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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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年中，培养了大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人才。高等学校毕业生139万，为前7年的49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211万，为前7年的23倍。1957年到1966年，科学技术工作人员由130多万人增加到240多万人。在这十年中，科学技术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在资源勘探，矿山开采，工农业生产，医疗技术以及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提高。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牛胰岛素的首次人工合成，原子弹爆炸成功等，都证明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第三，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级，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搞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提出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十年建设的重大成就，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努力，艰苦奋斗取得的。这些成就，奠定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必须看到，在这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明显的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这两者不但存在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相互渗透和交织，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而错误的积累和发展，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虽然它本身还不成熟，没有力量阻挡错误趋向的发展，并且被错误趋向的发展所压倒。但真理终究不可能被摧毁，它的相当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作用，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在实际工作中仍取得一定成绩的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准备，成为新时期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一讲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
　　经过几年国民经济的调整，我国经济恢复和发展都比较迅速，社会生活比较稳定。从1966年开始执行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人们满怀信心地积极工作，努力生产。虽然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仍在进行，但对全局没有产生太大的震动。但是，就在国内形势发展比较好的时候，人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却突然降临。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全国大动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大风暴的导火线，是一篇在地方报纸上发表的批判一出戏剧的文章，这就是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的作者是我国著名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他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写这个剧本的。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不顾事实，捕风捉影地把1960年写的剧本中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因而文章发表后，在舆论界引起了各种猜测和议论，很多人投书报社表示不同意姚文的观点。由于姚文蛮横无理，明显违背中央文艺工作的方针，加上人们又不知道此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背景，所以当时除华东各省报纸迅速转载外，十多天内北京和其它省市报纸均未转载。中央书记处对姚文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在大体了解文章发表的背景后，北京各报刊才陆续转载了这篇文章。这引起了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不满。由此，更加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得到了证明，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2月，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中肯定并表扬了姚文元的文章，但又认为姚的文章没有击中要害，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谈话，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到1966年初，对海剧的批判就发展到了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
　　为了解决学术批判中的不正常情况，　1966年2月3日，　彭真作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在北京召集小组开会，　拟定了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后被称为二月提纲）。　提纲的主旨，　是试图从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　方针、　要求等方面，　对已经出现的极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　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之中。　这个提纲，　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同意，　也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过，　于2月12日，　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　中宣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　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　的所谓　“要害”　的文章。
　　江青等人对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抵制感到焦虑和不满，便在取得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后，于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由没有参加会议的张春桥等人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是“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由他建议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央批准，于4月10日转发全党。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这个纪要的形成，也是林彪、江青相互利用、勾结的开始。《纪要》批转后，全国报刊对所谓“黑线”的批判，迅速扩展到各个领域。
　　3月底，毛泽东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都要解散。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毛泽东谈话后，中央书记处于4月停止了彭真的工作。
　　与批判《海瑞罢官》几乎同时，经过林彪的策动，在军队中制造了对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政治陷害事件，罗瑞卿以“篡军反党”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在这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以无中生有的罪名被调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受到诬陷，并被停止工作。
　　这些接连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同报刊上声势汹汹的政治批判相呼应，造成了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正是由于对剧本《海瑞罢官》的批判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所以它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线，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二）“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
　　虽然此时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政治批判愈演愈烈，已经波及全国，理论宣传战线一片混乱，但它并没有引起广大群众和实际部门工作的大多数干部的充分注意。对彭真等一批党政军高级干部的揭发批判，虽在党内引起巨大震惊，但它也仅限于党内较小的范围，不为广大党员干部所知。那么，要动员亿万群众投入运动，就需要中共中央发出公开的号召，有必要召开中共中央的正式会议。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简称五月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共76人。毛泽东在外地，委托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指定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这次会议主要议程有两项：一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的所谓“反党错误”，一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会议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他们的“反党集团”问题。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在外地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所谓10条罪状，逐条进行批判，断言二月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这个通知从形式上看，是针对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进行的全面批判，而实际上系统地表达了1957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确定了“左”的方针政策；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也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通知》对党内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量，抹煞了建国17年来各条战线上的重大成就，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对国内和党内政治形势的错误估量，制定的“左”的方针政策，对日后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严重恶劣的影响。
　　党的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标志着“左”倾方针开始在党中央占据支配地位。
　　根据《五？一六通知》要求，撤销了原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8月2日，党中央通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月30日，党中央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任重、刘志坚、陶铸、谢镗忠、尹达、穆欣不久受到迫害和打击，中央文革小组完全为江青所控制。中央文革小组掌握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它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为了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全国普遍而猛烈地燃烧起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措施。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诬陷、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
　　康生背着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将这份大字报的印件送给了当时还在南方的毛泽东。经毛泽东批准，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接管了人民日报社，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宣传。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求“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号召彻底破除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6月1日晚，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在刊载这篇大字报的同时，发表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指责北大的党委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鼓动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任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市委第二书记。改组北京市委的非常措施，迅速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接着，毛泽东批准派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一切立即引起了全党、全国上下的极大震动。一些不明真象的青年学生，首先起来“造反”。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红卫兵运动”从此出现。这样，以“乱”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
　　运动之初，毛泽东不在北京。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依照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