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2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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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了“六·六通令“还抄？打砸抢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住，西单商场打得那样，不管那一派，坏头头一定要抓起来。这已是刑事犯了。专政要正常进行嘛，要正常手续办。以上可能有遗漏，大家说对不对？还有西山重要地方大家不要去，还有宾馆。有的破坏国家财产，国家荣誉也不要了，当着外国人打砸。这是坏人利用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挑起来的。还有什么革命呢？光去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怎么行。我告诉你们，我永远忘不了在延安的三年整风，作自我批评，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那象你们，自我批评象挤牙膏，不许人家批评，不是冷静考虑问题，情绪一上就干起来了。现在说一下聂元梓同志，我上次开会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好的就支持，错的要批评，对同志们也一样。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大功劳，我们不会忘。她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不对（对！）有了错误你们也不给个机会。“红旗飘”的牛辉林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红旗飘”里有坏人？群众是好的。（谢：还有一些大字报很庸俗。）牛辉林到处去抢、抄。（康生：杨勋、杨炳章在什么地方？）（聂：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杨勋、杨炳章是特务。（康生点点头说是特务。）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们来记你的功，一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做了许多错事，最后被揪住了，甚至连她的组织都要垮台。组织是好的，她的助手不好，那个助手叫什么名字？（答：孙蓬一）出了许多坏点子。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错误、也要小范围谈，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不要被一点功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得不对，可以火烧，可以炮轰、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满怀热情对同志们讲话。　
　　伯达：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认真讨论一下，是代表小组的，代表中央说的。我们跟你们开这样的会，说这样的话，不是随便讲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　
　　江青插话：“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伯达：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头，党中央发出这样一个重要号召，大家不要轻视，你们是不是接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答：是）如果是就认真讨论江青同志的讲话。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听，我们讲了话，你们贴大标语说好得很，但你们仍干自己的，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听中央的话，自己干自己的，给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失败等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就一定会垮台，不要以为一时人数很多，那是表面现象暂时多数会变少数，暂时少数是会变成多数的，是会得到胜利的。现在有一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择手段为自己创造活动方便的谣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允许的。谢富治看到一个福州来的电报，上面写的北京来电，内容是说什么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先派一千人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再来人，其余的随后就来，口号是打倒韩再道，这是瞎闹，这是谁干的？完全有他的政治目的。完全是荒谬的，用这样一个办法捞稻草是办不到的。一个革命者不能这样干。福建是前线，我们正和福建的两派谈，就接到这么一个荒谬的来电，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假借各种名义，搞这一套，这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为吗？革命能这样搞吗？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我请谢富治同志找红代会的同志谈谈。江青同志说，文化革命初期，北京许多学生到外地煽风点火，做了很大成绩，告诉了我们许多不大知道的情况，但你们夸大了，好像没你们就不行，想包办代替，到一个地方，就说我是代表红代会的，什么响当当的左派，我从不欣赏这个词，过去货郎担响当当的，是招摇过市。有人还科学些，说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刚几个月怎么坚定了呢？坚定左派要在长期大风大浪中考验。北京下去的学生，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反动派。说响当当，像卖膏药的，你们大概没见过卖狗皮膏药的，摆个摊子，敲锣打鼓，说膏药多么好。我说的过分些，多数人是勤勤恳恳的，我是说少数人，有些人上了当，人家拍马屁就高兴。你们不要把自己丑化，不要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的讲话是内部的，不要贴大字报说“好得很”，怎么能说好得很呢？现在许多地方受北京少数人的歪风影响，大家要注意，全国都注意北京，要搞出好样子来，有一个人说，你北京就搞出好榜样，当然他讲这话不全面，但这句话值得我们反省，北京要做出好榜样来。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都要在北京做出榜样。所有外出串连的统统都要回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变成“响当当”，出了不适当的错误的主意，在江西的，福建的，谢富治同志派出去几个人？（谢：只派了几十个人。）除中央派出去的调查组一律都回来。　
　　第一机床厂过去搞垮捍卫团是对的，是先进的，但现在打内战从先进变落后了。仪器厂我们去了，石头都扔下来了。学生搞两派，工人也搞两派，搞武斗是错误的，我反对。（谢富治插话：武斗都有两派支持，搞宗派是错误的）清华有个团派，有个“四·一四”。我和戚本禹同志本来去帮老蒯忙的，蒯慌“忙”装喇叭，装机器，“四·一四”稳坐钓鱼台，站在我旁边，“四·一四”当了主席，还当了我的翻译。还有那天我到北大去，是帮聂元梓的忙的，从大方向帮忙的。当时我提了三条协议：第一、全国一千多人的动态组撤回来；第二、撤销航空版不搞了；第三、还有他们那儿有个保卫组，就是二组，我说不要了。但我走了两个钟头就去　抄了，也不商量一下，不要这么匆匆忙忙嘛。这是派性高于一切，不是无产阶级党性高于一切，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抄家算什么革命行动？有少数同学，还有工人，有时是他自己的东西，也去抄，搞鬼，过去抄家还要批准，封建时代是皇帝批准，现在是想抄就抄，头脑乱烘烘，派性高于一切，而不是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而是自己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我再三说过，你们不要上当，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南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学们，工人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团，象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遇到问题，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毛主席在延安给新华社题字就是“多思”要多思多想，不要头脑乱烘烘的，以毛主席的章程为章程，以党中央的章程为章程，章程就是轨道。　
　　那天外事口一个会上说，十几年来外交完全脱离了中央，怎么能这样说呢？外交具体是听周总理的，外交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周总理执行的，开国以来都是这样，陈毅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怎么叫我们的外交部是卖国主义外交部。刘邓路线是卖国的路线，破坏了出卖我国利益的是刘邓。　
　　康生：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是刘、邓、王稼祥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我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制定的，不要把这些混杂起来，从对英斗争　120　多年，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在我国建了个代办处，你们去烧英代办处，也不请示周总理，我们打电话去（那时还没有烧）帮你们，你们不听，这里很可疑有反革命，脑子里没有敌人，没有敌情观念。　
　　伯达：康生同志说的完全对，这里有坏人，不听我们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坏人插手，化工部抢档案，中央文革打电话不听，那里有许多国家机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看那干什么！去年就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说这样干好得很，一次二次可以原谅，继续犯错误，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要有责任感，我们到西单商场里看过，我们感到痛心、落泪的，是毛主席领导的国家。不要搞武斗了，我们看够了。（谢富治：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的武斗戚：西商场武斗挑起者，康老说了不管是那一派的都要抓。）（康：如果抓错，我一块坐牢。）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强大的，不能允许这样干的，不要觉得我们是什么革命行动？（戚：反革命。）（康：强盗。）凡是破坏生产的头都要抓（戚：包括革命委员会委员）今天到会的大多数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我向你们致敬，但在座的就有个别搞武斗的。有一个人做了坏事不认帐，他说陈伯达讲话　70％　都是错误的，你不要太狂妄了！有些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称职，可以按巴黎公社原则撤，通过群众讨论。　
　　谢富治：分两大派，都是想撤自己反对派的委员会委员，我们希望他们自己撤自己那一派的。上海不分两大派，北京的学生到上海搞两大派，反对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革命委员会。　
　　伯达：北京这种风到处飞，自己地方还未搞好，就到处跑。　
　　（这时康生同志写了一张条子给张春桥同志，问张春桥同志今年还欢迎北京学生吗？）　
　　春桥：我来回答康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我代表六个省市发了言。在　4。20　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北京学生去年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充分感谢了北京学生那个讲话仍然不变。直到前一段，我在北京，听说北京的同学到上海，我还是给上海的同志说要欢迎，做好接待工作。但最近有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情，北京的一些学生说上海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某人，姚某人要靠边站，北京好多同学对上柴“联司”这个组织支持，说上海镇压了“联司”。上海群众对“联司”的行动我是完全赞同的。其实上海革委会并末表示态度，群众说我们右倾。“联司”这个组织性质变了，在工程武斗一年多了，是一些走资派挑动两派武斗，后来把所有反对市革委会的力量集结起来，反对市革委会和上海最大的革命工人组织工总司，到处打人，打死人不交凶手，解放军由工厂调查被打出来，革委会　20　人到工厂劝他们生产被扣起来，这样群众就开了十万人大会，会完了包围了工厂，要他们交出凶手，他们不但不交反而主动出去，因此群众气急了冲进去打了歼灭战，打了个漂亮仗。群众到那里是要“联司”交凶手，不是砸商场。但北京学生到那里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上海的学生也是一到武汉就反对曾思玉同志，我完全赞成北京上海的学生回来，回本地本单位搞大批判。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不要打乱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轨道，江西问题不是上了轨道了吗？再去实在是帮倒忙，我们欢迎帮忙，但不欢迎帮倒忙。对上海革委会打不倒，我是担心他们被人利用上当，我希望把自己本单位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出模范来，不要到处骗人，在上海我还敢顶顶，别的地方不敢顶，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在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也可能成为模范。我们上海要紧跟上你们，向你们学习。　
　　伯达：我完全赞同张春桥同志的讲话，上海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北京落后了，上海张、姚为首的市革委会中央是全力支持的。是上海革命群众支持的。北京的学生都回来。（谢：马上回来）　
　　康生：建议北京市革委会、红代会搞个文件，正面说明，动员在外地同学回来，报上登出来，做个根据。　
　　伯达：大家再看看十六条，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北京学生应该相信各地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你们去包办代替，去包办代替就是违背十六条。　
　　谢：请康生同志讲话。　
　　康生：讲的不一定对，粗鲁一些，不要生气。江青、伯达同志提出的问题是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传达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部署大方向的问题，不要当作随随便便的谈话。毛主席，林付主席经常讲，在中国的条件下，出现某些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如武汉出了陈再道是坏事，但当毛主席的路线给群众宣布，给解放军宣布了，局面就变了，坏事变成了好事。但不是所有坏事都会变成好事，这里需要条件，当前，第一，有毛主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动摇了这个条件就很不利。第二，有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付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去年十二月卅一日中央通知上讲述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最主要支柱，任何情况下不动摇，相信解放军。一年来事实证明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解放军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我这里有很多电报，很多国家，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今年“十·一”要来看我们文化大革命成绩，北京应成为模范，世界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检验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国庆快到了，他们要来，我们是有成绩的，但是否可以搞得更好些。过去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情况变了，我们要坚决拥护毛主席司令部。坚决拥护解放军，坚决执行中央文革指示，改进前进中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有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包括蒋介石，还在到处钻空子，破坏，他们不来搞破坏吗？琉璃河水泥厂发生了武斗，可发调查以一下，过去那里有国民党支部存在。十一个解放军都打伤了。　
　　谢：革造、红造两派打仗，把军管会主任打了，打死四个人，而参加谈判的不是工人，是学生。炮兵师政委被打了。　
　　杨成武：工人阶级没有利害冲突，为什么分成两大派？这里面是有敌人的，是有阶级仇恨的。　
　　康生：一个工厂都是无产阶级，少数坏人捣乱，两派工人为什么那样刻骨仇恨，想想，应该是没有不可调和的，但甚至打死了人，这是什么样的道理？除了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还有一小撮走资派，有少数坏人，地富反坏右，国民党伸进黑手。无论如何要有敌情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敌人要垂死挣扎，美国过去用月牙形包围圈封锁我们，印尼反动派杀了印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