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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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在黄埔的饮食和生活

　　下船干活和看守仓库的船员，毕竟是少数；大量的船员，还是要生活在船上。虽然都是职业水手，长期待在船上，想来是一件很憋闷的事情，好在不许洋人下船的理论，主要用于糊弄皇上。当地的官府，对这一条根本做不到的禁令，基本上是眼开眼闭。所以船员无聊的时候，大可以下船，在黄埔村一带，四下溜达。黄埔村也算个古老的村庄，早在元朝便有大户人家迁徙而来；当地有胡冯梁罗四大家族，也建有不少祠堂，这种有趣的中国建筑，想来也是十分吸引洋人的。

　　但是对于水手来说，最为美妙的事情，莫过于黄埔码头附近，有一个专门出售中国米酒的小店铺。欧洲人好酒，是不争的事实，而对于瑞典水手来说，酒这种美妙的东西，乃是一天也不可或缺的。从瑞典带来的酒，毕竟数量有限，所以每天喝多少，也有限制。眼下在黄埔锚地，居然有一个卖酒的店铺，怎能不感到欣喜呢。于是乎，瑞典的船员和同在黄埔的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大买其酒。

　　这家中国小店铺卖的酒，洋人一律称之为Samsue。这种中国酒，多半是一种米酒，但是酒性也比较烈，因为这些洋人喝了之后，变得醉醺醺的，整天吵架。吵架还不算，喝醉以后，还不分日夜，放枪取乐。两广总督鄂弥达在奏折中提到，洋人日夜放枪，深为扰民。如此一来，这雍正十年的黄埔古村，又热闹，又有点乌烟瘴气。这年年底的时候，新任的海关监督大人一怒之下，下令禁止在黄埔开设卖酒的店铺。此乃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蓝旗国的船员，在雍正十年的秋天，在黄埔基本上享受了一种相当宽松的环境。可以下船溜达，可以买酒喝，可以吵架，还可以放枪取乐。黄埔口海关的官员，基本上是和善友好的，除了不遗余力地捞好处之外，对这些洋人，并不十分管束。甚至对于瑞典公司的大班们，淋成落汤鸡的模样，深夜找上门来，也予以热情接待和帮助。话反过来，要管束这些在黄埔的洋人，必定要由他们的大班出面；而这些外洋船的大班们，正忙着在广州做生意，购买货物，未必有精力来管束这些桀骜不驯的水手。

　　黄埔买办，多少有点像现在的建筑包工头：手下自有一班人，承揽一应事务。岸上仓库建造以后，或者在建造的过程中，最大的事情，就是给外洋船提供食品。长途航行之后，船员们自然渴望吃到新鲜的蔬菜和鱼肉：不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在船上很容易生病，这种观点，在雍正十年的时候，瑞典人已经十分明白。因此船到以后，黄埔买办就会向外洋船提供各种食物，形形色色，种类繁多。

　　从当时的购物清单上看，黄埔买办可以为外洋船提供的食品和其他货物，非常丰富，多达一百五十多种，当然是食品为主，主要是鸡鸭牛羊猪肉、蔬菜和水果。在美国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的詹姆士•；贝尔基金会图书馆找到的档案中，　1736年到1738年期间的一份价格单，显示黄埔买办为外洋船提供的食品等货物，多达154种。　詹姆士•；贝尔基金会图书馆，明尼阿波利斯（JFBL），查尔斯•；爱尔温档案，除了通常有的鸡鸭牛羊猪肉，还有野鸡、鹅、鸽子、鹌鹑和兔肉，甚至是燕窝。海鲜有各种鱼虾、螃蟹和鳗鱼；蔬菜水果的种类也很多，黄瓜、胡萝卜、白菜，菠萝、香蕉、西瓜，应有尽有。看上去外洋船上的船员，比当代的瑞典人，吃的东西还要丰富。

　　有趣的是，这份清单上居然列着一些传统的西洋食品，牛奶、黄油和长面包。莫非雍正年间，黄埔村一带，已经由买办组织生产这些西洋食品了？由此可见，广州贸易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的许多产业。更有趣的是，黄埔村除了酒铺之外，外洋船停泊的季节，还有大量的摊贩，不仅出售各种蔬菜瓜果，还提供剃头缝衣等服务。小贩们甚至能够操夷语，和洋人们大做生意。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六日巡抚杨永斌的奏折称：“洋船进口俱在黄埔湾泊其附近之深井，村民多有能番语者于洋船湾泊所处搭盖篷寮货卖蔬菜、剃头。”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除了食品之外，也供应一些灯油、蜡烛、木炭和劈柴，用于船上的日常生活。供应的货色虽然琳琅满目，足以满足需要，但是价格却要比普通的市场价高出很多。黄埔的买办，显然是既要有实力，又要有点本事，能够组织到牛奶黄油这样的食品。更重要的还要有关系：一旦当上了买办，这生意就有些半垄断的性质，半垄断当中，利润固然可观，但是利润的相当一部分，还是要孝敬官府，上下打点。

　　公元一七三二年九月八日，雍正十年初秋季节，这样的一条来自瑞典的外洋船，停泊在了黄埔锚地。这也是这个国家垄断远东贸易的东印度公司，首次来广州进行贸易。虽然在靠近广州的时候，遇到了台风，也曾经迷失了方向，但是最终还是在中国官民的帮助之下，顺利地停泊在了黄埔。对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共计一百三十二次的远东贸易航行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头。

　　一切看上去都按照这里的规矩，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蓝旗国来船的情况，官方已经报知了在广州的海关总督衙门。船到黄埔，两岸风光秀丽。该建造的岸上仓库，也顺利建造起来。黄埔买办能够提供的食品，不仅能够补充一路航行已经吃空的货舱，而且十分丰富。黄埔的气氛也基本上宽松随意，船员们能够下船溜达，购买蔬菜瓜果，剃头缝衣，还可以买到美妙的中国米酒。酒喝得半醉，可以吵架，也可以放枪取乐。

　　和正常情况相比，这条瑞典公司的外洋船，到广州的时间，稍微晚了一些。因此，首席大班柯林•；坎贝尔未等大船到达黄埔，就匆忙带了几个大班和军官，还有那个自虎门上船的中国海关胥役，划着舢板船，夤夜赶往广州，希望能够用尽量好的价格，签下购货合同。而在广州，雍正十年的岁月，正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广州城外的贸易镇

　　蓝旗国大班到达广州城外的外洋贸易镇

　　却说那晚，蓝旗国外洋船的首席大班坎贝尔，带领数个大班和军官，还有一位中国海关的胥役，夤夜从虎门附近赶往广州，途中遇到大雨，故在黄埔关的海关人员帮助之下，在停在黄埔的一条中国船上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雨过天晴，他们告别了中国船上好心的船民，继续划着舢板船，向广州进发。

　　从古黄埔锚地到广州，路途不远，大概是十几里的水路。舢板船毕竟行驶较慢，大概是中午光景，终于到了广州城外的水面上。广州贸易向来的规矩，只准外洋大船上的数名大班，坐舢板船到广州；而且明确不得带火枪进广州。不过实际操作当中，在黄埔的大船上的船员，基本上都可以到广州来开开眼界，因为外洋船在广州建立夷馆之后，通常借口守卫夷馆，让船员轮流到夷馆来住上一些天，这是后话，表过不提。尽管如此，包括大班在内，洋人的活动，基本上都局限在广州城外。古代广州城的西门外，向来是外商聚集之处。关于广州城西门外的历代对外贸易情况，研究很多，雍正年间的珠江岸线，应该比现在的岸线要靠北很多。因此外贸区域旧址，应该在现在的文化公园一带。大致说来，雍正十年的时候，这个地区是以一条和珠江平行的大街为中心，两边都是商行和店铺，实力雄厚的洋货行，通常建在靠水一边。这样的洋货行规模很大，靠街这边，有大门和铺面，铺面用于收购货物；行内靠江边，则建有小码头，或者称为驳口，专门用平底船，将货物驳到黄埔。船到广州，要先经过一个海关的关口，才能进入这个区域。这个关口，是粤海关的总关，称为总巡口。

　　总巡口就在海关监督衙门的眼皮底下，依水而建，这样从各个洋货行运出的货物，必定经过总巡口，便于稽查。但是珠江水系复杂，为了防止从其他水道走私货物，在建有洋货行的江岸西边，同样设立了一个海关的检查口，名称非常形象和直接，称为行后口。

　　这也就是说，在广州城西南靠珠江的一片区域，前后各有一个海关关口把守，中间沿着珠江，建造了一大片由洋货行和店铺组成的区域。这片区域，外国人通常称为镇子，Town，而把广州城，称为城，City，两者之间，区别十分清楚。但是中文当中，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广州十三行，概念十分模糊，既有指洋货行的，也有指区域的，更有指行商的。如此，暂且把这个地方称为贸易镇吧。外洋船到广州，带船前来贸易的领导人，也就是通常称为大班的，得以进入广州，在这个镇上开展业务。大班到镇上之前，先要找一家洋货行作保人，才能开展贸易，这是雍正十年，广州对外贸易的规矩。所以坎贝尔等一众大班，未到镇上之前，就开了一个内部会议，讨论由哪个洋货行作保人的问题。瑞典大班们提出讨论的行商，根据坎贝尔的说法，一共是三家。当然这三家，都是大班们熟悉的洋货行。第三大班莫福德（Morford）提议应该找陈寿观的广顺行，因为广顺行眼下是实力最雄厚，规模最大的洋货行。坎贝尔对陈寿观倒也没有恶感，但是他想到今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一下子来了四条大船，英国这样的大公司，肯定会找财大气粗的广顺行作保。这样一来，陈寿观忙着为英国公司的这四条船服务，岂非容易忽视瑞典公司这样的小买卖？因此，坎贝尔明确地否决了莫福德的提议。

　　上回坎贝尔自己在雍正四年到广州的时候，得以熟悉的洋货行，一共两家，一家是陈汀观的崇义行，另一家是张族观的裕源行。坎贝尔自认是张族观的老朋友，对张族观的印象很好，认为他是所有行商里面，属于比较诚信的。尤其让坎贝尔感到得意的是，那条最早遇到瑞典外洋船，并且在台风到来之前为他们带过路的中国帆船，先行回到广州。他们也不知是用什么方法，告诉了张族观，有这样那样的一个大班，带船而来。张族观闻讯，竟派人前去澳门等候。坎贝尔记录中说，在澳门上岸投讯的大副，没有暴露身份，所以没有相认。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坎贝尔这话，也不能全信。但是比较明确的问题是，这个张族观固然是个好人，而且对首席大班坎贝尔先生相当热情，但是张族观的洋货行，一是规模不大，二是不靠江边。洋货行不靠江边，等于没有路通往黄埔。因为所有的货物，在镇上购买以后，都要通过平底船驳运到黄埔锚地，这样一来，岂非大费周折？所以张族观这个选择，也被否决。

　　雍正四年，坎贝尔和他的兄弟在一条港脚船上当大班，当时就以陈汀观的崇义行作保，而且就住在崇义行中。坎贝尔知道，崇义行规模不小，也正好依江而建，行里有十分便利的驳口。何况坎贝尔觉得陈汀观这个人，为人沉稳，性情很好，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能为欧洲人做好服务。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坎贝尔和其他大班们一起，轻车熟路地划着舢板，过总巡口，到了陈汀观的崇义行。　　　


洋货行行商为外洋船作保的规矩

　　早上从黄埔出发，中午时分到了陈汀观的崇义行。十几里的水路，竟也花了半晌的时间，也许过海关总巡口的时候，查验身份等事情，多少有点耽搁。瑞典公司的大班一到，而且为首的首席大班坎贝尔又是老熟人，行商陈汀观自然是热情欢迎。广州城外的贸易镇上，洋货

　　行之间，向来竞争激烈，蓝旗国外洋船的大班突然找上门来，对于崇义行的老板陈汀观来说，几乎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美事，自然是喜出望外。

　　雍正十年，外洋船到，必须找一家洋货行作保，这是铁打的规矩。因为没有作保的保商，在广州的对外贸易史上，保商这个概念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外洋船到，洋货行的行商进行担保，是为保商；另一种是要充任洋货行的行商，必须有其他的行商担保，也称为保商。两者名称一致，意义却完全不同，应该予以区分。海关监督衙门就不予丈量船只，这样外洋船大班也就不能开展贸易。到雍正十年，这规矩已经有了五六年的历史。从广州贸易的总体情况看，官府向来不希望洋人直接到衙门办事，所以外洋船到以后，申请丈量船只，征收关税这类事情，都要找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既能和外商打交道，又熟悉外贸业务，而且身家殷实，出了事情受罚得起，自然非洋货行的行商莫属。

　　雍正十年，给外洋船充当保商，基本上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一是因为当时有资格充当保商的，过数家实力雄厚的洋货行而已，并非所有的洋货行都可以充当保商。二是当了保商，就有眼前利益。一般说来，外洋船选定保商之后，必定要在该家洋货行内，租用夷馆。虽然外洋船的大班，可以向所有登记在案的洋货行购买货物，但是既然请了保商，甚至住在这家洋货行内，近水楼台先得月，少不得要向当保商的这家洋货行多买些货物。

　　话反过来，官府既然不愿洋人直接和衙门打交道，所以设了这保商的规矩：外洋船在广州，和官府之间的重大事情，都由保商一手操办。显然，外洋船的大班们也是不愿得罪保商的。比如缴纳货税，到衙门领取各种放关的部票等等，也必定要行商代办；保商要制约外洋船，应该是相当容易。也许正因为保商容易制约外洋船，所以官府对洋人的管理，也一体交给保商办理。出了事情，唯保商是问。

　　雍正十年的时候，这一制度对洋货行的行商，要求不高。二十多年以后，随着官府对行商的管制日益加强，外洋船到广州以后，找一家保商就显得十分困难。比如乾隆十九年，瑞典公司有两条外洋船，“卡尔王子”号和“弗里德利希•；阿道尔夫”号到港，当时就难以找到保商，陈寿观的广顺行等，拒绝充任保商。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后来勉强找到同文行的潘振成充任保商，估计还得倒贴银洋。歇尔博格认为，瑞典公司为此向保商支付工资。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雍正十年，广州外的贸易镇上，正在经历一场风暴。风暴是风暴，生意还是要做下去，所以陈汀观还是欣然充当了瑞典公司的保商。另一方面，陈汀观也寄希望于这家新来的欧洲公司，年年来华，岁岁在广州做生意，这样能够长久地和这家公司建立生意关系，自然是财源兴隆，绵延流长了。　　　


洋货行里的夷馆，外洋船的贸易办事处

　　崇义行的行商陈汀观，热情地接待了来自蓝旗国的外洋船大班，并且答应成为该公司的保商。老朋友寒暄之外，主要是讨论充当保商之后，马上需要着手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一是由保商出面，向海关监督衙门申明已经充任保商。这是外洋船的大班们，到了广州城外这个镇上，可以开始贸易的第一步。第二件大事，就是要设立夷馆。

　　设立夷馆，就是要把这些外洋船大班们安顿下来。所谓夷馆，洋人向来称为Factory。Factory当然不是现代英语当中“工厂”的意思。从英语Factory的古老意义上理解，Factory等于是Factor的行馆意思；而这个Factor，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