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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2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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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肖华，杨成武都是坏人，杨余问题大一些，付也不是老实人，不讲实话，三个人都不讲实话。）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掩盖着什么东西，还看不清楚，反对过自己的人，要照顾一下，乱一些没有什么，大乱以后才会大治嘛。
以后还会有浪潮，如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但不要引起反对苏联人民，中国人民过去反对外国人，不管好坏都反，几十年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才把外国人分了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反动派。
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都是你们的经验，在座的不都是经过了的，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了，胜利了，进城以后对资产阶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定息、股息。（全国股金有 22 万万元，每年给 5％ 的利息，一千万元，实际上许多人是不拿的，每年五元，十元他就不拿了，发了十年，发出了七、八亿人民币，还不是用在中国增加购买力，但是他们工会不允许进，这样就把工人和资本家分开了，因为你拿定息嘛。）
你们抓几个工厂试试看，有的地方所有制还未解决，形式上解决，但形“左”实右。比如，北郊木材厂，南口机车车辆厂，权实际上在走资派手里，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对工人管、扣、卡，我看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至少大部分。学校、机关、一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进行改造，要利用群众力量去改造，过去只是上面来不行，你怎么说也不听，只有用群众力量去改造。选举，各单位由下面提，小组提，大组去讨论，有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
（编者注：这篇资料依据的是手写记录稿，标点符号和文字有很多不清楚或者混乱的地方。） 437） 周恩来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两次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周恩来
1969。06。28
6 月 28 日和 7 月 31 日两次讲话摘录：
“五·一六”是利用 1967 年发表《 5。16 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的很快，主席抓的更快。姚文元 9 月份发表文章点“五·一六”是反动组织，主席 8 月份就抓住了，主席看的准……“五·一六”串连，小报上都透露了，主席很快就发现了，矛头不对。原来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 1969 年 6 月 28 日接见学部宣传队和大联委时的讲话）
要先从提高思想、落实政策方面入手。
你们要把“五·一六”、大批判、清队、整党搞好。
（ 1969 年 7 月 31 日接见学部宣传队和大联委时的讲话） 438） 周恩来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周恩来
1969。08。15
〖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以及卫生部和直属单位军管会，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一九六七年你们大联委在北京体育馆开会，我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发表《六·二六指示》，因为当时你们联合不巩固，我压下来了，就是因为戚本禹插手。“三·一 0 ”会议戚本禹插手。
还有“五·一六”问题。我们在九月就知道了“五·一六”问题。卫生系统在中医研究院开个头，把叶心清抓起来了，我们事先知道了，要等待，要等待群众觉悟，事情早知道了。吴传启、叶心清、杜南，卫生系统“五·一六”就是叶、杜打头的。我们不愿扩大化。提出四个原则：先要本派搞出来。不要扩大化。联系到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保护群众。要谨慎。
开这个会（按：指戚本禹插手的“三·一 0 ”会议），把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有坏人出主意的，这是与吴传后有关的罗。同叶心清、杜南、“五·一六”有关系。叶心清是个江湖医生、政客，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在卫生口，他是“五·一六”挂帅的，杜南是跟他的，他出谋划策，利用广大群众，群众是受蒙蔽的。孙正同志是党委书记，他不同于群众，他有责任。先念同志向群众代表传达的话比我讲的还轻，结果回去后要打倒李先念，还大贴李先念大字报，说先念同志歪曲我的话。这完全是“五·一六”的话。
“五·一六”问题，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五·一六”，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他们让你们查就查，要防止扩大化。
在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中，对真正的坏人不应放过。比如“五·一六”分子叶心清、杜南，是极少数的。我不能说卫生系统只有叶、杜两人，也可能有第三第四个，要把人证、物证、旁证拿出来。“五·一六”在每条线都有他们的人，在卫生系统也扰乱了—阵，一九六七年六、七两月吵得很厉害。
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反对黑线人物，反对苏修，反对国内反动派。“五·一六”是一小撮，是别动队，是极少数的。他们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搞秘密活动，是搞阴谋的。一般人是受蒙蔽的，不知道他们的目的，不算严重问题，但要承认错误，向群众交代清楚。
（以上摘自卫生部联合总部一九六九年九月六日翻印的“周总理《 8。15 》《 8。28 》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全军工作会议代表以及卫生部和直属单位军管会、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 439） 周恩来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周恩来
1969。09。20 （晚）
我们讲了形势，主要是“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如果革委会一级有毛病，那是加强问题，改进问题，不能说今天的革委会里是走资派掌权。对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新成立的革委会，要尊重。中央所发布的布告、通知、通令，都是经中央讨论过的，通过的，同意的，全国都要遵守、执行。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这就值得注意。反复旧，湖北现在还闹。起初出在山东，山东的反复旧传到湖北。他们出版刊物，叫做《扬子江评论》，说什么现在是走资派当政，他们提出要农村包围城市，大搞秘密活动。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一九六七年的“五·一六”活动。他们秘密搞，还散发传单。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极“左”（后边的坏人）不能说外交系统一个也不存在。“一外”批极“左”就搞得不深不透。“五·一六”是个阴谋集团，他要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表面上是搞极“左”，实际上是要颠复无产阶级政权。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参加“五·一六”的都是反革命，都不可救药，只要他坦白交代了，自己是受欺骗、受蒙蔽的，坦白了可以不戴帽子。要区别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坏头头，更要区别埋在后头的反革命黑手。批极“左”，不仅是外（语学）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原来搞“五·一六”、挖“五·一六”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左”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扩大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 440） 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
周恩来 康生 江青
1970。01。24
〖晚八点三十分至二十五日凌晨零点四十分〗
周恩来讲话
（略）
第二个问题，对有关问题要说的就是“五·一六”不单是在六七年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才有的，活动是有根据的，早就存在，通过两年半，逐步认识，得到了一些资料，现在比以前认识清了。但还未公布，必须和群众上下结合、内外结合才能搞清楚。现在还是要继续揭发、批判，既是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就不是公开的，是秘密的活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使用两手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人隐藏在最革命的中央文革里，最革命的军队里头，就必须深挖，需要冷静，运动中掩盖一种极“左”思潮，个别人对现状不满，否定一切，掩盖“五·一六”的反革命阴谋。年轻人容易受蒙蔽，为首的、协从的、受蒙蔽的要区分，既要深挖，又要谨慎。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但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
下面把“五·一六”著名的头头讲一下。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宋洛是武汉市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造反派，他联系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托派王明分子，还有大资本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这些人到处“串联”。“九大”前后，反复旧他们都搞了，根就是吴传启。吴传启解放后跑到中央计委，最后到学部。在六十年代，可能在以前，他和关锋、林聿时三人，他们在学部写文章，用假名字，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叫三仁兴。
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在国民党反动时期被捕，现在查明，他和国民党勾结，通过国民党 CC 特务，把他放了。因为我们不清楚，他还作了新华日报的编辑，解放后到了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动摇的态度，关锋亲自去，后是吴传启成为当时学部的头头。四月份在上海修改“五·一六”通知时，他们闻风派吴传启到上海打听消息，回到北京后，在学部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江青同志插话说：“军队中还有刘志坚，谢堂忠，陈亚丁，唐平铸。”）在起草通知过程中，他们企图把吴、潘拉进中央文革，由于江青同志的反对，其它同志不同意，而没有得逞，但王、关、戚、王任重、刘志坚、陈亚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混进了中央文革。但领导是好的嘛，主席在“九大”讲了这个问题，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出了几个坏家伙，陈独秀、张国焘，但这不影响我们，党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们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戚，并不影响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和伟大功绩，王、关、戚，也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对他们是慢慢的逐步看清的。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发现最早，说明不仅是学部这一条线，绝不是学部这一条线，文艺方面更多，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就是一条总根。关锋就说过：“以后党恐怕还是刘某人的。”实际上他就是黑线人物。陶铸到北京来还和吴传启联系。（康生插话：陶铸还叫吴传启到中南海。）
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康老清楚。（康老插话：一办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江青插话：“三个办公室都来了？答：来了）（康生插话：这个问题，我当面告诉中央专案组，他们根本不理这个事情。）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一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 616 在一起。（康生：还有一个妹妹在外交系统）（江青同志插话：王力的屋子里有二条电话线，其中占用了国际线。）关锋利用老婆、小舅子在东北搞“ 831 ”。王力是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六二年在莫斯科参加国大，完全代表修正主义的东西，回来他还说是对的……邓小平很称赞他，后来挽救他，他说要和王稼祥划清界线。后来让他写文章，以后到中央，他实际上是暗中有联系。
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萧华的部下。要继续查他的历史，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五·一六”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表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康老插话：想当总理）所以他们野心毕露，从根子上说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萧华。在六六年无产阶级造走资派反时，造反派群众在街上搞四旧，（叶向真靠）和他父亲（叶剑英）的关系，首先冲军事科学院，他们采取的是绑架的方法。戏剧学院的叶向真，他说是造反派，年轻人造反好么，造走资派的反。现在查清，搞军队带头的就是他们。（江青同志插话：首先动手打解放军的就是叶向真、刘诗昆。）第二件事比较严重的，六六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生，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是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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