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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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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我们一向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观点出发，来看待民族解放运动。我们认为，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都有极其伟大的作用。
但是，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却不愿意承认这种作用。他们只讲社会主义阵营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作用，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作用。他们只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贬低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这种立场，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顾事实的，是错误的。怎样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成为支持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必须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结成最亲密的联盟，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苏共领导却把社会主义在一国或一部分国家的胜利，实际上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结束。他们要求民族解放革命服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服从他们的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同以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指出，取消主义危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说，“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描绘取消主义者的想法是：“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的结论说，“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
现在的苏共领导，比起当时的取消主义者，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自以为是聪明人，他们尽干那些“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的事情”，他们非常害怕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纠纷，因而一心一意地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迷恋于所谓两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确定“势力范围”。
斯大林批评取消主义者的这番话，正好是对现在的苏共领导的一幅画像。他们正是这样步取消主义者的后尘，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走上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斯大林当时警告说：“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斯大林的这个警告，对于今天的苏共领导来说，仍然具有严重的现实意义。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的权利，支持他们的解放斗争。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被压迫民族的援助下，才有更大的可能取得胜利。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亿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三十八页。）
但是，有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恰恰是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共领导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方面，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对法国的控制和束缚不进行坚决的反对，把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完全让给戴高乐等人；另一方面，却用各种方法和借口维护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不支持并且反对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反对民族革命战争，他们堕入民族沙文主义的泥坑。
列宁说过，“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页。）但是，以多列士同志为代表的法共领导不仅仅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而且公然把法属殖民地的人民统统看成是“非法国血统的法国人”，不承认他们有同法国分离的民族独立的权利，并且公然支持法帝国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
十几年来法共领导人追随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充当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尾巴。一九四六年，当法国垄断资本统治者玩弄新殖民主义的花招，提出建立法兰西联邦的时候，他们就跟着鼓吹：“我们一贯把法兰西联邦看作是自由人民的自由联盟”，“建立法兰西联邦能够在新的基础上解决法国人民和过去隶属于法国的海外各地人民的关系问题”。一九五八年，当法兰西联邦垮台，法国政府为了维护法国殖民体系，提出组成“法兰西共同体”的时候，法共领导人又跟着鼓吹：“我们相信成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将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件”。
不仅这样，法共领导人为了反对法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要求，竟然吓唬法属殖民地人民说：“脱离法兰西联邦的任何企图，虽然可以博得徒有其名的暂时的虚伪的独立，但是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加强”。他们还公然说：“问题在于这个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独立，是通过法国来实现，还是不通过它并且反对它。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求这个独立经过法国来实现。”
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法共领导人更是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立场。最近，法共领导辩解说，他们多年以前就“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对自由的正当要求”。可是，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长期以来，法共领导人根本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的权利，他们跟着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叫喊什么“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叫喊法国“现在是而且将来也应该是一个伟大的非洲强国”。多列士等人最关心的是阿尔及利亚每年可以向法国提供“一百万头羊”和大量小麦，来解决法国“缺乏肉类”的问题和“补充谷物方面的不足”。
请看，法共领导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是何等狂热啊，在他们那里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子呢？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影子呢？他们的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立场，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背叛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真正的法国民族利益。驳“种族论”和“黄祸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法宝都用尽了，只好乞灵于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种族论。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说成是“建立种族和地理的藩篱”，“用种族观点来代替阶级观点”，说成是“利用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义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
要是世界上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种谎话，倒还能够骗一骗人。可惜，这种谎话的制造者们生不逢时，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了。斯大林说得好：列宁主义已经“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百二十二页。）苏共领导想要重建这道种族主义的墙壁，只能是枉费心机。
当代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现在，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反帝爱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帝爱国的开明人士，结成一条广泛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正在不断巩固和壮大。这里根本不是站在白色人种一边，还是站在有色人种一边的问题，而是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这一边，还是站在一小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一边的问题。
被压迫民族必须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划清界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模糊这个界限，才是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民族沙文主义的观点。
列宁说过，“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构成帝国主义的本质，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八十八页。）现在苏共领导诬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团结，是什么“以地理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团结，这分明把自己放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的地位。
苏共领导贩运“种族论”，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说成是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的运动，显然是为了在欧洲和北美洲的白种人中煽起种族主义的仇恨心理，转移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目标，转移国际工人运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标。
苏共领导到处大喊大叫，说什么“黄祸”呀，“成吉思汗的威胁又来了”呀，这实在不值得一驳。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准备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备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
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稍微懂得一点世界近代史常识的人，就会发现，苏共领导喧嚷的一套“黄祸论”，不过是继承了德国皇帝威廉第二的衣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威廉第二就宣布“朕为黄祸论者”。
德国的威廉皇帝宣扬“黄祸论”，是为了进一步瓜分中国，侵略亚洲，镇压亚洲的革命，转移欧洲人民革命的视线，并且作为当时积极准备发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争夺世界霸权的烟幕。
威廉第二宣扬“黄祸论”的时候，正是欧洲资产阶级处于极端腐朽和极端反动的时候，正是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前后，民主革命席卷中国、土耳其、波斯，并且波及印度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一名言。
当时的威廉第二是赫赫一世的大人物，但是，他不过是阳光下的雪人。没有过多久，这个反动头目连同他制造的反动理论，都一古脑儿冰消瓦解了。而伟大的列宁连同他的光辉的思想，却万古长青。
时间过去了五十年，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更加腐朽了，更加反动了，寿命更加不长了。同时，席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比列宁在世的时候，不知宏大多少倍。就在这个时候，想不到还有人要扮演威廉第二这个角色，这实在是对历史的嘲弄。老修正主义的借尸还魂
苏共领导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不是别的，正是破了产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政策。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仅仅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为帝国主义的老殖民主义服务的，而现代修正主义则是为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服务的。
老修正主义是跟着老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赫鲁晓夫是跟着新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
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英雄好汉们，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老的殖民统治的辩护士。他们公然说：殖民统治是进步的，它给殖民地“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了生产力”。他们甚至说，取消殖民地“意味着回到野蛮状态”。
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同老修正主义者有所不同，他是敢于咒骂老殖民主义制度的。
赫鲁晓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呢？原来帝国主义的腔调已经改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帝国主义被迫认识到“如果西方国家企图维持殖民主义的现状，必然招来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败”。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形式，“反而很可能是个‘脓疮’，会使国家的生命失去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活力”。因此，需要改变方式，实行新殖民主义。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赫鲁晓夫就同新殖民主义者一唱一和，一方面宣扬“殖民主义消失论”，掩饰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劝导被压迫民族接受新殖民主义。他十分卖力地宣扬被压迫民族同文明的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和平共处”，就会使“民族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增长”，被压迫国家的“国内市场会无比地扩大”，“能够拨出更多的为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需要的原料，各种产品和商品”。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
赫鲁晓夫也没有忘记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武库中，去搜集那些破烂不堪的武器。
例如：
老修正主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主张民族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协商的办法解决”，“和平的方式迈进”。赫鲁晓夫在这一方面，更是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钵，主张“平静地埋葬殖民主义制度”。
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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