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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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人类的“新曙光”。他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随后，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还团结一批革命知识分子，组成团体，创办刊物，推动新文化运动向新的阶段发展。1918年12月，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除了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外，还初步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在这批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出版，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先后在报刊上发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并且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在中国先进思想界中居于主导地位。
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反复推求比较做出的必然选择；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阶级条件；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党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体”。列宁这句话概括了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一般规律。无产阶级政党既不是普通的工人组织，也不是一般的学术团体，而是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并与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工人阶级战斗司令部。这样的政党的产生，不仅需要具备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还必须是二者的结合。因为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阶级就不能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工人运动就会走到工联主义道路。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工人阶级才能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工人运动才能形成自觉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离开工人运动，就会丧失生命力。工人阶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物质力量。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流于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因此，只有二者结合，才能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形成伟大的革命运动。
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桥梁，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这个先锋和桥梁作用，才能灌输到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工人阶级也只有通过这个先锋和桥梁作用，才能找到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先进知识分子的先锋和桥梁作用，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当然也就不会有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
列宁指出：“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上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而爆发的。
从1919年1月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这实际上是英、美、法、德、日操纵的分赃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提出了收回山东主权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都遭到无理拒绝。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13所大专学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示威游行。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一致主张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示威游行群众不顾军警阻挠，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赵家楼。军警逮捕了32名学生。第二天，北京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北京政府对学生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斗争持续进行。6月3日、4日，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学生近千人，激起了人民更大的反抗。
6月3日以后，当学生斗争面临夭折的危险时，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战斗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使爱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6月5日，上海工人首先声援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随后，罢工斗争波及全国许多城市，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联合斗争的高潮。这样，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上海，运动的主力由青年学生转变为工人阶级，发展成为有广大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群众爱国运动。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代表也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行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以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摆脱了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地位，有了明确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他们冲破了行会帮口的界限，第一次把分散的斗争汇成整个阶级的行动，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先进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中直接感受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世界观发生急剧变化。于是，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通过组织讲演团，开展平民教育、办通俗刊物、进行社会调查、组织节日纪念活动等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干部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迅速传播。《新青年》成为传播新思想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一大批宣传新思想，宣传社会主义的进步刊物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涌现出来。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是，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有如“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观点，也都以新思潮或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纷然杂陈，鱼龙混杂。一些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立场上的知识分子出面充当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色。于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尖锐的论战。通过斗争，许多进步青年在对各种学说分析和比较中，认识了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自己的信仰。
当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思想界传播的时候，一向醉心于西方文明、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于1919年7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阶级斗争和用革命手段改造社会。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答复胡适的挑战。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并行不悖。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主义的应用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李大钊就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在结合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他还指出，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即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现制度。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后，张东荪、梁启超等又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争论。他们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但他们奉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病症在于贫穷，因此救中国唯有开发实业，增加富力，只有依靠绅商阶级才能办到。这实际上是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人纷纷著文，坚决驳斥这种主张，指出：从当前的国际和国内条件来看，中国不可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要开发实业，增加富力，非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
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有较大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它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强权，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鼓吹绝对平均主义。它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很符合有反抗旧社会意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味。在反对封建思想中，无政府主义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暴露出了其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肯定了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积极性，对他们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阐明了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论证了无产阶级国家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驳斥了“绝对自由”的谬论，指出绝对自由不能使工人阶级集中为强大的战斗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教育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纷纷抛弃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一次又一次地以自己的真理性战胜了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上述斗争的实质是中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通过论战，明确和解决了四个问题，即中国革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些问题的解决，巩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阵地，使一批进步分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进一步促使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使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条件日趋成熟。

第二讲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中国先进分子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从1920年初开始，中国先进分子从各方面展开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从建立地方组织开始的。最早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为了摆脱反动当局的迫害，陈独秀决定离京赴沪，李大钊在护送他去天津乘船的途中，二人交换了建党的意见，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展开建党的准备工作。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等在山东；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都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或开始建党活动。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小组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习惯地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他们的主要活动，一是更加广泛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二是认真地探讨列宁的建党原则和思想，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深入论战中，进一步坚定在中国建立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决心；三是有组织地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坚持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四是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引导更多的青年参加革命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初步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在同工人结合的过程中，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一部分工人则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形成了一批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为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
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进行联系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两名代表出席。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包惠僧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来自7个地方，代表着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各地党组织的报告，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7月30日晚，会议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
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工作决议。党纲明确规定：“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这个国家必须“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其任务是“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直到消灭阶级差别”。党纲还规定“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大会虽然也主张“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敌人”即封建军阀，但未能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