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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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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院部职能部门是否也参加业务会议？
总理：是。
八、有人问到停职检查的问题。
总理：停职检查，现在养成这个习惯，好象非停职不能检查。我要说，不停职也可以检查。要贯穿这么一个思想，不如不停职，让他无权，让他检查，不要轻易停职反省。让这些人在大风大浪中游过去。每个人要学会游泳，学会大民主，学会大民主下的集中制。有这样几种人：
1 、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得好，掌握得好，可以游过去。
2 、刚刚学游泳，喝了多少口水之后，最后还是游了过去。当然吃了些苦头，甚至歇了几次。
3 、害怕，萎缩不前，自己落伍掉队。
4 、淹死了。
有没有第五种？当然也有救起来的。他又承认了错误又不行，救起来吧！现在很多停职的悠闲自在，游不过去。
九、有人又提到各级党委有瘫痪的怎么办？
总理：我没有说各级党委都停止活动，主要看它在党员中的威信。我不做“保”字，全靠自己解放自己，要有个创造性，不能用老框框来回答这些问题。主席早就说了“很不理解”这个话了。不管你过去有多大功劳，只要现在不能认识清楚，就不能彻底革命。不把这个民主搞好，国家还会变颜色，头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不要老框框。这次游泳不是中南海，是渤海，是长江。
十、有人问到院领导小组问题。
总理：不开会，它就没有作用了。两、三天告诉我还开不开？这周我还要见你们一次。
（整理者：中国科学院张栋、刘嘉善、孙廷祺） 095） 周恩来与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组织代表谈话纪要
周恩来
1966。12。13
当外院代表控诉王屏在亚非作家会议前夕所做的镇压革命师生的报告时，总理说：“亚非作家会议期间相当困难，参加会议的那些人，（指我代表团成员）后来都被批判了。中国的历史会发展得也真快，不知你们是否料到，我反正没有料到中国的历史会发展的这么快，也许你们比我们更猛一些。
当外院代表谈到一些领导、工作组和“多数派”的一些人，用平时的思想汇报来攻击“少数派”的革命同志时，总理说：“把别人平时的思想汇报都翻出来攻击，这个方法好不好？”
同学：“当然不好。”
总理：“这个方法不仅对左派不应该，而且对其他同学也很不好。”
总理：“你们说经常汇报思想这个方法好不好？”
同学：“我觉得不好。但以前谁汇报思想多谁就靠近组织。不仅要平时经常汇报思想，而且期终也得思想总结。”
总理（摇头）：“我看这个方法很不好。这不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我们党的生活上一个不健康的东西。这不是我们党的传统。我调查了一下，这是从莫斯科学来的，加上安子文搞了二十多年组织部，刘仁搞了北京市委，这种现象更严重。所以，刚才谈到这一点，很触动我的感想，这是党内很坏的东西。”
同学：“这次文化革命中，很多党员保皇，我觉得与党内生活的这一坏现象很有关系。”
总理：“对，你说得很对。你叫什么名字？许多党员就因为缺乏独立思考，这不能怪党员，他们也以为自己忠于党。所以，当你们批评他们时，他们就感到很委屈。所以，你们要把眼光放大一些”不要只停留在刘新权身上，当然我并非包庇刘新权，就是我让他停职反省的。我们要把眼光放在大的方面。党内这种作风很不好，灌输奴隶主义，使党员变成谨小 慎微的 君子。我们党内一直没有肃清。这次非把它肃清不可！按这种恶劣的作风培养的所谓老实党员，都是盲从。我们说的忠诚，是胸怀坦白，眼光远大。”
“你们学校两派对立时间很长，有许多因素。‘多数派'做了一些工作使你们不满，加上一些党员不独立思考，对党的干部迷信，主要责任在领导。领导把责任承担起来，把同学解放出来，就会好些。”
当外院同学谈到陈毅讲话有问题时，总理说：“你们要看什么情况下讲的。比如，我今天讲是对你们，如果你们拿去转抄，我不负责。我是对你们具体情况讲的。只是关于党内作风，这是一种恶劣作风，这一点是对全国的。”
外院同学谈到陈毅一直“和稀泥。”
总理：“其实他也是好意，想让你们团结起来。他说话好走火，我还不了解他，跟他一起工作了十几年。他是个老同志，确实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外院一个同学谈到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总理：“当然，还远远没有结束。”
外院的同学汇报了展览会的内容之后，总理说：“你们也说了，这个展览……（漏五个字）就搁浅了。我倒不想搁浅，我想提高。光搞外交部我当然不同意，问题是如何让他起作用，现在大字报越来越多，太多了起不到作用，反正乱子多了也不痒……（没记下）你们经过考验是左派，但不能满足，要提高水平，成为坚定的左派。现在街上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大字报太多了，也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好比说：‘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样的标语就很响亮。但太多了，就很困难，就没人看了。那么说，我这话变成‘黑话'了？问题看怎么贴法。展览会这是个形式，用好了又是一个新事物，别人就要学习。所以不经过我这一关，我不能让你们就这样拿出去。”
“赫鲁晓夫下台，我们反对他是一个因素，但他自己也把他丑化了。他那一套思想，加上他的流氓行为，非下台不可。在反修中我们一直没有用漫画，大概有八个国家画了漫画，我们研究了几次，还是没用。”
外院同学谈到陈毅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总理说：陈毅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把陈毅‘黑话'搞出去，将来势必要做结论，这样党就不能同意。尤其在党内说话走火的事也是常有的。如果都拿来批判，就不行了。你们搞一个新的，搞好了我一定去看。但陈毅同志的事例外。”
“陈毅同志确实做了不少工作。现在国际事务我只花很少一点时间来管。陈毅同志的好处就在于我们批评他，他从来没有抵触情绪。这个同志我了解他。这个人看起来年岁不少了，但还是感情容易流露，这一点我也经常提醒他。外事工作他都要请示我，我也要请示主席，主席说了算。所以外交上的大方向还是对的。上次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是受大家欢迎的，林付主席也很称赞。陈毅同志很坦率，有什么讲什么。”
“一外情况很复杂，就因为当时亚非作家要开会，对局势估计太严重了。刘新权把他的大字报拿到政治部，而把同学们写的血书扔到纸篓里，这完全没有阶级感情，我听了都有点生气。”
“展览会我同意提高，拿出去做为民主新形式来推广。你们自己要求提高，我当然很高兴。任何民主形式都要正面地运用，不要用乱了。大字报万岁！到共产主义社会也适用，我们要会用。当然一个时期乱用也没关系。”
“你们以后创外交部一定要人少，这是国家保护机关，把事情搞大了，势必要我出面，我出面就得劝你们回去，国际关系你们无论如何要注意。大民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有的，没有毛主席能有大民主？我就没有作过这个梦，你们也许想得更伟大些。所以大民主这个形式要真正应用，当然我不是让他们不犯错误，但尽可能少犯些。”（完） 096） 周恩来接见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
1966。12。14
今晚讲四个问题。
一、对你们的组织承认的问题：
大家满腔热情地来到北京，看毛主席，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要求解决的具体问题很多，例如“红照壁事件”，不管这个事件，那个事件，只要有人号召来北京看毛主席，大家都会来的。四川、西南，全国都有这个心愿的，大家都有这个心愿的。不仅你们有，人人都有。这个愿望从一个人来讲，来北京很容易；但把一个人的思想化为七亿人的思想，七亿人都来北京，怎么能实现呢？接见红卫兵小将，毛主席下了那么大的决心，三个月一千一百万人到北京，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是不容易的事。而一千一百万学生只占全国学生的四分之一，假使全国学生都要来，需要两年多的时间，那怎么得了。一千一百万，从全国人口来讲，只占七十分之一，全国人民都来北京，那怎么实现？因此，关于到北京来的问题，不能使人人称心如意。从一个人来讲是能满足的，是能满足愿望的，要放大到七亿人，是不能实现的。可是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接触毛主席伟大的精神面貌，直接接触不容易，但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有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我们也就在毛主席的身边了。对这个问题，思想上化私为公就想通了。我们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把来北京的机会让给别人，这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对工人阶级来讲，都来北京更不容易，全国工人有三千多万，他们都有生产任务的负担，通过生产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建设服务，每天都有八小时工作，而且大工业生产有联系性，一个生产环节脱节了，就会影响生产。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有一定的劳动时间，也不能随便离开。就是临时工也有自己的生产任务，也不能随便离开。你们两千多人要离开生产岗位到北京来，我给你们打电报说不要来，你们反对我下的命令，叫我到绵阳去，叫我为你们两千多人服务。如果只为局部服务，那倒很轻松。但我不能借口为局部服务，不为七亿多人服务。七亿多人是不会答应的。因此，我就未执行你们的命令，因为你们的命令不合理。你们硬要来，我坚持一条，一定要派代表来，我们抓这件事，其实是一件麻烦事情，从二十八日起我每隔一天都要接触这样的事，这当中有一个原则。如果我答应你们两千多人来，那么，就会有两万多人或二十多万的人来，我要想到后果，我要想到三千多万工人，想到农民，还有军队，工农兵都来就是一件大事。所以，在处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从七亿人民着想，这样就想得通了，只从个人着想就想不通。毛主席九年前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过，要从六亿人口出发。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要关心国家大事，不是关心一个人、一个厂的事。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全国、全世界的大事。我们处理每一件事，都要认真，都要很好地想一想。
（讲到这里，对李大章签字买二十张票提出批评。）因此，对你们来北京，我一直坚持一条要派代表。对你们的愿望，表示支持，来了就热情招待。但是，我要坚持原则，这一次作个典型给你们看一看，算个细账。现在有的同志有两怕，即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怕群众，就压制群众；回来群众起来了，群众给予压力了，又是怕群众，随便答应签字，不坚持原则了，这就是两怕；有的人满足了少数派的要求，多数派不同意，怕多数派揪你，就成了三怕。因此，原则必须坚持。
当然，你们代表来了，还有一些没有按中央指示办，也来了。我接见还是接见你们一次，满足你们这方面的要求，但是要批评你们。这样工作是一个麻烦事，至少花了我几十个小时的时间。这个麻烦不能回避，要做个样子给你们看。你们不是提出口号要解放大西南吗？西南四旧的东西是很多的，不但有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东西，甚至还有农奴社会的东西，如大、小凉山。要解决实现这个任务，首先要思想革命化，思想要彻底解放。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必须一心为公，化私为公。工人阶级与学生不同，你们已进入生产岗位，变成工人阶级了，应该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今天接见你们，代表推选出来了，听说有的不愿意开名单，我就不赞成。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应该把名字告诉我们。大家对西南局、省市委要炮打，说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要分析一下，是不是人人犯了错误？犯错误是否还能改？因此，对西南局、省市委不能一概不信任。至于中央，我们是毛主席的中央，要是没有毛主席的领导、党中央的领导，没有解放军的保卫，怎么能进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开展无产阶级大民主？我今天的接见，是把你们当成工厂的代表来看，你们回厂后要把我前面讲的话向工人讲；同时，我把你们当成成都的代表，要向成都市的工人讲；我也把你们当成大西南的工人代表来看待的，你们要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心意告诉大家。希望西南地区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不要再出现拦车、抢车，卧轨的事情。这种事情在全国已发生了十几次，我们一次也没有同意。有意见可以向当地省、市委提出嘛！革命要靠在本地办，有问题可到省市委、中央局解决，实在不行，可派少数代表来中央。全国交通运输不能马虎，西南运输关系很大，不能影响西南地区的建设，要把西南变为我国真正巩固的后方。你们做出了一件不好的事，但得出了一个好结果，你们负责人检讨了，说这样做不对，我说你们懂得了就行了。希望西南地区的工人从此得出一个教训，有事要找省市委、西南局商量，实在不行才派代表来中央解决。
二、有些问题不难解决，在本省就可以解决。你们一哄而起，一哄而来，二百多个单位来了人。杨仲述（代表团负责人之一）提的问题，我在电报上都解决了，他要我承认你们的组织，一句话就能解决嘛！只要承认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按毛主席指出的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十条办事，领导、道路、纲领都承认，当然就都承认是革命组织。至于各组织有不同观点，可以讨论、辩论，不要受坏人利用。辩论要文斗，不要武斗。既然是革命组织，都要承认，这是宪法给你们的权利。如果市委不承认，打一个电报就解决了。“红照壁事件”回成都后要调查，假若你们的说法有根据的话，调查清楚，自然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人家保守派组织开一个会，你们反对，可以和他们辩论。硬把人家的会搞散，这就不一定妥当，你们要考虑。希望你们讨论，这样做妥当不妥当？你们说受到围攻，有的受伤了，听说还有人被打死。我们要调查，即使真有这些事件，也要在当地解决。你们团部被抄，也在当地解决。派代表只派五、六个人就行了，何必派两千多人呢？来了这么多单位！
另外，有人提出不扣工资，不变工作岗位，家属不受歧视等问题，我在电报上已解决了。还有，工作组和类似工作组对你们打击报复的问题，电报上都提到了，好解决。你们派代表五、六人就可以了。人少也同样能解决问题，人多才能解决问题吗？中央决不因为人多势众就怕。如果是这样，那还是什么党中央、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服从真理，按原则办事。二百多个单位带来了很多问题，每个单位的问题都要在北京解决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的中央是最讲真理的，最讲原则的，只要真理在你们手里，中央就支持你们，而问题是真理是否在你们手里？以后再发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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