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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沉浮 作者:周梅森-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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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上电话后，赵安邦看着窗外宁川牛山半岛的万家灯火，陷入了深思：不管钱惠人有没 有问题，有多大的问题，这都像一场政治偷袭。白原崴呢？则是经济进攻，不给他51％的股 权，不满足他控股伟业国际的要求，他就要给你来个冰海沉船！可这51％的控股权能给吗？ 法律和政策依据在哪里？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搞不好于华北就会攻上来， 指责他造成了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
不过，必须承认，白原崴这场进攻组织得很有水平，煞费苦心啊，有些话也的确击中他 的要害了，尤其是重提他总结出的改革实践中必须面对的几种情况，还有一九八六年发生在 文山的分地风波。白原崴是在激他啊，看他身居省长高位以后还敢不敢像过去那样大胆试、 大胆闯了。真是的，过去人们总说改革者没好下场，他却不然，虽说不容易，终还是上来了 ，算是有了好下场，那么，他是不是也该学学明哲保身了？宦海沉浮，磕磕碰碰，几度风雨 ，几度春秋啊，他的心其实已经很疲惫了！再说，老部下钱惠人这回又撞到了于华北手上， 他当真要在省长的位置上不顾死活，和于华北再来一次不见硝烟的较量？他们难道还没较量 够吗？可不较量又怎么办呢？伟业国际的难题总要合理解决，钱惠人如果问题不大，没触犯 法律，也必须保，他不能让共过患难的同志伤心，让人家骂他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死活！
曾经的历史风雨飘然而至，赵安邦的思绪不禁回到了一九八六年的文山……
周梅森《我主沉浮》
六
历史往往是在不经意中创造的，一九七八年，当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二十一户农民，为 了吃饱肚子，冒着莫大风险，将土地承包下去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是在创造历史，更没想 到这些农民同志实际上已为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改革破了题。
经过两年的争论和试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了，文山是一九八一年具体落 实的。当时的政策是，土地承包合同一签五年。赵安邦作为文山古龙县刘集公社党委书记，
参预了大包干的实施过程，深切体会到了一代农民心灵的颤动。钱惠人的父亲三老爹签过合 同后，蹲在自家承包的八亩六分地里，一夜没回家，回家后就对钱惠人说：“党的政策好哇 ，到底把地包给咱了，庄稼人看见亮了！”
钱惠人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民兵训练和治安，工作一直干得很不错，可家里包了 八亩六分地后，立马变了个样，公社院里看不到他的影子了，白日黑夜和他父亲三老爹泡在 自家的承包地里，气得赵安邦几次在党委会上批小农思想。在赵安邦看来，钱惠人骨子里就 是个只注意眼前利益的农民，和那些农民们一样，都把这五年承包期当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 致富机遇，似乎这种机遇是天上掉馅饼，一旦抓不住，馅饼就没了。这种心态也不奇怪，当 时毕竟还是八十年代初，一切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谁心里也没有 数。但钱惠人毕竟不是一般农民，到底在自家的八亩六分地上发现了真理，他第一个提出： 把土地分给农民！
这是一九八五年发生的事。这年五月，赵安邦由时任县委书记，其后升任地委副书记的 白天明提名推荐，出任了古龙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钱惠人继任刘集乡党委书记。也正是那 一年，土地的第一轮承包到期，第二轮承包即将开始。
就在这节骨眼上，钱惠人坐着乡政府的破吉普，跑到县城招待所，向主管副县长赵安邦 做了个汇报，先大谈了一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怎么发生了巨大威力，乡里的农业形势如何 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继而，试探着提出，“赵县长，这……这地还继续包下去吗？咱…… 咱们能不能思想解放些，干脆把地分给农民算了！”
赵安邦大吃一惊，“把土地分给农民？钱胖子，你该不是喝多了吧？把土地承包给农民 和分给农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连想都不能想，知道不？”
钱惠人不服气，“怎么就不能想呢？中央说了，现在就是要解放思想！”
赵安邦根本听不进去，手直摆，“这和解放思想无关，地委、县委都不会考虑的！你在 我这儿说说也就算了，和别人这么四处胡说，小心县委撸了你的乌纱帽！”
如果钱惠人就此被吓回去，如果没有一个多月后县委关于承包年限的争执，没有白天明 大胆解放思想的指示，也许就没有那场分地风波了，新来的省委书记刘焕章也不会注意到他 。可那天钱惠人没被吓回去，仍坚持要试着搞“二次土改”。
钱惠人说了许多理由，“赵县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吧？既然实践证明地在农民手 上年年大丰收，为啥就不能分呢？咱们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时，就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的 ！现在只把地包给农民，农民都不放心，担心政策会变！随着承包到期，都不往地上下力了 。刘集乡去年和今年虽然都丰收，产量可不如头三年了！不是自己的地，都不爱惜，连我爹 都不用农家肥，只用化肥。有些人家做得更绝，从去年开始就用盐水浇地了。这么下去不得 了啊，地力一年不如一年，全板结了，变成盐碱地了，咱们又是个农业大国，总得有个长远 的打算是不是？”
这些情况，赵安邦实际上都清楚，过去他是公社党委书记，如今是管农业的副县长，怎 么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呢？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不久前省里召开的一次农业会议上提出， 希望第二轮承包的期限能适当延长。可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主管副省长的好一顿批评。因此 ，他便把这情况如实和钱惠人说了：“……惠人，你想想，省里连延长承包期都不同意，怎 么能允许分地呢？你不想让我干这副县长了？”
钱惠人当即讥讽说：“赵县长，过去你还说我小农意识，你呢？什么意识？是当官意识 吧？就怕省委、地委撸了你的乌纱帽，你都不如安徽小岗村的农民！”
赵安邦火了，“钱胖子，你别说我，说你：你狗东西是不是想当地主了？”
钱惠人的回答不无精彩，“想当地主的不是我，是我老爹他们，是刘集乡的那些农民， 他们个个都想当地主，做自己土地的主人，不信，你们一个个去问吧！”
这次谈话虽说不欢而散，却给赵安邦很大的触动：钱惠人说得不错，几千年来，哪个中 国农民不想成为土地的主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哪一次又和土地无关？如 果真能把地分下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谁敢这么做啊？
赵安邦再也没想到，地委副书记白天明就敢这么做，这个土改工作队队长的后代，竟和 钱惠人想到一起去了，于是，便有了震惊全省的那场古龙县分地风波。
分地风波肇始于春节前夕的一次县长、县委书记联合办公会。这个记忆应该不会错。那 时他只是农业副县长，还不是县委常委，如果开的是县委常委会，他就没有出席的资格了。 还有两个细节他也记得很清楚：其一，调任地委副书记没多久的白天明专程赶到县里参加了 这次会议，会前，大家还一人出了五块钱，集体请白天明吃了顿饭。其二，主持会议的不是 时任县委书记的刘壮夫，刘壮夫正在省委党校学习。主持会议的是县长于华北。于华北从地 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下来没多久，同志们私下里都在传，说于华北只是下来镀镀金，以 后还要回地委当组织部长的。
那天的议题是讨论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省里的文件规定得很明确，再续订五年承包合 同。然而，身为地委领导的白天明却在会议一开始就定调子说：“文件归文件，各县有各县 的情况，我看也不必拘泥于上面的规定，思想可以解放一点，只要有利于将来农业的发展， 有利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突破的东西可以突破嘛！”
白天明这么一说，赵安邦心里又活动了，只字不提省农业会议上那位副省长的批评，明 确提出了延长承包期，“白书记的意见我赞成，上面规定的承包期看来是短了点！为什么就 不能签个十年、二十年呢？这阵子我一直在下面跑，钱惠人和许多乡村干部向我反映，我们 农民同志普遍担心政策会变，都在搞短期行为！”
于华北证实说：“是的，是的，安邦说的这种担心是客观存在的，农民还是心有余悸啊 ，被过去的政治运动搞怕了，有人就当着我的面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看来，我们还是要利用这次二轮承包多做解释工作哩！”
赵安邦冲着于华北摇头苦笑，“于县长，怎么解释？谁相信咱们的解释啊？农民是注重 实际的，最好的解释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面前！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大 一点，就搞个第二次土改，干脆把土地一次性地分给他们算了！”
分地的话头几乎没经过大脑的思索，就这么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了。
于华北怔了一下，敲了敲桌子，郑重提醒说：“哎，哎，安邦，这种场合，你这同志别 胡说八道啊！搞大包干人家就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 前，一直吵到今天，你还想分地？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再说，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质完 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应该说，于华北这番提醒是好心。一九八六年，赵安邦和于华北在文山头一次共事，二 人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住在同一个县委招待所，公私两方面的关系都很好，分地风波发 生前，赵安邦和于华北的关系远远超过和白天明的关系。多年过后，有件事赵安邦仍记忆犹 新：于华北那时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盒烟，可却出于谨慎，从不收受下面送的烟。赵安邦 不抽烟，却老有人给他敬烟，赵安邦便收集起来，一次次集中送给于华北，什么牌子的都有 。搞到后来，干脆是赵安邦搞不正之风，每月收熟人两三条烟，送给于华北，让于华北既有 烟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于华北谨慎持重，却并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过赵安邦后，又说：“一包五年的政策 规定，按说不好随便突破，但是，白书记和安邦说得都有道理，我们的思想还是要解放一点 ，我个人的意见，可以考虑一包十年，我们也少一点折腾！”
白天明和与会的县长、书记、常委们都没再说啥。赵安邦也没再提分地的事，分地只是 发言时的一时冲动，谁都知道不可能实行，于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
不料，散会之后，白天明却把赵安邦悄悄叫到了县委招待所，绷着脸问：“我说安邦同 志啊，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还是刘集乡党委书记钱惠人的主意啊？”
赵安邦那当儿还不摸白天明的底，担心害了钱惠人，打哈哈说：“这事和钱惠人没啥关 系，我也就是在会上随便说说——白书记，你不说要解放思想嘛！”
白天明这才交了底：“行了，安邦，你别替钱惠人打掩护了，实话告诉你：钱惠人找过 我了，还给我拿来了个材料，我仔细看了，有些说服力啊！耕者有其田嘛，从安定民心和保 护耕地，以及将来农业的持续发展考虑，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他思索着，又说，“但是 ，有些问题钱惠人没想到，一个乡党委书记，总有自己的局限性嘛，比如说：把地分下去， 农田水利以后怎么办？谁还给你上河工搞水利啊？另外，会不会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重新 出现两极分化啊？还有，农业迟早有一天要进入现代化，使用大机械，搞产业化，这又怎么 办呢？要全面考虑啊！”
这是赵安邦再也没想到的，一九八六年的白天明竟然就有这么超前的思索！
白天明要赵安邦好好搞个调查，拿出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搞方案时要实事求是，一 定不要有什么顾忌，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当年如果有顾忌，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包干！第一关闯 过了，这第二关，我看也可以试着闯一下！当然，也得学学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只做不说， 钱惠人积极性那么高，可以先在刘集乡搞个试点嘛！”
那次谈话无疑是历史性的，白天明作为一个押上身家性命闯关的改革者，就此如山一般 耸立在赵安邦面前，而且从那以后，就再没减低过高度。事过多年之后，赵安邦还认为，在 他从政生涯的初始阶段，是白天明让他的思想第一次冲破了牢笼。
自由的思想开始飞翔，作为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开始了大胆的闯关。
事过多年之后，刘焕章提起这件事，还当面和赵安邦说过：“我和省委注意到你，就是 因为那年在文山分地！当时的文山地委瞻前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拖到最后才搞，怎么 冒出你这么个主？你胆子不小啊，连土地和生产资料归集体的前提都不坚持了？省委不处理 行吗？怎么向中央交待？当然，改革是探索，探索就允许失误，所以，处理归处理，该怎么 用还要怎么用，否则，以后谁还敢探索！”
周梅森《我主沉浮》
七
钱惠人又怎能忘记生命历程中的一九八六年呢？一九八六年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也许是 个平常年头，而对文山地区的古龙县来说，却很不平常，刘集乡的分地事件石破天惊，把他 推到了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在风暴中心，赵安邦和白天明真正认识了一个叫钱惠人的乡党 委书记，他呢，也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这两位思想开明的好领导。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一九 八六年他在文山的选择，决定了他嗣后的仕途。
事过多年之后，钱惠人还记得很清楚：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的一个夜晚，赵安邦顶着早春 的寒风，骑着自行车，独自一人赶到刘集乡他家来了，说是找他喝酒。酒是好酒，泸州老窖 ，两瓶，是赵安邦装在挎包里带来的，挎包里还装着一份卖地试行方案。是卖地，不是他设 想的无偿分地，按方案设计，每亩地根据好坏，以三百至五百元的价，向签过承包合同的农 民出卖。钱惠人不太理解，就着花生米、炒鸡蛋和赵安邦对酌时，不满地向赵安邦抱怨说： “不是分地吗？咋搞成卖地了？”
赵安邦那天心情很好，有些兴奋，呷着酒，拍着他的手背，亲昵地说：“你这个笨胖子 ，也不想想，不收点钱行吗？以后你这个乡党委书记还怎么当？农田水利用什么钱搞？每亩 三五百元并不算多，从农民这方面说，应该能够负担得起。而从你们乡政府这边说呢，就是 笔大资金啊，十几万亩地卖了，就是五六千万元啊，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农业基金，存在银行 里有利息，搞投资滚动发展有利润，搞农田水利建设就有钱了，将来还可以作为农业产业化 的发展基金嘛！”
钱惠人一下子被说服了，“好，好，赵县长，你想得可真周到、真全面啊！”
赵安邦说：“这也不是我想到的，是天明书记想到的，天明书记出题目，我做作业嘛！ 听着，还有呢！为防止出现土地兼并，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卖出的承包地五十年内不许转让 ，至于五十年后是不是能自由转让，我们五十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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