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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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一些兄弟党的攻击进行公开的答辩。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发表了七篇答辩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们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评。
　　虽然由于苏共领导的过错，中苏关系已经处于严重恶化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同意派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并且为了在会谈中系统地交换意见，在六月十四日答复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不但对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毫无诚意，而且利用中苏两党会谈作为掩护他们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的烟幕。
　　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苏共领导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还无理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研究生。
　　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七月十四日，也就是美英苏三国会谈前夕，苏共领导迫不及待地发表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大肆攻击。这又是苏共领导讨好美帝国主义者，给美帝国主义者的一份“珍贵的”见面礼。
　　紧接着，苏共领导公然出卖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卖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同美英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苏印间进行频繁的接触；赫鲁晓夫到南斯拉夫“休假”；苏联报刊上开展了一个疯狂的反华运动……一系列的事件，突出地表明了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联合帝国主义，联合各国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这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大暴露。
　　目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赫鲁晓夫领导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运动，正在日甚一日地继续进行中。
　　七年来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我们在上面详细地回顾了分歧的由来和分歧的发展，目的是为了澄清被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歪曲的事实，使我们的党员和我国人民，也使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了解真相。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革命路线，同坚持不革命、反对革命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同坚持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分歧。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苏共领导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人民，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道路。苏共领导的这条错误路线，已经在国际范围内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使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
　　七年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止事态的恶化，为了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我们是非常克制的，是仁至义尽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于伟大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一向是尊重的。我们对于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从来抱着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我们总是感到高兴；对于苏共领导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我们总是感到难过。
　　中国共产党人发现苏共领导的错误，不自今日始。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就忧虑地注视着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
　　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苏共领导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无关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危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对于苏共领导这样的错误，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无动于衷，缄默不言呢？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我们还考虑到，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党，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特别慎重，特别耐心，尽一切可能约束在中苏两党领导人内部会谈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分歧能够通过内部的讨论得到解决，而不要公开进行论战。
　　但是，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几十次内部会谈中对苏共领导的同志式的批评和劝告，都没有能够使他们迷途知返。他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苏共领导对我们的好意规劝的报答，是对我们施加了一系列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是对我们发动越来越粗暴的攻击。
　　苏共领导有一个坏习惯：谁批评他们，就给谁乱扣帽子。
　　他们说：“你们反苏！”不对。朋友们，“反苏”的帽子戴不到我们头上。我们批评你们的错误，正是为了维护伟大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正是为了使苏共和苏联的威信不致被你们糟蹋得不成样子。老实说，真正反苏的，败坏苏共和苏联的，给苏共和苏联抹黑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你们就一直不断地、无数次地干着这样的坏事。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无法洗刷你们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耻辱。
　　他们说：“你们争领导权！”不对。朋友们，你们这种诽谤实在太不高明了。按照你们的说法，好像有人在同你们争夺什么“领导权”。这不是等于大言不惭地宣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什么“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是在你们手中吗？你们这样以老子党自居，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习惯。这是完全非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明确规定，各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平等的。根据这个原则，兄弟党之间根本不应当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的关系，更不应当有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我们从来反对任何一个党指挥其他兄弟党，也从来没有想过由自己来指挥其他兄弟党，根本谈不上什么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现在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不是由这一个党或那一个党来领导的问题，而是究竟要听从修正主义的指挥棒，还是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的问题。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正是他们企图凌驾于兄弟党之上，把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地位，只是各国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既然苏共领导对我们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不择手段地对我们进行种种诬蔑，既然苏共领导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开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答辩，不辟谣，不保卫宣言和声明，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彻底底地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当我们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时候，我们仍然希望苏共领导能够看到，你们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一心一意同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合作，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我们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呼吁苏共领导改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轨道上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目前的论战，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历史将会证明，经过这场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附件一：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一）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1、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使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
　　2、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3、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因为：
　　1、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情。我们应该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不应该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方面。
　　2、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3、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有个别国家比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强调这个可能。当某一国家果然出现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产党也必须一面争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随时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
　　4、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减弱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痹资产阶级的作用。
　　5、对社会党说来，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6、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
　　7、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
　　（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的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六）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现在因为要发表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说明我们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的地方提出修正。附件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上的声明（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做法将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