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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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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难萁醋魇且桓鲇谢牡ノ唬颐且揽克陌镏涂梢运匙耪馓醮蟮揽吹轿蠢础馐且恢盅苊问降模╠ream…calculation）特权，一直以来只有物理学家才能享受。重复一遍，实际上，这是用哥白尼式的历史观去替代托勒密式的历史观，亦即是视界的不可估量的扩展。
直到目前为止，对于未来，每个人都还在自由自在地凭自己的喜好去希望。哪里没有事实，哪里就由感情支配。但是，从今往后，每个人都必须让自己知道，什么是能够发生的，并由此知道，由于命运的不可改变的必然性，不论个人的理想、希望或欲望是什么，什么是必将发生的。当我们使用“自由”这个危险的字眼时，我们指的不是可以做这做那的自由，而是指必需做或什么都不做的自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感觉是一个面对事实的人的标志。悲叹或指责，是不能改变事实的。有生就有死，有青春就有衰老，有一般的生命，也就有生命的形式及其时限。现代是一个文明化的时代，断然不是一个文化化的时代，事实上，有大量的生命能量终将因为不可能挥发而散尽。这或许令人感伤，在悲观主义的哲学和诗歌中，可能且必将为此悲叹不已，但我们无力扭转乾坤。违背明确的历史经验，指望——仅仅因为我们希望——这件事将发生或那件事将昌盛，这将是、而且已然是不允许的。
毫无疑问，有人会反对说，这样一种世界展望，如此确定地描画了未来的轮廓和趋向，因而切断了一切远大的希望，一旦它不再只是一种理论，而是被那些能够有效地铸造未来的人们当作实际的生活图式加以采纳，那它将不利于全体人类，将对许多人是致命的。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们是文明化的人，不是哥特式或罗可可式（Rococo）的人；我们不得不考虑文化晚期生命的冷酷事实，与之平行的不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而是恺撒时代的罗马。对于西方人来说，伟大的绘画或伟大的音乐不再是什么问题。他们在建筑方面的潜力，在这几百年来，已发挥殆尽。只有外扩的潜力，还有发掘的余地。不过，对于充满了无限希望的、健康而且生气勃勃的一代人来说，及时去发现这些希望中有些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坏处。如果注定要破灭的恰恰是人们最为珍视的希望，那么，一个经得起一切考验的人是不会因此手足无措的。对于某些人来说，要他们在其决定性的岁月屈从于一种信念，承认自己在建筑、戏剧、绘画等领域已经没有什么可征服的，这问题确实是悲剧性的。可是，如果他们做不到又有什么关系呢！迄今为止，人们习惯于承认在这些事情上是无所谓限度的，他们相信每个时期在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事可做。因此，得想尽办法找点事做，至于艺术家的信念是否有道理，他的毕生之作是否有必要，这些事情还是留待他死后再解决吧。除了纯粹的浪漫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在这条道上走到底。这种自负不是一个罗马人的自负。如果一个人站在已废弃的采石场前，宁可听人告诉他第二天就可找到新的矿脉——由当时根本上虚假的和程式化的技艺所提供的一种欺哄——而不愿有人指给他在就近就有一个丰富的和未开采过的黏土层，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该作何感想？我认为，告诉后代人什么是可能的——因此也是必要的——什么是他们的时代的内在可能性中所没有的，这一教训对于他们当是有益的。迄今为止，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才智与力量之总体被浪费在错误的方向上了。西欧人——不论他怎样历史地思考和感觉——正处在某一始终不明确自己的方向的生命阶段上；他在摸索他的道路，感受他的道路，但如果环境不顺，他就会迷失方向。但是，现在，若干世纪的工作终于使他能够在与一般文化框架的关系中去观察自己的生命中的意向，去考验自己的力量和目标。我只希望新的一代能为这本书所打动，把自己投身于技术而不是抒情诗，投身于海洋而不是画笔，投身于政治而不是认识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
第一章 导言（4）
十五
剩下需要考虑的便是世界历史的形态学与哲学的关系。一切真正的历史著作必定都是哲学，除非它纯粹是蚂蚁搬家。但是，那热衷于体系的哲学家的运作，因为相信自己的结论的永久性而常常会犯下严重的错误。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每种思想都只能生存于一个历史的世界中，因而逃脱不了共有的必死之命运。他以为高级的思想具有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客观性，以为所有时代的重大问题都是同一的，因此它们在最后的分析中必能有独一无二的答案。
但是，在这里，问题和答案是一回事，重大的问题之所以重大，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太过迫切地想要得到确切的解答，所以它们只有作为生活之象征时才具有意义。根本就没有永恒的真理。每种哲学都是其自身且只是其自身的时代的表现，而且——如果我们所讲的哲学指的是有效用的哲学，而不是有关判断形式、感觉范畴等等经院式的繁琐事理——没有两个不同时代会有相同的哲学旨趣。区别不在于有些学说会死去，有些学说不会死去，而在于有些学说会在其所处的时代活着，有些学说则从来也不会存活。已成的思想可以不朽，这不过是一种幻想——实质是要看它们所表现的是什么样的人。人物越伟大，其哲学以及那在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无需其各个因素、甚至无需其各个因素的相互兼容来加以证实的内在真理也就越真实。在最高的意义上说，哲学可以吸纳一个时代的全部内容，在自身之内体认它，然后以某种伟大的形式或个性将其具体化，使其流传下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哲学所披的科学外衣或其学问的外表在此是不重要的。没有比建立一个体系来掩饰观点的贫乏更简单的了，即使是一个好的观点，如果由一个装腔作势的蠢货说出来，其价值也会丧失殆尽。只有其对生命的必要性，才能决定一个学说是不是杰出的。
因此，在我看来，可用于检验一个思想家的价值的，是他对他自己的时代的伟大事实的眼光。只有这能决定：他是否仅仅是一个聪明的体系或原理的建筑师，只擅长定义和分析，抑或他的著作和直觉所表达的是否是他的时代的心灵。一个不能很好地抓住和操控事实性的哲学家决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哲学家。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大都是商人和政治家。为了在叙拉古把他的政治理念付诸于实施，柏拉图几乎穷尽了一生的心力，可也是这同一个柏拉图发现了一套几何学定理，使欧几里得（Euclid）能够建立起古典的数学体系。帕斯卡尔（Pascal）——尼采只知道他是一个“绝望的基督徒”——笛卡儿、莱布尼茨（Leibniz）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第一流的数学家和技术家。
中国从管子（Kwan…tsi）（约公元前670年）到孔子（Confucius）（公元前550～前478年）这些伟大的“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都是像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尼德、像霍布斯（Hobbes）和莱布尼茨一样的政治家、统治者和立法者。只是到老子那里——他是所有国家权力和强权政治的反对者，是小国寡民的和平社会的热情倡导者——才第一次出现了出世和无为思想，这是讲坛和书斋哲学的先声。但是，老子在他的时代，在中国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时期，在那些坚持认为认识论就是有关现实生活的重要关系的知识的强硬派哲学家当中，乃是一个例外。
说到这里，我认为，最新时代的所有哲学家都是应当受到严厉批判的。他们所缺少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依托。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采取过一项行动或提出过一个有力的观点，去有效地介入重大的政治问题、近代技术的发展、传播事业、经济问题，或其他重大的现实问题。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重视数学、物理学、政治科学，甚至连康德那种程度的重视，都告阙如。让我们看一看其他时代的情形吧。孔子曾数度为官大司寇。毕达哥拉斯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与克伦威尔（Cromwell）运动类似——的组织者，这一运动的重要性，甚至到现在也未受到古典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歌德除了是一个模范的行政官吏外——美中不足的是，他没有得到一个大国作为他的活动舞台——他对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这两条运河的日期他准确地预见过）以及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感兴趣，并且他一再研究过美洲的经济生活及其对旧世界的作用，研究过机器工业时代的降临问题。霍布斯是为英国赢得南美洲的伟大计划的倡议者之一，虽则计划的执行未能走得很远，只是占领了牙买加，可他应算是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奠基者之一。莱布尼茨无疑是西方哲学中最伟大的才智之士，是微积分学和解析学（analysis situs）的创始人，也曾谋划或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策划，其中之一便是通过诱使路易十四转移注意力，误把埃及的重要性视作是法国的世界政策的一个因素，从而缓解了德国的危机。他为此事给德皇所写的备忘录（1672年）中的观点远远走在了其所在时代的前列，所以人们认为拿破仑的东征就是根据这些观点的。甚至在这么早的时候，莱布尼茨就阐发了拿破仑在瓦格拉姆（Wagram）战役后日益清晰地认识到的原则，那就是：在莱因河流域和比利时的收获不能永远地改善法国的地位，而苏伊士地峡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争霸之关键。毫无疑问，国王在这些深刻的政治与战略观念方面，远远比不上这位哲学家。
看过这类人之后，再去看看当今的“哲学家”，会使人感到沮丧和羞愧。他们的人格多么的贫乏，他们的政治与实践的眼界多么的平庸！为什么每每想到要他们去证明自己在政府、外交、大规模的组织工作，或任何重大的有关殖民事务、商业事务和运输事务的方向方面具有的杰出才智时，就只会引发我们的同情？这种不足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什么内在的灵性，只能说明他们缺乏分量。环顾周遭，我实在找不出有哪位现代“哲学家”是因为对当代的某个重大问题发表过哪怕一个深刻的或具有远见的言论而享有盛名的。我所看到的不过是千篇一律的地方性意见。每逢我拿起一本现代思想家的著作时，总要自问：他对于世界政治、世界都市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技术与文明进程的关系、俄罗斯、科学等等现实，到底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歌德在世，必定会了解这些问题，并会沉迷于其中，但是现今活着的哲学家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些问题。这种现实感和哲学内容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重复一遍，它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征候，可以表现出哲学的内在需要、哲学的丰饶性和哲学的象征的重要性。
我们对于这种负面结果的严重性不应抱有任何幻想。显而易见，我们已经看不见有效用的哲学的终极意义。我们把哲学和宣教、和煽动、和小说写作、和讲坛上的胡言乱语混为一谈。我们已经从鸟瞰式的高瞻远瞩下降到井蛙之见。以至于如今，是否可能会有一种真正的今天和明天的哲学出现，都成了问题。如果不可能，那么，与其在一种所谓的“哲学新思潮”的掩饰下去重新咀嚼那业已干瘪的陈旧论点，就远不如去做一个殖民者或做一个工程师，随便做点什么，不管那是什么事情，只要是真实的和实际的就行了——与其去创造一种谁也不需要的有关统觉的新理论，远不如去造一架飞机。稍微变换一下词句，再次去重复许多前人有关意志或有关心身平行的观点，那真是一种穷极无聊的工作。这可以当作一种职业，但它断然不是一种哲学。一种不能冲击或影响时代生活最深处的学说根本不能算是学说，最好不要把这种东西教给别人。甚至在昨天还是可能的东西，在今天至少不会是必不可少的了。
对我来说，数学和物理学理论的深奥与精辟是一种快乐；相形之下，美学家和生理学家就是蠢材了。我宁愿拥有一艘快艇、一座钢结构、一部精密车床的美好的发自心灵的形式，拥有许多化学过程和光学过程的精巧和美妙，也不愿拥有现今的“艺术和工艺”， 包括建筑和绘画，全部的东挪西借。我喜爱罗马的水道胜过喜好罗马所有庙宇和雕塑。我热爱罗马的大斗兽场（Colosseum）和巴拉丁王宫教堂（Palatine）的庞大穹顶，因为它们以其砖结构的巨大棕色形体向今天的我显示了真正的罗马及其工程师们伟大的实践感；至于恺撒们的空虚的、徒有其外表的大理石结构——它们的成行的塑像、它们的柱顶腰线、它们的负荷过重的额枋——是不是保存下来了，这于我是无所谓的事。看一看某些重建的帝国广场吧——它们难道不是现代国际博览会的真正副本吗？突兀、庞大、空虚、炫耀的材料和体量，全然不同于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样式，也不同于罗可可样式，却正好与埃及的现代主义有得一比，例如在卢克索（Luxor）和凯尔纳克（Karnak）的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300年）的废墟中所表现的。真正的罗马人看不起希腊演员（Graeculus histrio），看不起在罗马文明的土壤中可以找到的那种“艺术家”和“哲学家”，这不是事出无因。艺术和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它们已经枯竭了，耗尽了，变得多余了，罗马人对生命之现实的直觉告诉了他这一切。罗马的一条法律就胜过当时所有的抒情诗和学院派的形而上学。我坚持认为，现今的许多发明家、许多外交家、许多理财家，较之一切从事索然寡味的实验心理学工作的人，更像是一个心智健全的哲学家。这种情形在某一历史水平上照例是要重复出现的。一个才智出众的罗马人，不论是一位率领军队、组织行省、修建城市和道路的执政官（Consul）或行政长官（Praetor），甚至是罗马的元首（Princeps），要说他还需要在雅典或罗得岛生产什么后柏拉图学派哲学的新变种，那是很荒谬的。因此，没有人这么干过。这和时代的倾向是不合拍的，因而只能吸引那些三流的人的注意，他们永远只能跟得上前天的时代精神。对于我们来说，这一阶段是不是已经到来，这的确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一个纯粹只重广泛的效果，而排除伟大的艺术和形而上学的生产的世纪，便是一个没落的时代。——让我们坦白地说，这也是一个非宗教的时代，正与世界城市的观念相符合。确实如此。但并不是我们选择了这一时代。我们生在盛期文明的初冬，而不是成熟的文化的黄金巅峰，不是生在一个菲狄亚斯或莫扎特（Mozart）的时代，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如何清晰地看清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命运；有赖于我们认识到，即便我们欺骗自己装作视而不见，我们也无可逃避。那在内心里不承认这一点的人，就不能算是他的时代的人，就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一个大言不惭的人，或者一个书呆子。
因此，在研究当前的某个问题时，首先应当问一问自己——真正的行家对于这个问题事先早就本能地回答过了——今天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他应当禁止自己去做的。只有极少数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不妨说——是需要任何思想的时代去解决的。即便如此，尼采的时代和我们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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