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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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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就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提出了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敌我矛盾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这就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明确了在剥削阶级消灭后，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地位。
毛泽东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虽然还有阶级斗争，但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的地位。敌对阶级的矛盾已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党在国内问题上的主要任务，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了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
第四，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
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经济工作上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一系列正确方针。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解决这些矛盾时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最重要的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那种主张实行西方的两党制，鼓吹绝对民主、绝对自由的倾向。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出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的方针，坚持和发展了党的八大路线，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它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四 、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日渐显现和突出。这些矛盾，通过或者联系到人民群众同他们的领导者即人民政府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而集中地表现出来。为了解决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并且学习在由革命转入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课题，以更好地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决定：明年开展全党整风。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整风运动的任务是深入地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既要对缺点和错误进行严肃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又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整风指示发布以后，全党的整风运动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自上而下地有步骤地开展起来。组织党员认真学习文件，在学习文件基础上，总结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党中央强调要开门整风，召开了党外人士的座谈会，欢迎他们提出批评建议。广大党外人士和群众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他们希望共产党领导得更好，对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这对党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都有重要的作用。整风运动取得了初步成效。
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企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右派分子人数虽少，能量却很大。在他们影响下，一部分群众，特别是一些思想偏激、缺乏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发表了一些不利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形成了一股错误思潮，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人罢课闹事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反右派斗争。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时，《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对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如果对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不进行批判，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不坚决予以反击，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全国就要陷于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乱，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夸大了敌情，因而使得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表现在：打击面过宽，全国共划定“右派分子”55万多人，绝大部分属于错划，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误伤了大批同志和朋友，其中不少是具有一定才能的知识分子；打击的份量过重，大批的人处理得不适当；错误延续的时间也太长，使他们受到了长期的委曲和压制，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他们个人和对国家都造成了重大损失。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它反映到理论上，使党和毛泽东动摇和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发生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但这次斗争主要是在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和民主党派中进行的。在工人、农民等广大群众中不开展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所以扩大化的错误还是局部的。到1958年6、7月间，历时一年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
总之，八大前后，我们党在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方面，提出了许多新思想和新方针，取得了许多辉煌成果。尽管这种探索还是初步的，同现在的认识比起来，还很不充分，但是在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就能取得这样多的宝贵成果，其中不少是国际共运史上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在国际共运史上，我国当时已经走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前列。这次探索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它实际上是我们当前正在展开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良好开端。这一时期，由于贯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实事求是地调整了经济建设计划，加之党又领导全国人民大力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使得1957年度计划顺利完成，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
“一五”计划的成功，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并初步积累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充分显示了党的路线的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但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制度。党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还很不充分，许多新观念和新设想在全党还没有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许多新的方针政策还没有真正实行，或实行不久就发生了反复。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由于党内“左”的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因而这次探索没有能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坚持下去。在许多方面，甚至背道而驰，走到相反的方向去了，致使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很大的弯路。
第二讲 “大跃进”的失误
所谓“大跃进”，就是超乎常规的高速度。反映在生产建设上就是急于求成，反映在生产关系上就是急于过渡。“大跃进”是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一次实践。但结果表明，用“大跃进”的方法搞经济建设是不行的，它招致了失败，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大跃进”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偏差，以及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一 、“大跃进”的思想发动
“大跃进”的思想发动从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完成。它是伴随着对反冒进批评的不断升级而逐步发动起来的。
在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了批评。说反冒进吹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给群众泼了冷水，影响了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发展，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毛泽东在讲话中，又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实践，作了理论上的错误概括，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八届三中全会就开始偏离八大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观点和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会后，各省召开会议，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检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中国15年在钢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同年12月2日，刘少奇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祝词时，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人民日报》在11月13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要求各级党委在认真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草案的同时，向右倾消极情绪作斗争，掀起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新高潮。
1958年1月由毛泽东主持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集中了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并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者”离右派只差50米，今后永远不许反冒进。
3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论述了学习和独创的关系问题，认为学习别国的长处，这是个原则，应当坚持，但不能专门模仿，缺乏独创精神。他号召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不要自惭形秽，不要照搬照抄，要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讲话还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右派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同时，毛泽东在讲话中又进一步批评了反冒进，认为反冒进给右派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促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5月5日至23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刘少奇作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听取了邓小平作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听取了谭震林的《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反冒进造成我国经济发展1956年、1958年两头高和1957年低的马鞍形。同时批评了所谓“秋后算帐派”，要求“拔白旗，插红旗”。有关领导人不得不在大会上作了公开检讨。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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