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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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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些人学他。想到此,这样下去的事情出现波折,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这是全世界人民最高利益,这是大前提,为了全中国、全世界人民而奋斗,这样锻炼我们,可以不断工作,尽管累,总是高兴,用这句话勉励你们,最大的收获是党的收获,是人民的收获,做人民的螺丝钉,这是雷锋说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雷锋、王杰,不但教育了你们,也教育了我们。 142) 周恩来接见华北局机关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1。13
〖地点:中南海办公厅。被接见单位:华北局机关“卫东”战斗队、华展革命造反小组和南开大学卫东、天津大学八一三、山西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
一、你们向书记处和李雪峰要什么材料,可以提出来,我们帮助你们商量。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你们采取行动以前应给我打个招呼。李雪峰的文件你们既然封了,就暂时封着。解学恭的文件你们已经拿去了,应该送回去,我派黄政委(北京卫戍司令部的)去,由他解学恭和你们的代表三方签字,先封起来,你们需要什么材料再商量。关于华北局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文件。这本来没有什么秘密的,如果你们已经拿走了,可以分分类,可以公开的就公开,公开不好的就封起来。你们青年人要看大方向,可以参加社会上的斗争,不要搞文牍主义。李雪峰这个人的毛病就是爱搞烦琐哲学,讲起话来没有完,你们不要钻进去。
二、李雪峰和彭真不一样,但他有他的问题。以前彭真根本没有把李雪峰放在眼里,他指挥不动他,李雪峰的检查,主席、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都看了,提了几点意见,他加上了,日期没改,李雪峰也有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李立三的问题,中央停止他出席会议,因为他没有参加文化革命,以前犯机会主义错误,还有其他问题,这个人不适合在中央工作,他最近还给中央写信,对停止他出席会议表示不满。
八千人大会(指北京市农村四清工作干部会议)是彭真留下的烂摊子,这个会是老实人办的事,本来就不应该开。现在有些人认为揪出来的就是死老虎,不感兴趣,这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主席思想。
三、接待不能解决问题,接待就是为他们服务,让他们回去,打回老家去,在本单位闹革命。华北局接待工作,你们要提意见,在接待工作中要反对经济主义,要什么,给什么,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这次接待和过去接待红卫兵不同,接待红卫兵是有组织的,一次可以接待一、二百万,后来来了些小同学,我们采取军训的方法也解决了,一次接待三百万。现在不同,来的大都是工人,徒步来的也没有想到有那么多,另外,一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彻底改,他们把矛盾上交,搞经济主义,要什么给什么,破坏生产。来的绝大多数人是受蒙蔽的。所以接待工作还要搞,一开始就要下定决心搞好,要有秩序,要和他们搞好关系,然后劝他们回去,自己解放自己。如果和他们采取对立态度,这就会便于坏人利用。我做工作还有自由,他们一出来就被揪走,被一个单位揪走,其他单位就找不到,不象我这样,每天可以做十七、八小时的工作。天津的压力大,来人多,现在天津还有打架的现象吗?你们(指南大卫东和天大八一三)要写呼吁书,弄个宣言号召:一个矛盾不要上交,一个不要武斗。你们是造反派,你们要主动做工作。你们要制止武斗,要搞文斗。
四、你们是华北局的造反派,一定要负起责任来,住在机关的人一定要搞清楚,他们(指八一三和卫东)来源,很清楚,来源闹不清要出大乱子。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说不定什么时候搞你一下,当然也没什么。最近化工部出了问题,(有人)冒充三司的名义撞进去,把所有门都打开了,抢走了许多军事秘密,后来一查这个组织,他们连他们人员的姓名、籍贯也搞不清楚,看来可能是个黑组织。你们(指华北局卫东战斗队)要想法保卫好华北局机关。
五、(在登记每个人的政治面貌时)党员和群众,应该是党员和非党员,团员和非团员,不应该是党员和群众,如果那样就把党员和群众对立起来了,好象是把党员凌驾在群众之上。这个意见过去给安子文说过要改,就是改不过来,你们(指华北局机关卫东战斗队)是组织部的,你们以后应改过来。
(看到南大卫东同学时)我在南开也挂了名,但只能说我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因为我只上了半年大学,闹学潮,但和你们现在闹学潮不一样,你们现在是幸福的,对“八·一八”要分化、教育、争取,但不要分化得太激烈了,不然他们接受不了。八一八也做了点好事,调查集体自首是他们首先搞的,在北京第二司令部谈话时,他们很坦率,有马骏的孙子,他们承认他们是保守的,他们说他们要开门整风。
(南大“卫东”同学:“八·一八”说周荣鑫是卫东的后台。)因为他女儿是造反的,她还上过天安门,我当时不知道,不认得她,所以他们说周荣鑫是你们的后台,这根本不是。你们应提高战斗水平,不要搞小动作,要堂堂正正,最近清华把王光美骗出去了,后来蒯大富给我打电话,说他不知道。
卫东说:我们的广播社被八·一八砸了。
总理:现在天津还有打架的现象。
天津大学“八·一三”说:比以前好了点,但还有。
总理:你们是造反派,你们要制止,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要主动作工作,挑动武斗,你们写呼吁,弄个宣言。
机关“卫东”问:关于接待问题……
总理:你们是机关的造反派,一定要负起责任,查清驻在机关里各派的来源,他们(指八·一三和卫东)来源很清楚,是两个大学的造反的,他(指太原中学生)也来源清楚,来源闹不清要出大乱子,化工就出了乱子,名义上是三司,实际上是黑组织,前天他们冒充三司,撞进去,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了,抢走了许多军事机密,有坏人钻空子,你们(指机关卫东)要想法保卫好华北局机关。
机关卫东:华北局来人很多,大部分是天津来的。
八·一三:最近天津来了近两万,听说要有人来,说也不听。
总理:非说服不行,接待就是让他们回去,到本单位闹革命,一个是为他们服务,另一个是劝他们回去,打回老家去。
机关卫东:华北局书记处接待任务不明确。
总理说:接待就是让他们回去,到本单位闹革命,一个是为他们服务,另一个是打回老家去。
机关卫东:机关的干部不敢出来见群众。
总理说:我做工作还有自由,他们一出来,就被揪走,被一个单位斗了,其它单位找不到,不象我这样,每天可以做十七、八个小时工作。
八·一三:现在华北局人很多,吃饭很不方便。
总理说:华北局接待你们要提意见,不要搞经济主义。
机关卫东:同志们认为,李雪峰和陶铸是刘、邓司令部的哼哈二将。
总理:(笑了笑)那不见得。
卫东、八·一三:李雪峰的检查很不彻底。
总理说:李雪峰的检查到中央来,主席、中央常委、中央文革看了,提了几点意见,他加上,又缴上了,主席看了,日子没改。李立三的问题,中央停止他出席会议,因为他没有参加文化革命,以前犯机会主义错误,还有其它问题,这个人不适在中央做工作,他最近还给中央写了封信,对停止他出席会议表示不满。李雪峰也有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彭真半年来不紧张,养肥了,最近红卫兵把他揪出来,才紧张了一点,以前彭真根本没有把雪峰同志放在眼里,他指挥不动他,八千人大会(四清工作会议)是彭真留下的烂摊子,本来不应该开,这是老实人开的,同志们有意见,没有对旧市委,而对新市委,我同意雪峰同志给他们文件,但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查他要经过中央同意,关于你们拿了解学恭的材料,要送还,你们,我们派代表军区政委黄同志。
总理说:(记下)并对他的秘书说,告诉北京军区。 143) 周恩来接见军队参加文化部文革工作队的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1。13
〖解放军参加文化部文革工作队“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和到工厂参加四清的代表出席〗
同志们:
你们在这里开会,肖华同志告诉我,我有责任见你们,你们今天有两部分代表,一部分是参加文化部工作的一千五百名干部,一部分是到工厂参加四清的。本来这两批人任务不完全相同,但时间碰在一起了。
第一部分是文化部的同志,两年前,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始批判文化部,毛主席说文化部是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实际上已证明毛主席所讲的,文化部是修正主义的部,指的是陆定一、周扬、齐燕铭、夏衍等人所管的文化部。
六四年文艺改革,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表面敷衍实际反对,六五年整风,他们又蒙混过关,当时的领导不是好人,是在陆定一、周扬的领导下。另一方面,北京是彭真领导的,表面上和文化部不一致,实际上他们暗中合作,把文化部搞得乌烟瘴气。毛主席的许多指示不传达,他们的文件经刘、邓一批就下发。
改组文化部,也是毛主席的主张,我支持。当时考虑,文化部份由解放军来搞为好,现在看来文化部无存在必要,除了电影局和一些业务局外,其他的由政治机关领导就行了。当时改组,调解放军同志,陆定一通过中央组织部,向解放军要人,找到肖望东。这个人政治上不太强,担任文化部长,实际上不够条件,我问陈毅同志,他也说不太行,因为解放军支持,就调来了。
这里陆定一是否和安子文、罗瑞卿有什么默契那时不知道,现在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不是适当人选,他的几个助手也不行,如石西民,上海市委,华东来的,也不行。从华东第一任调夏衍,夏衍是三十年代人物,调他离开上海,打破他那一伙,始终让他担任党组书记(这句话没有听清楚)。后来调徐平羽,也不行,石西民也不行,在柯庆施领导下,他可干些工作,但到文化部不行,赵辛初是湖北省委书记,做农村工作有些见解,但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也不行,班子不强。调来一个一军的政委,后来当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颜金生,两年前搞机关革命,推荐他来的,他搞军队机关革命有些经验,但到文化部不适合。这个班子是陆定一组织的,不是强班子,当时正赶上陆定一把持中宣部,从未认真地搞文化部革命,领导班子不强,有若干问题。
故在去年春天,肖望东提出增强文化部,我们那时就想从解放军调人加强文化部,因为文化部有许多群众团体,十个协会,问题成堆需要一批人,当时中央讨论了的,要一千五百人来加强文化部各级机构和各单位。这一决定是中央决定的,也报告了主席,派干部加强文化部,至于到文化部干什么,那是中宣部、文化部的事,得到中央指示,总政很热心,从沈阳、南京军区、各军种、兵种、各总部调来了一批干部,调来时已经是六月份了,陶铸兼宣传部长,陶铸、肖望东直接负责这件事,目的是达到加强,改造文化部的各直属机构、直属单位。不是为了参加文化大革命调来的,但调来以后,正碰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了,好像和工作组有点联系了,但实际,目的、任务不同。
另一批是搞文化大革命的,聂元梓大字报发表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北京市委改组,北大改组,许多学校、机关、工厂要求派工作组,北京市彭真、刘仁领导十七年,北京市和各机关厂矿的领导,新市委无法搞清,革命造反者未起来,很难搞清,在北京市的各级领导中,彭、刘的党羽仍暗中活动,派工作组是一般的客观要求,我们到南方向主席汇报时,主席讲,工作组可以派,也可以不派,看一看,刘邓未重视,陶铸也未重视,纷纷派是六月中下旬,从军队调了很多人,参加学校、工厂、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有的还直接带队,到处有工作组,这是受当时的空气的影响,未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特点和前途,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未把主席的指示认真对待,形成一条反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你们两部份工作组客观上受影响,你们是奉命调来文化部的,虽然是解放军,但是来工作的。第二部份人是调来参加工作组的,不管是那一部份,你们都接受党的决定。马上就离开岗位。特别是后一部份,命令一下就上了前线,未得到应有的学习和提高。这两部份同志是忠实于党,忠于毛主席的,主观上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好的,你们担负的任务是党的决定,尽管因错误路线影响犯了错误,但不能因此把这个忠实执行党的决定,这个组织纪律性抹杀。如各单位群众有怀疑,全军文革应出来负责解释。我站在中央负责岗位上,应给你们回答。第二类的文化革命工作组也担负工作任务的,因担负文化大革命,也类似工作组。本来是两个目的来的,时间性纠集在一起,当时刘邓制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一种受文化部的影响,因文化部也坚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受影响,由于个人政治修养、锻炼不同,都或多或少地执行了,直接作工作组的,和新市委、各部机关、厂矿一样,也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
没有这样作的,没有执行错误路线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以前是吴冷西搞的,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既接受彭真又接受陆定一领导,他是彭、罗、陆、杨集团的走卒,主席对吴冷西多次批评过,他没有改变,过去是邓拓,邓拓影响未肃清,胡乔木同志也有许多修正主义观点、资产阶级观点,影响了人民日报,主席经常批评人民日报写不出好东西,写不出马列主义的真货色,实际上人民日报也是重新改组的,因为他是党中央机关报,不仅在国内,国际上也出名,因为有许多反修文件是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名义写的,实际上绝大部分不是人民日报写的,是伯达同志写的,是康生同志和搞理论的同志写的,人民日报来个大改组,象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改组,把旧的推翻了,是两个报社的青年造反派把它推翻的。人民日报由伯达同志挂帅组织工作组,是全国第一个工作组,五月卅日进去的,六月一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六月二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从那时以后就改观了,七个多月,变成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报纸,发表了很多好文章,有些是基本上好的,也有的有缺点,但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主席思想通过它来宣传,因为伯达同志挂帅,彻底改组,从解放军报调来一些编辑,一改组工作组的名义就撤销了,伯达同志是工作组组长,他到杭州听了主席的指示,主张一定时候就撤,这个工作组不能说是执行了反动路线,伯达同志六月下旬提出撤工作组的建议遭到刘邓的反对,陶铸也支持刘、邓。除这个工作组外,北京市的其他工作组或多或少,或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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