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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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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坚持自卫原则，在军事上进行了部署，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在陕甘宁边区，打退了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并解放了绥德地区的五个县，使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山西，抗日新军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奋起抵抗，粉碎了阎锡山晋绥军的围攻。1940年1月，整个晋西北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太行区，八路军一举消灭了朱怀冰部两个师的大部，痛歼了石友三部6000余人。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后，中共中央立刻派朱德、萧劲光、王若飞分别到洛阳和宜川秋林镇同卫立煌、阎锡山进行谈判，同他们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三、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忽视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把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估计为“马日事变”，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很快破裂，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产生了动摇；不注意争取中间阶级，反顽斗争超过了自卫原则，不讲策略。这种倾向严重地妨碍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对此，党中央多次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的决定和指示。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党中央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出发，认真总结了过去各个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它包括发展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等。发展进步势力对于坚持和发展阵地，巩固工农联盟，扩大统一战线具有决定意义。它是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力量基础，是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也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要发展进步势力，必须同日寇和顽固派斗争并取得胜利。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他们因其阶级性的不同，一方面同顽固势力有矛盾，另一方面又不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政策与主张，但他们都可以同党进行合作抗日，党应该而且可以争取他们作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在中国，中间势力有比较大的力量和影响，往往可以成为同顽固派斗争的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他们对于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争取了中间势力，就可以在依靠进步势力的基础上，做到团结绝大多数，把国民党顽固派彻底孤立，取得斗争的胜利。争取中间势力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即要有充足的力量；要尊重他们的利益；要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
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与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他们目前还在抗日，仍然采取既抗日又准备降日，既联共又积极反共的两面政策。对此，必须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其抗日和不敢全面分裂的一面，采取联合的政策；对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采取坚决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把他们孤立在统一战线之中，而不是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为了对顽固派进行坚决而又正确的斗争，党制定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使顽固势力不敢向敌妥协，不敢举行大规模内战，才有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所包含的三个方面，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发展进步势力是基础的一环；这一方针是以扩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根本目的的；它所贯穿的基本政策是既联合又斗争。这一方针，是抗日战争中党对国内各阶级的基本政策，它充分体现了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策略原则、斗争艺术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四粉碎国民党新的反共高潮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极端恐惧。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并没有收敛其反共活动，而是把反共中心逐渐转向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
（一）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央提示案”，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及其它敌后抗日根据地；缩编八路军、新四军，限制其防地；八路军、新四军一律开到晋察两省和鲁北、晋北地区，不得越境。对于这一毫无道理的提案，中国共产党当然予以拒绝。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将国民党“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的形式提出，要求将坚持在大江南北进行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强令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
中国共产党严厉驳斥了国民党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反共阴谋。同时，为了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党表示同意将新四军驻皖南部队移至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遵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6日，当部队进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了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我军奋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中牺牲。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由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事变是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我党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国民党的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和进行反共的阴谋，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等12条解决办法。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揭露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我们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广大人民和民主党派，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宋应龄等联名打电报愤怒斥责蒋介石。很多中间派人士，也转变了态度，支持我党的反击行动。蒋介石集团陷入了空前的孤立。1月28日，新四军的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并将该军扩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共计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战争。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并没有达到削弱共产党的目的，反而使自己陷入空前的孤立。
（二）制止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开始对日反攻作战，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却采取避战观战的政策。他们一方面希望依靠英美苏的力量来取得抗战的胜利；另一方面，力图加紧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以便在抗战胜利后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1943年3月，国民党出版了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法西斯主义，歌颂封建主义，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的主张，并暗示在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5月，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制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等。在大造反共舆论的同时，指令各地国民党军队，加紧准备向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进攻。国民党西北地区的反共头目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决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军事包围，并准备闪击延安。在山东和华中等地的国民党军队，也多次进犯我山东和苏北根据地。7月上旬，国民党先头部队向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寻衅，企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制造反共舆论和准备进行武装挑衅的严重情况，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进行有力反击，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杜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等一系列文章，义正词严地批判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阴谋。7月4日和6日，朱德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活动。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其他解放区也接连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国民党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罪行。12月，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的行径，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与此同时，党在军事上也做了严密部署。陕甘宁边区的警卫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国民党顽固分子试探性的军事进攻。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在军事上暂时停止进攻边区的冒险。这样，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还没有来得及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就被制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得以继续坚持下来。
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处理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实行了正确的策略方针，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极少数的反共顽固派，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和扩大，全民族的抗战得以坚持和胜利。
第四讲 延安整风运动与党的七大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人民抗战的坚强核心，发挥中流砥柱作用，除了领导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和坚持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还在于党成功地进行了自身建设。
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
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破除党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整风运动以延安为中心，故称“延安整风运动”。
（一）整风运动的原因和经过
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和党的历史发展、党的现状、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党内曾出现过几次“左”右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党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同时，抗战以来，党员数量发展到80多万人，其中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有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并能团结群众英勇作战，但对他们的马列主义教育还很不够。由于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很容易接受教条主义的影响，这就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这些情况表明，党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整顿，加强对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当时，也具备了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的现实可能性。从主观方面讲，党的正确路线处于领导地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党内有了一批久经考验的领导骨干，这是搞好整风运动的组织上和干部上的条件。从客观上讲，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局势相对稳定，是全党整风的良好时机。
这次整风运动，是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高干整风学习（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其中心任务是：党的高级干部从研究党的历史入手，总结经验，分清是非，求得一致认识。这是全党普遍整风的准备阶段。第二阶段是全党整风（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通过整顿三风，从思想上解决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矛盾问题。第三阶段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其中心任务是：在全党普遍整风、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对错误路线作出正式结论，进行彻底清算。1944年5月到翌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1931年至1934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历史经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
（二）整风运动的任务
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在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方面，毛泽东论述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重要意义，并明确指出，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特征是把马列主义的个别词句，当成万古不变的教条，而不懂得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主义的特征是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轻视对理论的学习，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毛泽东着重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欺骗性大，“气焰更盛，更有理论，形态完备”，对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大。教条主义者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他们对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采取照搬、照抄的态度，脱离中国实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在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方面，毛泽东强调铲除宗派主义的重要性，指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有两种：一种是党内的宗派主义；另一种是党外的宗派主义。党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
在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方面，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又是它们在语言文字上的表现形式，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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