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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1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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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七号。你想想吧，今天是十几了？天亮是十七了，已经十天。可是今天还来蒙混，这样对待党中央啊！（众：谁对抗党中央，就砸烂谁的狗头！受蒙蔽的同志醒悟过来！）而且信任他。你们听听，怎么传达的这几条决定的。我经过联络员董执同志找财政部接管委员会常委，传达了总理指示：一、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二、总理要接见财政部的同志；就是要接见你们造反派喽！三、财政指标要在三、五天内下达，因为这个计划已在十二月搞出来了，时间已经晚了，希望他们下达嘛；四、业务工作由杜向光同志请示李先念同志。信任他呀！他站在造反派方面，我们信任他，还不够信任哪！？五、吴波同志休息。因为吴波同志被斗的身体不能支持了，所以要他到国务院里头来休息。（先念：我的秘书在这个地方，你今天来围攻。）对于杜向光，我们是这样照顾他的呀！他的回答是什么？我念给你们听听。他说：“我个人意见，造反派夺权问题，根据当时形势、中央精神、《红旗》社论、财政部的实际情况，财政部的造反派夺业务权是应该的，夺的对的”！你们听听。先念同志问他：“那么总理的指示你为什么不执行呢？”他说：“不理解，不能执行。”他说：“不理解，不能执行，难以肓目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命令在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他可以说不能盲目执行！我们党内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但是要执行。你们看看党章嘛。他是一个付部长，当一个副总理代表中央和国务院要他执行一个决定，执行财政部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这样一个决定，他竟敢拒不执行。现在各个部都是用监督业务的办法嘛，外交、公安、财政……，公安到现在还没有监督，我们不打算执行监督了，外交也到这个程度嘛！李先念兼财政部长嘛。我们信任他（指杜）他竟然这样来对抗，玩弄这样的手腕，把这个决定挡住，使财政部的造反派犯错误，夺了全部的权，自己宣布吴波如何如何，我们不能承认哪！党中央没有批准嘛，党组也解散了，你们看看，党的组织有可以由群众解散的？
财贸系统，我支持你们造反派的，我跟先念同志站在一起的嘛！敖本立同志，你应该知道……，你应该说公道话嘛，（敖：总理是最支持我们财贸系统的，多次接见我们，我们没有做好工作，对不起，我们向总理道歉。）（先念：我的秘书在这里，你们围攻了没有？可见吴波、姚依林你们都敢围攻的！）（有人揭发质问）（敖：今天是这样的，头一次，因为平常接见都是通过我们联委会，然后再告诉我们和造反派。今天不单是通知财政部，而且通知各个部、粮食部，都是些当权派和司局长级，有的过去是保守势力、旧文革主任……）这个他们通知错了，一打电话，我就说既不能出席，就叫他们退了嘛。（先念：我和总理两个在中央开会。）我们不晓得这个事情，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改了，所以我刚才没提这个事。他们没征求我们意见就通知了。那么，杜向光（转向敖）你认识的嘛，他就混在里面的，你看，你就不检查了，你就不帮助我们来做这个工作了。我们这么信任你，杜向光他一直坐在那儿的嘛，很能闹事。行了，行了！不说了。有同志可能是受蒙蔽的，等回去再说吧。反正杜向光这个问题你们听得清楚，这样的话象不象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付部长对待总理的态度？我们的要求一点也不妨碍造反派监督业务嘛。历来我跟你们说要监督业务工作，是不是？（敖：这是大家都听见了的）是嘛，我几次座谈会这样说嘛。我没办法，只好把你们大家都请来了。财政部我知道的，第一个单位嘛，这么多人嘛，完全可能，你们欢迎他，就相信他？你们以为杜向光会帮助你们把大权夺到手里哇！这是弄错了。同志们！你们这样子造反，会走到邪路上去的！你这是夺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你们要走到邪路上。我劝你们好好的觉醒过来。财政大权能够这样子让你们夺？这是中央，不是地方啊！地方是受中央监督的。中央财政大权都给你们，预算权等等归你们。到中央还有什么？人权、财权、军权、政权，就这几个呀，党权更不用说，难道毛主席把党权交给你们大家？把政权交给你们大家？你们夺到中央来了嘛，这是中央的权嘛。还有外交权，这也是中央的权。那一个《红旗》社论讲到这条的？财政不是单纯一个部，它是代表中央实行财权的地方啊，就等于计划权，是计划实行的。就拿外事口子、财贸口子说，我一直跟这两位副总理商量，拿你们做试点，想搞出一个点，健康的发展，给全国做个模范。我始终鼓励你们，就在这儿，开过一次大会，比这次人还多，我还讲了话，结果我自己弄得搬得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这不光是我自己的脚了。你们看，让杜向光这样欺骗中央蒙蔽群众！你们这样上当啊！这权是不能夺的呀！党权、政权、军权，军权是最大的了，党权里有人事权，政权里有外交权、计划权还有财政权，这都是大权，能够大权旁落吗？毛主席能够这样子授权给造反派？刚闹起来就这样子负责吗？我们如果这样做，是要犯罪的呀！事情弄糟了，我们要负责的。这也不能怪你们！就在这个时候，你们还要把杜向光保护着，还要受他蒙蔽，我不能不抓了。而且我也是讲道理的，几次三番请他出去，联络员请他出去，后来秘书请他出去，后来我知道了又请他一次，他还是不走，这总算仁至义尽了吧？他上次跟李先念同志谈话，谈到最后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连会都不负责开。他说：“现在我们权已经被夺了，没有权了，不能召开党组会议了。”可是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头子。他是站在另一方面来混水摸鱼，把大权夺在自己手里，这不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呀！这种人能信任哪？这要把党的事业、把我们人民的事业、把革命的事业搅乱吗！财政部不但有一个杜向光，还有一个黑手王学明，也在那个地方耍伸手的，不过他犯了罪，所以不敢公开站出来，在背后。你们年轻，你们犯错误是允许的，但是要觉醒，不要跟着继续下去，那就不对喽！对革命对运动不利喽。我们不会挫伤你们闯劲的干劲的，但是到了错误的边缘啦！我们要提醒你们，不要走到邪路上去。所以我首先说我自己，我太信任你们了，没注意你们当中有人混水摸鱼。你看，前一次接见你们的时候，关于你们外贸系统的同志财金学院的同志贴我的大字报的问题，我都说这个不要紧的，你们把事情都说出来，把事情解释了就可以了，我说对我来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要你站在友好的态度上，不是敌意，尽管大家有意见，我都替他们做了解释。我们几十年的共产党，跟毛主席走的呀，这种容量应该有的，不然怎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前进呢？但是你要犯这样的严重的错误，我就不能容忍了。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了，这要造成党的损失、国家的损失、人民的损失、革命的损失。今天先念同志和我为什么来晚了呢？我们开别的会议，今天还签了一个对毛里塔尼亚援助的协定，可是我们对外经委主任天天被斗……斗了一个多月，工作都没去做。这样的情况怎么能继续呀？我让你们夺文化革命大权，监督业务。两条：领导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没有料到发生这些事情，我心里很难过，逼着我最后只好下命令要方毅同志休息。不然几千个项目放在那里没人管，革命和业务要结合到一起嘛！要政治挂帅嘛。
财政也是问题呀，予算要稍微耽搁了，国家要受多大损失呀！我们渡过最困难的年月，三年灾荒，苏联撤退专家，加上我们自己工作上有些错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财政上把外债还光了，把内债也还得剩下很少一点了，今年一九六七年，六八年大概就还光了吧，难道这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道这也是修正主义路线？要看大的方面呀！同志们：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不能完全不看全局，就听信一两个人背后给你们的材料半真半假似是而非的材料。这样的材料你们就相信？你们这样，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乱的。在最困难的年月里，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自力更生，在外交战线的斗争上和反修的斗争上，我们的朋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财政战线上，我们还清了外债，内债很快要还清，赤字没有了，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和我们相比呀？不管帝国主义、反动派修字号三类国家，他们不是外债，就是内债，象美国这样，有多少内债呀？财政上有赤字，还有多少亿的各种形式的内债。我们变成这样一个国家，你说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为指导，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呀？不错，在一段时期中，财政系统有陈云的思想，但它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个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批评了，毛主席的路线又胜利了。不看大的，不算总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子斗法，这样子批法，你们能够不走到邪路上去？不要上这个大当！刘少奇，他在一九六二年就是相信那个赤字，就是要搞另外一套。大概你们根据揭发的材料已经知道了，但是那个并没有成为事实，我们顶回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事情做好了，没有经过五年，只用了三年功夫，到了六四年就整个发展起来了。你们是管财政的，你们如果懂得业务，就知道嘛。外贸的发展，那是你们外贸的事了。外贸的确有许多政治不挂帅的地方，我们也常批评。吴波政治也是弱的，但是他在执行命令方面是坚决的。如果仅仅是一个桃园大队，那是碰着去了。当然，刘少奇让他报告。但那是四清工作，怎么能算是刘党呢？不能这样断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先念：吴波的政治我向你们交待过多次，你们硬要把他打成反党分子，什么道理？）批评是完全许可的，但是结论党中央还没有做，你们不能做，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同意不同意是中央的党权嘛，党的决定中在中央嘛。我告诉你们，农林口就象王震同志这样子捣乱，你们大概也听说了，一直到最后揭露东西更多了，他就是反扑，最后，我们还在保他，一个人要看一生嘛。把老干部这样子行吗？红旗第三期出来以后，我没有跟你们见面了。大概你们也听先念同志讲了，要你们好好学习。你们看社论第三部分，那里面所有犯错误同志的一段，从笔调可以看得出来，那是主席亲自加的。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呀，行吗？你们就能接班哪？（先念：姚依林同志在这里休息，你们商学院下了通缉令？）
到底是中央作主，还是你们作主？你们下这样的通缉令！姚依林休息，是我下的命令。在主席那里，这些人都提到了的。我下的命令要他回来，在国务院休息，就是在中南海休息。你们下通缉令，就是对我们通缉。在中央领导底下，这样做，我们怎样信任你们、怎样支持你们？你们还年轻，你们的闯劲、革命性我们支持，我们千个万个支持。但是仅仅有革命性没有科学性、没有组织纪律性不行。这是中央的业务机构，更加不许。军队，主席常说不能一冲，得有两冲。两冲就是既有勇，还有智。有勇有智才能打胜仗。做政府工作更是需要如此。过去是政治挂帅，或者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许多部门是有这个毛病。和你们交谈时我什么话都给你们讲的，能告诉你们的，都告诉你们。可是，你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呀，你要把党权都夺去，把政权夺去，把发号施令权夺去呀，那怎么行！没有界限了。同志呀，有些事情总是从反面教育对大家更深刻。如果没有杜向光的这一手，那要说清楚这个事情，不知道要费多少口舌。今天不需要多说，你们大家都支持，这里面有党性、阶级性的问题。同志们：这是个阶级斗争，这就叫阶级斗争。利用造反派的名义，混水摸鱼，鼓动财政部不明真象的同志起来反党，要夺取中央的财政大权，结果你们几乎上了他的当。没有今天这一下，揭发他还得费事呢。他自己送来了，而且我先礼后兵，劝他退，他不走，逼出这一手。靠一个杜向光就夺党的财政大权？这完全想错了嘛。同志们：我原来想预先经过李先念同志告诉杜向光打一下招呼，让他说服大家，然后我再来见财政部的造反派，就好说一点了。可是现在看，要他这样的人来管这个事情，你说我们糊涂不糊涂。是不容易看清人哪。
同志们：这样暴露也好，你们也被骗了，我们也算被骗了。因为先念同志不熟悉他这个付部长，我更不知道他怎么来的，现在正查他的档案。你们把原来的名单换了几个，另个有没有司局长来？（先念：有一个葛复村。）你是不是司局长？（葛：我是付局长。）你为什么参加呀？没有你的名字嘛。（众：走！走！……）不要解释了，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嘛。（众：商业部还有一个司局长来了。）（先念：有名单的。）哪一个？如果有名单，同意了就是另外的事了。葛复村让他回家去，不要管了。当然，干部三结合我们是主张的，但是现在还没有成熟嘛，混水摸鱼的方法是不好的。现在是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从两条路线斗争进入到新的阶段。你们看了《红旗》杂志第三斯社论，也可能听过我在人民大会堂劝各地同志回老家时所作了个广播演说，我在一月二十二日也讲了夺权斗争。实际上我们从上海夺权斗争开始，就进行这个准备了，我也给你们谈了，一月十几号就谈了。你们财贸大会什么时候开的？（答：一月十八号。）我在那里讲话，支持你们的夺权斗争嘛，支持你们领导文化革命，监督业务嘛，是鼓舞你们的嘛。你们开大会，比外事口还早，他们到现在没开成。我完全是希望你们能够树立起来，先念同志也是积极支持。我们两人商量，给中央报告，想拿你们做试点，多次接见谈话，结果弄成这样的局面。不过现在事情也不坏：反正夺权斗争才仅仅一个月，上海开了端，上海工人阶级带了头。我说，第一张大字报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一向以北京为先。从“五·四”、“一二·九”、“反饥饿斗争”，一直到这一次文化大革命，都是北京大学带头，那么，到了夺权斗争这个阶段，就不是一张大字报所能解决的，就需要广大群众去发动了，上海工人起来带了头。
一月五号文汇报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然后跟着有反经济主义的十条措施，这一次也是毛主席首先抓住的。主席比我们都看的快，文汇报，我们还没有看到，主席首先看到，象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样，把我们召集去说要支持，人民日报一月九号登出来，以后紧接着发表了一些东西。十六号在主席那儿的会议上决定，夺权斗争需要进行三结合。就是在地方上，要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要有解放军的代表，还要有革命领导干部，一种是一直站在革命路线方面的；一种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改了的。不仅如此，还有即使是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还允许他将功折罪。这样的意见，我在一次铁路系统的会上也说过，我说：有些干部虽然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但是还允许他将功折罪，撤职留用。我有四句话：“撤职留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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