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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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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匪、广西土匪和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都被基本肃清。这使我国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配合、支持了土改和抗美援朝斗争，从而巩固了人民政权。
（四）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对旧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
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为争取广大知识分子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对他们进行了必要的思想教育和改造。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要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有明确的政治态度，分清敌友，认真学习和改造，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11月30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学校教职员中和高中以上学生中进行初步思想改造工作，并在教职员和高校学生中进行组织清理，清查反革命分子。随后，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经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在相当大程度上克服了旧思想、旧观念，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开始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运动中存在要求过高过急，方法简单的偏向，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感情受到伤害。
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党和人民政府对旧有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改革。在学校中废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制度和课程，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开始对全国院校进行改革和调整。文化教育事业的初步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促进了新中国文教事业发展。
为了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党还领导人民进行了其他民主改革。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它废除了封建婚姻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家庭生活的一个伟大变革，也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在一个方面的深入，推进了中国妇女解放。党和政府毅然取缔了卖淫嫖娼、吸毒贩毒、聚众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净化了社会风尚。
（五）“三反”“五反”运动
1950年下半年，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国家对现有工商业进行了调整，使私营工商业渡过了停工歇业的困境，并且得到很大发展。1951年所得利润超过国民党统治下的任何一年。但是，随着经济的好转，资本家中的一些不法分子不满足于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放肆地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活动。在资产阶级的进攻和腐蚀下，国家机关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三害”滋长起来，给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不少干部甚至一些老干部、老党员腐化堕落，蜕化变质。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就是在腐蚀利诱下变成了人民的罪人。为了纠正干部中的不正之风，党中央于1951年12月1日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2月8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指示。“三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形成高潮。
“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说明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严重性。1952年1月2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2月上旬，以反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首先在大城市展开，很快形成高潮。根据指示，各级党组织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违法资产阶级展开面对面的斗争。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28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些文件的制定和贯彻，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发展，到1952年夏，“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它教育了广大干部，纯洁了干部队伍，打击了不法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条件。
（六）整风和整党
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已成了执政党，拥有450万党员，成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绝大多数党员能够继续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也有一些党员骄傲自满、贪图享受，滋长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甚至蜕化变质。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作风，提高党员质量，增强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以便更好地担负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1950年5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不良倾向，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各级党组织根据指示，普遍进行了整风。同年冬，整风运动结束。为了进一步提高党的政治素质，纯洁党的队伍，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从下半年起，在三年时间内对党的基层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整顿。1952年2月3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地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次整党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通过整党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改进了党的作风，纯洁和壮大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保证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人民政权巩固中的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
上述政治运动都紧紧围绕着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这一中心任务进行，既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下一步，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在运动中，遵循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通过各项政治运动，调整或改变了生产关系，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四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全国工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1％，农业总产值增长535％，这一年钢产量达到1349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43万吨；原煤6649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461万吨；发电量73亿度，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13亿度；原油44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12万吨；水泥286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57万吨；棉纱产量656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212万吨；粮食164亿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1390万吨；棉花1304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455万吨。国家在财政仍很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笔资金用于水利建设。
三年间，全国直接参加水利建设的总人数达二千万，完成土方约17亿立方米，相当于23条苏伊士运河。著名的根治淮河工程、官厅水库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等，都是在此期间动工和进行的。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业发展很快，1952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从1949年的21989公里增加到24518公里。三年共修复和新建铁路3000多公里，其中来睦铁路、成渝铁路、天兰铁路的建成和连接西南、西北的宝成铁路的开始修建，具有重大意义。公路、内河航运和民用航空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畜牧业和渔业也有显著的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财政从1951年起每年都有结余，1951年结余1065亿元，1952年结余773亿元。物价稳定，1950年3月物价总指数为100，1952年1月下降为952。
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得到恢复和相应发展。1952年全国小学生已达4900万人，比解放前最多一年增加了207％；中学生达307万人，增加了1639％；大学生达288万人，增加了1699％。其他各项事业如卫生保健、科学研究、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等事业都有较大发展。爱国卫生运动、群众性文娱体育运动、全国性扫盲运动都篷勃开展起来。所有这些，都逐步地改变着我国科学文化的落后面貌。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1952年国家职工的平均工资比1949年增长60—120％，农民收入也增长30％以上。新建职工住宅面积1952年达751万平方米，比1950年增加了1952％。先后在企业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公教人员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全国职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费额1952年达1895元，比解放前职工生活水平最高的1936年的140元（按1957年价格计算）增长了35％。
在经济恢复的同时，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得到全面确立。在这三年，党成功地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都得到发展。由于国家支持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国营经济发展最快，并巩固地建立了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到1952年底，国营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347％上升为56％；国营商业的零售额占全国零售总额的比重也由1950年的149％上升为426％。此外，合作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了相当发展。工业（包括手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有相当提高。1952年与1949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30％上升为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由17％上升为266％。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的比重由264％上升为355％。铁路完全国营，沿海和长江航运企业，国营占60％左右。对外贸易已完全由国家控制。国内零售贸易中，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占全部零售额的428％。这表明，我国经济的恢复不仅有数量的发展，而且也有性质上的变化和质量上的提高。
新中国不但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而且巩固了新生人民民主政权，恢复了国民经济，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积累了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为以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第二讲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必然性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三年的艰苦斗争，新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新中国被迫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可望结束，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已顺利完成，形势客观上要求党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因此，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谈到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9月，他在中央书记处会上讲到：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周恩来等也曾多次讲过，到底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至少要10年，多则15或20年。当时的大致设想是经过这样相当长的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一步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1952年10月2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受毛泽东委托，于10月20日写信给斯大林，阐述了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斯大林会见了中共代表团，就此作了答复，认为中共的想法是对的，应该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经过充分地酝酿后，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195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宣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把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954年2月，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正确方向。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和学习，迅速统一了认识，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的行动纲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基本内容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并举的总路线。“一化三改”规定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必须逐步进行，逐步实现。这是考虑到我国原来生产力水平低，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
中宣部宣传提纲在阐述过渡时期的基本特征、基本任务等问题时，基本上依据了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学说的基本原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党对列宁过渡时期学说的理解不能不受斯大林的影响。斯大林把列宁针对战时共产主义这个阶段斗争白热化时期所讲的一些观点，当作过渡时期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认为列宁后来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恢复面临枯竭的国民经济的暂时策略，而不是新理论，并不改变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经济的首要的直接目标。这突出反映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而这被我们认为是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自然在总路线中体现了以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中心的思想。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唯一经济基础。因为理论上认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有利于技术上的革命。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实践依据是当时我国的国情，它反映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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