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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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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能有效地打击日军。战争初期，敌强我弱，很快占领了我国大片国土。但中国是个大国，日本是个小国，实行敌后抗战，可以缩小敌占区，使日军在其占领区不得安宁，战争基地无法扩大，这对兵力不足的日本来说，是极为严重的威胁，经过长期斗争，日军必然由强变弱。二是能有效地积累和发展人民抗日力量。中国是个弱国，要打败强国日本的侵略，必须要有一个积聚和发展人民抗日力量的过程，但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到国统区去发展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时期，共产党也不能到国统区去发展自己的军队和根据地，因此，只有到日军占领区去坚持长期敌后抗战，才有利于发展人民军队、抗日根据地和共产党的组织，并培养大批干部，积聚和发展人民抗日力量，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三是能有效地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坚持和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这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持续和发展。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制度，容纳各方面的抗日力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扩大，既是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略基地，也是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战略基地。走这条道路，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关键所在。
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敌后抗战也是可能的。第一，由于敌小我大，敌人兵力不足，在大片沦陷区日军只能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敌后广大农村和小城镇是日军统治的薄弱环节，它无法完全控制与占领，是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好地方。第二，在日军的进攻中，敌后广大地区，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原来的统治机构已经土崩瓦解，而日军力量尚未进驻，这些地方一时形成无政府状态，为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创造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条件。第三，敌后抗日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把不愿做亡国奴的广大人民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正如聂荣臻指出的：“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秘’所在。”
第四，抗战时期，敌后农村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解决抗战的物资供应，在那里能站住脚跟。第五，有一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人民武装，它是敌后抗战的火种和骨干力量。它在敌后可以动员和组织强大的人民武装。第六，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它有丰富的领导农村根据地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八年抗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在开辟敌后战场的斗争中，最初游击战争是在山区进行，如五台山（第一一五师）、太行山（第一二九师）、大青山（第一二0师）、茅山（新四军）。接着，在实践中发展了平原游击战（如冀中、冀南）。后来，游击战争又发展到河湖港汊地区（如长江流域水网地区）。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担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任务，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军作为主要作战对象，轻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日军主力逐步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日本侵略者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十分害怕，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哀叹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战场“是一个谜一样的战场，这里有谜一样的组织，谜一样的军队，谜一样的战技，是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敌华北方面军特务长平次郎也说：“华北共产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苦干精神尤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将来扩大充实，实为帝国大患”。特别是1941年至1942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牵制了侵华日军的大多数，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
1943年以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逐步进行一些反攻战役，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发展了人民抗日力量，逐步改变了敌强我弱的战争格局，为整个民族民主革命胜利都奠定了基础。
三、敌后抗战的发展过程
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开辟新局面和大发展时期（1937。11—1940）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开始进入主要地位。八路军三大主力和山西新军按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地区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建立了坚持华北抗战的四大战略支点。1937年9月，第一一五师一部在聂荣臻的率领下，深入敌后，在晋察冀边区开展游击战，11月7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粉碎了日军的八路围攻，创建了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春夏，该师又相继建立了冀中、冀东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林彪率领下进入汾河流域，以吕梁山为依托，开辟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并数次击溃进犯黄河河防的日军，保卫了河防战略要地和陕甘宁边区。同年9月下旬，第一二0师在贺龙率领下，进入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建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随后，由李井泉率一部向绥远发展，开辟了以大青山为中心的绥中、绥南和绥西抗日根据地。太原失陷后，第一二九师在刘伯承率领下，进入晋东南的太行、太岳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人民政权，创建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之后，又建立了冀南、豫北抗日根据地。同时，党在山东的地方组织先后在鲁西北、冀鲁边、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泰西、胶东、鲁东南和微山湖西等地，发动了武装起义，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八路军一部进入山东同当地游击队汇合，恢复了大片国土，使山东抗日武装和敌后根据地迅速地发展起来。1938年3月至4月，新四军各支队分别向皖南、皖中集中。军部由南昌迁至皖南岩寺（7月又从岩寺迁到泾县云岭）。党中央给新四军发出了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许多指示，要求新四军主动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在大江南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要求到农村组织游击战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先后向华中敌后挺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和以藕塘、半塔集为中心的江北根据地，初步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到1938年10月，取得了巨大成就，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豫、山东以及华中地区的皖南、苏南、皖中、豫东等10多块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对象，特别是把华北作为战略重点，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1938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就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战”。尤其在军事上实行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割、蚕食和分区“扫荡”。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仅华北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共50万以上。因此，“扫荡”和反“扫荡”是敌后根据地敌我斗争的中心内容，反“扫荡”成为游击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根据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和华北、华中敌后的新形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群众性反“扫荡”斗争。在华北，八路军依靠群众，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坚持山地游击战。根据中央军委的具体部署，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第一二0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帮助和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地消灭敌人。在冀中，第一二0师在接连三次粉碎日军的疯狂“扫荡”之后，于1939年4月在河间县齐会村一带，一举歼敌700余人，取得了平原地区歼灭战的重大胜利。1939年11月，八路军晋察冀部队在第一二0师的配合下，在涞源县雁宿崖、黄土岭成功地进行了伏击围歼战，消灭敌人1500多人，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
在冀南、晋冀豫、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利用有利地形，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在华北军民的对日作战中，1940年的百团大战是规模最大的一次。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阻滞日本的南下北进计划，动员105个团的兵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长达5000多公里的广阔战线上，向日寇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这次战役历时3个半月，进行了1824次战斗，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虏大批伪军和日军，破坏了大量铁路、公路、车站和隧洞，摧毁了日伪军大量碉堡和据点，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八路军在攻坚战中损失较大，伤亡17万多人。百团大战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分割和包围，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提高了党和党领导的军队的威望，对坚持抗战，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1939年2月，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到皖南新四军军部，确定了新四军的战略任务：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4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中在战略上是联系华北和华南的枢纽，这里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武装力量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对于整个抗战前途关系甚大。这样，华中抗日游击战在大江南北的敌后展开。为了支援华中敌后战场，1940年5月，党派黄克诚率领八路军一部12万多人，开赴皖北，与新四军会合，共同打击敌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壮大。
在华南，广州失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积极领导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战斗在海南岛的琼崖红军游击队，在冯白驹的领导下，团结汉、黎、苗各族人民，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清乡”和“扫荡”，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从1938年冬到1940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新的发展。到1940年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由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共拥有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
（二）克服严重困难和坚持敌后抗战时期（1941—1942）
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是中国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时期，也是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由上升转入下降的时期，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局面。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法西斯势力在军事上暂时占着优势，使整个世界卷入了空前的战争灾难。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中国抗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扩大，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另一方面，由于法西斯势力的暂时猖獗，给中国抗日战争尤其是敌后抗战带来更大的困难。日本为了把中国作为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基地，妄图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于是集中主力部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对沦陷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在华北，日军把1938年底在华北推行的“治安肃正运动”扩展为凶狠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从1941年春到1942年底，日军在华北连续五次推行以“反共”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口号的“治安强化运动”，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淮治安区”（即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然后对这三种不同的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在敌占区，日军以“清乡”为主，普遍建立汉奸政权，强化保甲制度，镇压人民的反日运动，进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游击区，日军推行“蚕食”政策，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制造“无人区”，以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以“扫荡”为主，实行极其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德、日法西斯在苏德战争及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暂时得势，促使国民党内部反共投降活动更加猖狂起来。在“曲线救国”谬论的掩饰下，大批国民党高级官员及军事将领，纷纷投敌，充当伪军，与日军相配合，对敌后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在此期间华北地区又连年遭受水灾、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这些都加大了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困难。
在人民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处于下降阶段。从1941年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兵力由50万减少到40万，干部损失很多；根据地面积缩小了1/6，人口也从1亿降到5千万；生产遭到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发生极大困难，没有任何外援。这时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伤病员没有医药，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境地。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宣称：华北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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