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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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袜，伤病员没有医药，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境地。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宣称：华北的共产党军队败局已定。
针对敌人进攻的新形势，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确定了敌后军民对敌斗争的方针是：坚持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时机。根据上述指示，各根据地大大加强了地方部队和民兵建设，整顿和健全了地方部队的建制和指挥，普遍地设立了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主力军是骨干，地方军和民兵则是强大的后备力量，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可以施行主力军地方化、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情况好转和便于发展时，地方军和民兵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集中起来，配合主力军或转化为主力军去完成较大的作战和发展任务，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在游击区，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军进行反“蚕食”的斗争。采取军事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对敌人点、线的正面，由主力军、游击队和民兵密切配合，组成防线，乘敌立足未稳之机给予坚决打击。对敌人在游击区的据点、碉堡，实行围困或集结主力，予以拔除。在敌人点、线的后面，我则以武装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打击敌人，使其腹背受击，顾此失彼，进而粉碎敌人的“蚕食”。
在敌占区，针对敌人的“清乡”政策，我军进行反“清乡”斗争。采取“敌进我亦进”的方针，组织精悍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组织和领导人民同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并逐步把敌占区变成游击区以至成为敌后根据地，使敌人的所谓“治安区”也得不到安宁。
在敌后根据地即解放区，针对敌人的“扫荡”政策，我军民进行了反“扫荡”斗争，创造了一整套对付敌人的办法。主力部队以一部分兵力分散与民兵相结合，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用地道战、麻雀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战术消灭敌人；同时进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抢不到粮食和物资，并保护了人民利益。大部分主力部队则转移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薄弱据点，造成敌人的恐慌与混乱，当“扫荡”的敌人疲惫时，则进入内线，灵活集结主力，各个歼灭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
在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1年8月1日，伪军包围了冀中献县东辛庄，威逼村民交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当场杀死数人，许多人被严刑拷打，却没有人告密。马本斋的母亲见此情景挺身而出，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坚贞不屈，绝食而死。1941年9月，在冀西易水河畔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等5人，为掩护4个县的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3人壮烈牺牲，2人被救脱险，被人们称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遭到日军合围的情况下，亲自指挥部队突围，在率领最后一批人员突围时，不幸中弹殉国。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突出事例，充分体现了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反“扫荡”作战中团结一致，不畏强暴，反对侵略的革命精神。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敌后军民的英勇奋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再发展和对日反攻时期（1943—1945。8）
1943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了歼灭德军33万人的巨大胜利，随即转入了战略大反攻，把战争推进到德国境内。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也扭转了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对日军发动了反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下，解放区战场经过1943年的艰苦作战，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又进入了上升时期。1944年，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扩大原有的根据地，并向敌后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这些局部反攻是以集中适当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进行的。在可能条件下，攻击敌占沦陷城市，拔除日、伪军在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据点，大量消灭敌人，把沦陷区变为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经过近一年的局部反攻作战，到1944年底，共作战11万多次，歼灭日、伪军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收复了大片国土，解放了1700多万沦陷区人民。到1945年春，共产党员发展到121万余人；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19块，即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晋绥、冀热辽、苏北、苏中、苏浙皖、浙东、淮北、淮南、皖中、河南、鄂豫皖、湘鄂、东江、琼崖等，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到91万人，民兵有220万人。是年，敌后军民又发动了对日军的春季和夏季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许多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的包围越来越紧，并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对日军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在苏联和英、美等同盟国军队的配合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发出全面反攻的指示和命令，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立即组织反攻大军，向日、伪军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开始实现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转变。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从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陕甘宁等根据地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向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进军。东北抗日联军也从中苏边界营地进入东北反攻前线，与其他人民军队配合作战，解放东北的一些城市和乡村。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伤亡指战员60余万人，各抗日根据地群众伤亡60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为在持久抗战中消灭日军有生力量，发展人民抗日力量，逐渐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党员由4万人左右发展到120多万人，党的政治影响在国内外空前扩大；人民军队的主力由5万多人发展到13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由陕甘宁根据地一块发展到19块，遍及中国西北、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面积104万平方公里，人口125亿。这是中国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主要标志，为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讲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一、国民党内部投降倾向和反共活动的增长
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形势的特点是：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成为时局的主要危险，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这时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作了一些调整，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性进攻，把主要兵力用于对付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与此同时，英美也加紧了对国民党的劝降活动。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内部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等人，公开投降了日本。蒋介石集团对抗战更加动摇，一方面与日本既武装对峙，又互相勾结；另一方面与共产党制造磨擦，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会后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积极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在此形势下，各地的反共磨擦活动日趋严重。国民党成立的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主要用于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制造磨擦事件。从1938年12月起，国民党顽固分子连续制造袭击和杀害敌后抗日军民和我后方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国民党内部投降反共逆流成为时局的主要危险。
面对国民党内部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我党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分子，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维持国共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在军事上，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共方针。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勾结地方反共势力，先后侵占了淳化、旬邑等五座县城，并集结大量军队，准备闪击延安。在山西，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向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新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极力摧残地方民主政权，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被杀害。1940年春，蒋介石又调遣朱怀冰等部进犯太行山根据地的八路军总部；调遣石友三部进攻冀南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发动反共的同时，还在政治思想上也发动了攻势。国民党顽固派及反动政客文人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等法西斯滥调，极力宣传“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和“一次革命”等谬论。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接连发表演说，攻击共产主义，以抗战的需要为借口，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反动文人张君励也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承认蒋介石宣扬的三民主义，收起共产主义，在这种反共声浪中，全国人民都为抗日前途和祖国命运担忧。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抗日战争的前途如何？胜利后的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二、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团结、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的原则下，进行了有限度地胜利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就。
（一）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思想上掀起的大规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1939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对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应该是怎样的，其发展前途是什么等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述，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作了详尽的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前一阶段的革命，才能去进行后一阶段的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要在这两个革命阶段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也是不容许和走不通的。
第二，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党内首次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由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革命的历史特点决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已不再是旧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在中国，从五四运动开始，无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已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也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的核心思想。所以，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已经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第三，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济纲领是将具有独立性质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实行“节制资本”的政策，允许那些不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文化纲领是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同时，还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等有关重大问题的全面论述。这一科学理论，粉碎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方面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并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形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理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表明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的发展而达到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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