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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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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号召全党同心同德，团结全国人民，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提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并且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使党在指导思想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一方面对振奋全国人民精神，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促使党内“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大跃进”的方针，逐步取代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 、“大跃进”的实施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由于党内“左”倾思想急剧发展，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由思想发动阶段进入了实施阶段。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
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大加鼓吹，并且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是所谓的“条件论”。
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4月，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试办了一些一千户以至几千户的大社。7、8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河南、山东等许多地方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建立。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党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工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商业工作以及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会议讨论通过和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一系列文件和决定。
会议从对农业生产形势的错误估计出发，不切实际地确定了工业生产的高指标。会议指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3000亿公斤至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长60％到90％”。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要求工业战线迅速赶上去，并使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移到工业方面来。会议正式作出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同时规定1959年的指标为2700万吨至3000万吨，两年超过英国的钢产量。
会议认为建立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公社目前还是采取集体所有制，不忙于改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北戴河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会后，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几千万人（估计约九千万）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一切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也打破各种规章制度，大搞群众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同时，以钢铁为中心，兴起了电力、交通、水利、文教等各行各业的“全民大办”，叫做“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乃至科学研究，写诗画画，都要大跃进，放“卫星”。这种完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规模群众性的盲目蛮干，造成人力物力巨大浪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北戴河会议后，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到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26万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户的99％以上参加了公社。“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泛滥成灾，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国民经济出现全面紧张的形势。
三 、党努力纠正经济工作中已经觉察到的错误
北戴河会议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分赴河北、河南等省农村视察，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开始对“左”倾错误做法有所觉察并着手纠正。于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在8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努力纠正觉察到的错误。
1958年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他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批评了有些人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强调要划清两个界限；批评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实质上是要剥夺农民。他强调要保护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郑州会议后不久，11月下旬，毛泽东又在武昌召集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作了准备工作。11月底到12月上旬，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针对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衷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衷于发展生产力，大力实现工业化，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只能使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倾向，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针对那种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动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和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针对那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党在任何工作中必须坚持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必须力求对情况的判断接近客观实际，把我们的计划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会议初步降低了8月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各地普遍开展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急于过渡的势头是刹住了，但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仍然存在。为了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党中央于1959年2月底至3月初，在郑州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不了解公社的所有制也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公社一成立，就取消了生产队所有制，实行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所在。他强调，平均主义的倾向否认各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即否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过分集中的倾向否定生产队的所有制，否定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调到公社来。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为了纠正上述两种倾向，毛泽东提出十四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这次郑州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和方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为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作了准备。接着，4月2日至5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并提出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名单。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帐一般不算的规定，提出不仅要算而且要退赔。还补充规定人民公社实行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1959年6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降低了钢及其它产品的计划指标，这对于纠正工业高指标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的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有重要的长远的意义。但是，由于当时毛泽东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然完全肯定。所以纠“左”的努力，虽然认识逐步有所深入，总的都是在保持1958年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进行的，而且沿着反右派扩大化以后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路，认为如果怀疑或者否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那就是“观潮派”和“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中央已经确定的纠“左”措施，也远未完全落实。因而“左”倾错误没有彻底纠正，形势没有根本好转。特别是庐山会议后期发生重大反复，造成整个形势的逆转。
四 、“左”倾错误再度发展，国民经济严重困难
为了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继续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党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时，毛泽东首先讲话。他指出当时国内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提出国民经济发展的安排要按农、轻、重为序；强调必须使生产队成为三级所有中的基本核算单位；要求把下放的权力适当收回，加强集中和统一领导等。还讲了国际形势等问题。
7月3日至10日，会议分组讨论，按毛泽东讲话中提出的问题，自由发言，各抒己见。7月中旬，会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各大组讨论情况整理成会议纪要，下发给与会人员讨论。在讨论会议纪要时，对国内形势两种不同看法尖锐化：一种认为“左”的倾向仍是主要的，要继续反“左”、纠“左”；另一种则认为形势很好，不愿听对“左”的倾向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同志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以利于会议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他的信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认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而的紧张”。这种矛盾就其性质来看，“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和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还提到纠“左”一般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彻底克服“左”的思想，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指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在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讲话，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的批判。8月2日至16日，中央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全会开展了对彭德怀及持相同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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