为生。
餐厅里有个看花园的勤杂工，家住在绿区外面，我们叫他撒迪。有一次，我问他：“撒迪，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家一天生活费是多少？”
“我有5个孩子，1个老婆，每天需要3500第纳尔。”
一个孩子，在巴格达一天的生活费用，不到半个美金。在这些流浪的小孩子眼里，所有的美国人都是“ONE DOLLAR先生”（一美元先生，见面就是：给我一美元）。他们中有些人卖点口香糖，有些善良的美国人常常给他们钱，而不要他们的东西。
有一次餐厅打烊了，一家美国公司的工作人员最后一个走，在院门口被两个卖口香糖的小孩缠住了。他大方地掏出两张25000第纳尔的“红牛”——一张约合17美金——买下了小孩手里整盒的口香糖，然后转手从半人高的院门上塞给我，叮嘱道：“不要还给他们，不要让他们有被施舍的感觉。”
等这个善良的美国人走后，伊拉克小孩找我想要回口香糖。我挥挥手，按照美国人交待的，没有把糖还给他们——不知道若干年后，他们长大成人，是否还能记得：这是一笔生意，而不是施舍。
伊拉克经过长期的经济封锁，加上战争，青年人，特别是小孩子，对钱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异化。他们简单地认为，钱，有就好，不管是敲诈来、是骗取来还是偷来的，都不重要。
有一次，餐厅来了三个伊拉克警察，掏了2000第纳尔，要买3瓶啤酒——不到两美金，一瓶都不够。我告诉他们，这个价钱，一瓶都买不到。有个家伙手按在桌上，反问我：“你知道我是谁？我是伊拉克警察！”
“知道，”我看着他，丝毫不害怕，“但不卖给你！”
警察尚且如此，一般的小孩子就可以想象了。我们的餐厅里曾经充满了卖口香糖、DVD和劣质手表的小孩子。有时候，美国人放在桌上的小费、手机、相机也被他们顺手偷走。
美国人丢了东西心疼，可平时又要表现自己的爱心——看见我们驱赶小孩子，不准小孩子进餐厅，他们都不高兴，所以有时候我们抓到了偷东西的，也不敢打骂，只好放任自流。
最开始，出来流浪的都是胆子很小的孩子，到了后来，他们见得越多，胆子越大，都敢硬闯检查口，知道美国兵不敢打他们。他们越来越不看得上美国兵，碰到要钱不给就破口大骂，发展到巅峰时期，美军的悍马车都被偷走了三辆（呵呵，绿区只分到一辆）。那段时间，美军在手忙脚乱地换密码——钱是小事，美军就怕通讯密码落到了扎卡维手里。
由于这种事情时常发生，美军下决心治理伊拉克流浪儿。为此，绿区骤然设置了很多检查口，大批伊拉克警察专门负责赶小孩。往往是美国兵和伊拉克警察一起行动，美国兵不敢打，有些伊拉克警察却对着自己的同胞娃娃拳打脚踢。我们经常看到伊拉克小孩劈里啪啦从我们门口跑，伊拉克警察抓了他们往车里一塞，但第二天交点钱又放了。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3。伊拉克 速度
我于2003年4月8日到达巴格达，在巴格达整整一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伊拉克人的工作速度。餐厅装修之初，二楼按摩房的空调装好了，没电，所有门窗被房东拆走，简直是一片狼藉。为此，“萨达姆”找了一批散工来打理，预付了工钱。一个月过去了，这群阿拉伯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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