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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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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并没有导致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而是逐渐地演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又有别于封建社会。其主要特点是：
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依然存在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中起着主要作用；民族资本主义有某些发展，并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但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各族人民过着极端贫穷、毫无民主权利的生活。
由此看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它们是造成中国近代经济不能发展，政治不能进步和贫富落后的总根源。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则是最主要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如何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反对封建专制，实现政治民主？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独立、民主、富强的问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近代中国各革命阶级及其先进分子为之奋斗的目标。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力量异常强大，革命的任务十分艰巨，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目标，革命阵营就需要有坚强的领导者、组织者。于是，中国各革命阶级带着各自的救国方案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要求新的阶级政党领导革命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了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进行着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期间的斗争既有农民阶级领导的，有上层资产阶级领导的，也有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既有武装斗争形式，如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也有和平改良的，如戊戌维新运动。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各革命阶级都在思考和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当时的中国，只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已经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有效武器。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因此，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中国先进分子们得出的结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
在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的时期，洪仁在《资政新篇》中就提出过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主张在中国办工业、开矿藏、兴银行，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的主张，在许多方面得到洪秀全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太平天国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洪仁本人殉难。《资政新篇》由于太平天国政权的失败而失去了实践的条件。
19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派以救亡图存、变法求强为号召，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康有为强调要学习“外国语言文字、政教律法、风俗约章”，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改良派企图在不根本否定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只是幻想。戊戌变法，有如昙花一现，仅只有百日，即告夭折。光绪帝被幽囚，六君子遭杀害，康有为、梁启超被迫亡命国外，除保留一个京师大学堂外，所有改革的新措施都一风吹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进行了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参照欧美的经验，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1911年，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土地上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某些积极的变化。但是，辛亥革命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所窃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依然存在，中国依旧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形式上看，中华民国有了约法，有了国会，有了若干公开活动的政党，似乎有点象共和国的样子了。实际上，全部政权都操纵在封建军阀手里，所谓“民国”不过是一块虚有其名的招牌而已。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产。
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无一不是以失败而告结束。西方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呢？首先，是帝国主义不允许。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中国，不是为了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不是为了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中国发展经济往来，而是为了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把中国变成它们庞大的商品倾销市场、廉价劳动力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供应地、理想的资本输出对象。它不愿意看到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中国，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因此，千方百计地绞杀中国革命，压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中国资产阶级自身过于软弱。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者的民族资产阶级，它一出生，就受到外国资本的排挤，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封建专制政府的压迫。所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步履十分艰难。它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极小，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而且对外国资本有很大的依赖性，同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不敢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既提不出坚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又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因而也就不可能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开通道路。
正因为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革命要胜利，中国社会要有光明前途，就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而必须依靠新的革命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这个阶级必须是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新兴的革命阶级，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先进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发展，迫切需要这样一个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这种需求而诞生的。
二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党的创立准备了阶级条件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而逐步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近代工业的创办，大体上有三个来源：一是外国投资兴办的外资工业；二是清政府洋务派经营的官办工业；三是中国资本家开办的民族工业。与近代工业发展相适应，工人阶级产生发展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50年代到《马关条约》签订前为起始时期。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沿海城市开办了交通运输业，产生了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洋务运动中，创办了一批军事、民用企业，产业工人人数随之增加。但是，这个时期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企业，其规模不大，发展也比较缓慢，工人阶级的总数大约共有10万人。
第二阶级从《马关条约》签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为初步发展时期。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过去以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激增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使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产业工人的人数有了较大增加，到1914年总数达100万人。
第三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五四运动前夕为迅速发展时期。这五年帝国主义各国忙于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时，未卷入战事的日、美帝国主义也乘虚而入，加紧在华经济扩张。因此，这期间，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有了大幅度增加，到五四运动前夕，已达到200万左右。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中国的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中国工人阶级具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优点，它与最先进的生产形式相联系，在近代工业中从事有组织的生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有前途的阶级。工人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富有坚定的革命性和大公无私精神，并且在长期的生产和斗争实践中，养成了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中国工人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还具有自己特殊的优点：
第一，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经济和政治地位极端低下，工时之长，收入之低，安全条件之差都是世界上少有的，因而比别的任何阶级都更具有坚决彻底的革命性和反抗性。
第二，中国工人阶级高度集中，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有利于整个阶级的联系和团结，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
第三，中国工人阶级大多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并与他们有着多方面的天然联系，便于在斗争中与农民以及其他劳动阶层结成巩固的联盟，这也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些特点，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革命的阶级。但是，由于它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也难免带有自身的弱点。中国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相比人数较少，与资产阶级相比文化程度较低，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相比经历较短；而且长期处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受封建意识和小生产者思想的影响较深。但这些都是非主流的方面，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它完全有能力战胜和克服自身的弱点。
中国工人阶级有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从诞生的时候起就开始了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国工人运动的最早记录是1858年香港工人为反对英法侵略而举行的罢工，以此为开端，到辛亥革命前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斗争主要围绕反对外国殖民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以及某些经济目标而展开的，斗争多是分散、小规模和无严密组织的。据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共发生罢工105起，平均每年26起。第二个时期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空前壮大，工人运动也有了较大发展，斗争的自觉性增强，次数激增，规模扩大。这八年共罢工144次，年均18次，而且罢工斗争的政治内容更加明朗，组织程度和斗争水平也有明显提高。
总之，中国初期的工人运动，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而逐步发展，不断前进。但从总体上看，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工人运动无论其斗争内容或其组织形式，都没有超出自发斗争的范围。工人群众参加的某些政治斗争，是在民族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下进行的，工人阶级尚未觉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还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纲领。中国工人阶级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代表本阶级利益的革命政党，才能登上政治舞台，在中国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在从事它们的政治活动的同时，都曾努力宣传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点和道德观点，但没有对封建思想进行系统的、彻底的批判。辛亥革命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传统思想来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竭力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1915年，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创刊号为《青年杂志》）的出版为标志，逐渐兴起了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缺少一次彻底地反对封建思想的革命，只要补上这一课，通过传播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就能够提高国民的思想觉悟，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场运动打击和动摇了封建主义思想统治，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到一次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洗礼，使人们的思想得到前所未有的大解放。但他们在思想上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没有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政治革命不彻底，也不懂得没有一场广大人民参加的政治革命运动，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改造旧中国是不可能的。面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黑暗混乱状况，一些先进分子已经开始怀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对中国是否适合，开始考虑中国是不是还有别的出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人们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创造了条件，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正当中国的先进分子探索新的出路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俄国的国情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它的革命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前途和希望。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这段话精辟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首先从书本上获得，而是首先从十月革命活生生的事例中领悟到的。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中得到两点启示：第一，中国人民长期以来进行的反帝斗争和革命运动之所以失败，固然是因为中国经济落后，缺乏物质武器，然而最缺乏的还是抗御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第二，在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破产了，还有什么道路可以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陷于苦闷彷徨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新出路，在思想上逐渐地越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开始接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决心“走俄国人的道路”。
最早在文章中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怀疑而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在1913年至1916年留学日本期间，就注意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回国后，他在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同时，极其关注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发展。在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标志。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人类的“新曙光”。他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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