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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狼商道 (原创)-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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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的《现代汉语》、《哲学》都考了四年，仅这两科就经历了四个“黑色七月”，当然也像嚼馍馍一样嚼了四次四个半年。
有人问我现代汉语和哲学达到啥子水平，是不是刚好60分多一点。我说：“就那薄薄的两本书而言相当于专科，但就这两本书阅读揣摩的时间和次数而言，相当于博士”，陈咬金那三板斧为什么那么厉害，那是因为他在三板斧上揣摩最多，孰能生巧。
苍天不负。两年后如愿以偿，自考真的开考了。
今天的孩子听说抄书一定觉得“傻”，其实，抄书与老师罚写作业一样，是一种被动学习，被动多了就主动了。
就这个问题，我请教过我那位在内江当校长的哥们徐文益，他说教育方法因人而异，能督启当然好，但督而不启，怎么办，那就得机械记忆，就像老师有时“罚”娃娃抄十遍甚至二十遍公式定理一样，现在看来是机械的，但慢慢就会转化为知识，甚至是掌握得最好的知识，就像你洪正举四年考了四次《哲学》，啥子概念，课本上教你那些哲学思想已经进入你的骨髓了。
记得《历代文学作品选》我抄一遍后，大部分的古文都差不多能背诵了，接下来再研读一下，豁然开朗。
还有抄书可是练字的好办法。在古文内容或激情澎湃，或忧郁凄婉，或大声疾呼，或浅唱低吟中，你的笔似乎有了灵气，时而铁骨铮铮，时而优雅顾盼，时而笔走龙蛇飘逸潇洒，时而字字珠玑朴茂沉雄。
对国家的自考制度，我当时就想机会总是追着勤奋的人，就像1980年考大学落榜遇到内江第一次不开“后门”公开招聘公社干部一样，平民子弟同等机会，怎么也算政治开始清明了。
当我为有自考政策而欢欣鼓舞的时候，聘用制干部，包括聘用制记者低人一等的地位总是阻碍自考进程。
所谓带着枷锁挣文凭，说起来也真有几分酸楚。
城里人不屑参加自考，因为他们参加进修的机会多的是——电大、夜大、职大、进修班，不一而足。
城里人想读书单位支持领导鼓励，在办公室上班想看书就看书，从来不会担心工作“耍”脱。
我农民临时工想自学，只能挤时间，如果在办公室偷偷看书，当心饭碗整脱。
尽管自己小心翼翼的处理工学矛盾，但仍难摆脱“无法续聘”、“爱莫能助”之命运，香火坐进了箩兜——搬家，读书也就只能搁置一边了。
下面两则是单位给我求职的回信：
洪正举同志：
你好！来信收悉。
你的来信我们送交局领导阅示。现将局领导研究的意见转告给你：“人才可贵，但因受编制所限，难于聘用”。感谢你的一片热情，如有机会再联系。
致礼
凉山州广播电视局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
洪正举同志：
对你求职的艰辛我们深表同情。农村人找工作的确不像城里人那么顺当，招工指标、户口等问题单位无法解决。所以如果你是城市户口或正式职工，一切事情就可迎刃而解。
致礼！
内江县印染厂
一九###年五月八日
什么叫“编制”，什么是“城市户口”，什么是“正式职工”，在什么都讲计划的时代，在城市农村两重天的时代，对农村上进青年来说，这就是“生死符”，是“魔咒”。
既然读书比登天还难，为什么还要登这个天呢？
因为别的路子根本走不通。
我们一批的经营管理干部也有几位转为正式公社干部，但人家是中国党员啊，1982、1983、1984年我也曾经争取入党，甚至于任何一位公社干部都交活儿让我干，名曰：党在考验你。最后还是入不了党。后来，临时工作都整脱了，那有条件入党啊。
在我的自考“黑色生活”中，有位本区的同事，也是自考同学——刘成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他是另一个乡的副乡长，比我小一岁，少年得志。他是我张罗新竹文学社时才走近的，每次考试前他都把我叫到他家里，好吃好住几天，静心复习几天。
这位刘贤弟脑袋非常好使，我学半年他只需一个月；平民意识很强，强得来已经有“农民情结”；具有开放思维，正乡长都当上了还出去“包工”，据说挣了不少钱。我们俩曾经在我下放当广播员的四合乡“任点江山”，经常秉烛讨论一些当代三流学者也许一辈子都弄不明白的问题。
尔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一直惺惺相惜，都愿意视对方为一辈子的朋友。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二元社会”透视（四）
愿为两斗米折腰
——机关“农民工”命运探索
一九八〇年，两斗米值元
一九八四年，两斗米值40元
一九八七年，两斗米值47元
一九八八年，两斗米值“一身汗水”
两斗米，即我的衣食住行，我的温饱。算起来这“两斗米”X12=414元钱比起务农的哥哥姐姐就算跳进“钱罐”了——198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我的一半，并且我还仅仅是一个153CM，37KG的小大人，回家种地100元钱都挣不到。
我常幼稚的幻想，要是那天有陶老夫子一半就好了，收入“两斗半”，要我怎么折腰就怎么折腰，可不要像他老人家一样“不为五斗米折腰”呵，五斗米值多少钱啊？！
在《晋书&；#8226；陶潜传》中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陶老夫子说的“五斗米”，即是晋代县令的俸禄。
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来检查公务，浔阳郡的督邮刘云，以凶狠贪婪闻名远近，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否则栽赃陷害。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说完，挂冠而去，辞职归乡。
陶老夫子没有想到乡里小儿属“狼”，别看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学文件，不干正事，但他们知道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抢权力，抢票子。你陶夫子属“牛”，你不折腰，别的牛还得折腰——洪某人折腰几十年，腰已经佝偻了。
以前在生产队劳动，时间干长了感到腰痛，就想以腰痛为由回家耍，这时，大人就会说：“娃娃家有啥子腰杆啰”。说是身体好不怕腰痛，但“骨气”却是该有的。
为什么你洪某人连“骨气”都没有了呢？
年龄大一点的人应该有体会，“骨气”不是想有就有的，在那个年代，相当一部分农村人，特别是想追求个人前途的年轻人都不敢随便奢求“骨气”，除非你想挖一辈子泥巴，受一辈子穷。
我知道，青年时期能够在单位存在就是真理，单位再不如意都比回农村强，因为在单位顿顿都可以吃到光干饭，还有美好前途等着你哩。
不过，这次真的要回农村了。
1987年底，在当了四年乡镇干部，四年编辑记者，发表文章数百篇，新闻和书法比赛多次获奖，自创“新竹”文学社风风火火、自考大专文凭即将到手之际，无可赖何的回到了农村老家。
我的老家徐家岔和川东南所有的浅丘一样，山不大但足以遮挡视野，地不多但一年365天难有闲时，钱不多但地方干部免不了经常叨扰，人不少但难得有当官发财的“发小”。
在我这个土地里走出来的年轻人看来，我的家没有如画风景、没有精神文化，只有总也摆不脱的泥泞，总也赶不走的蚊蝇，总也听不完的叹息，总也伸不直的父兄的脊梁。
村民们依然背地里叫我“迂腐仔”或“一根筋”，想叫你“洪书记”吧（农民习惯称乡干部为书记），你又垮台了，听说当过记者，还是百里挑一，谁信啊。
本来就是农民，既然回村了种地就种地吧，何况，大家知道我不偷懒，干活路儿也是“一根筋”，因此很快就融入了咱农民大家庭。
我的父亲是民国时期的初中毕业生，加上私塾，读书十几年，书法苍劲，算盘娴熟，帮人写的检讨文从字顺，在家乡绝对算一流秀才，也是家乡出了名的“老好人”。如果放在机关，放到部队至少也该有所作为，结果因为家庭出身“上中农”，一肚子的知识沤烂了。
试想，像我父亲的时代，革命干部连字都写不起几个，人家也不愿拉你“入伙”，至少敲敲边鼓也可以呀。终生无此好事。
今天那些革命干部的接班人至少读过小学、初中啊，尽管好多人不思进取；但人家不是“一根筋”，他们知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知道“为天下难，为自己易”，他们知道“22岁结婚，25岁入党，30当官，人生一步慢步步慢的道理”，他们中不少人签“同意”二字还可见书法功底。你想，他们如此懂得人生，还有必要拉你“入伙”吗？——难怪我拼命工作挣表现，三次入党申请都批不下来。
当时可能是有点消极，但，现实的确没有踌躇满志的理由。
当然，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是为我伤心为我不平的，他们了解我，知道我的抱负，觉得我无论如何不能像老父亲一样一辈子“糅泥巴”。
记得有一天到水井挑水，因力气不过拗，水桶摔坏了，父亲很生气“无用之才”，还未出嫁的七妹一边修桶一边流泪，她在为被迫回家务农，被乡里小儿瞧不起的哥哥伤心。
七妹比我小五岁，又是女孩子，但在大哥分家、姐姐们出嫁以后，分担父母的担子就落在了她的肩上。在相当一段时间“洪正举、洪菊英、洪桂兰”三张奖状总是一起带回家，全安小学的第一支笔蔡老师写我们几姊妹的奖状至少写了五年五次。七妹没有读完初中就辍学回家了，当了我这个哥哥的铺路石。
试想，我不为这些亲人发愤图强，对得起谁呀？
的确，我和历史上所有因落魄躬耕的文化人一样：手叉水，脚叉泥，披蓑戴笠，日晒雨淋，但“不坠青云之志”，时常苏东坡般“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白天地里流大汗，晚上挑灯读青史——常常沉浸在无尽的思索中。
为什么单干；甚至做“包工”比做“点工”，农民多干活，地里多打粮，连我们小孩都知道，那么多领导，那么多专家却不明白呢？
就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的，面包师、理发匠等各行各业的人，工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方便他人和为社会做贡献，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但是，即使他们各自的目的是赚钱，最后的结果确是方便了他人，促进了社会进步。
亚当斯密错了吗？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当这个为着自己的利益的行为对人类历史有推动作用时，这就是善、是功、是德！而当这种行为对历史发展有阻碍作用时，这就是恶、是过、是罪。
马克思错了吗？
为什么人人都想跳出“农门”；为什么城市只属于城里人，这个叫“二元”社会结构的东西是古已有之，还是某种理念、某个政策或者某些人促成的呢？
胆大个体一夜“暴富”，价格双轨“倒爷”大发“横财”，企业“经营承包”部分厂长经理顺利实现财富转移。似乎满眼都是“原罪”，那么，“原罪”有功还是有罪呢？
弘扬传统文化会阻碍西方先进思想吗，那么，长城是炸还是修呢？
海南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能搞下去吗？如果搞下去，国家会不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呢？因为亚当斯密说过：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有制、契约化、责任自负啊？
文化产业“允许无益无害”，这是内江市一位负责宣传的领导从深圳考察回来后告诉我的；那么，思想底线和道德底线又在那里呢？
我们时代有最强音吗，如果有，是“红太阳”吗？因为1980年代末新版“红太阳”很流行，并且常常见到中央电视台“红太阳”专场演出、全场直播。
为什么老百姓不记恨当年被捆手脚而感恩现在松绑呢，如果说松绑人是邓小平，那捆绑者又是谁呢？
我们这个时代有领袖吗，如果有，是邓小平吗？但为什么会议室挂的伟人像只有“马恩列斯毛”？
种了半年地，也沉下来思考了半年的问题。我很清楚，这些问题也许当时中国顶尖学者也无法回答，反正我当时可能接触到的区乡干部是麻麻咋咋的，放在一个小小山村，给谁诉说。
我必须走出去。
好在自学考试再考及格一科就拿文凭了，也算大专肄业吧。听说海南搞的是市场经济，私人请人不要城镇待业户口，有的甚至不要文凭。
1988年6月9日，又是个半夜子时，年迈父亲把家里损吃俭用积攒的100元钱送到我的手里，母亲与往常我出远门一样，再三叮咛“气力干了是有的哈！”
为咱爸妈，为咱家，为咱总也苦不完的农民兄弟，我要再闯海角天涯！
可能有人认为：这人多低贱，人家“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愿为两斗米折腰”，似乎还很得意。
是的，今天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怎么值钱，何况我这类莫法评职称的“闲散科技人员”。就是跟不上市场，转不过观念，羞于谈钱的大学教授也不怎么值钱嘛。
毫不讳言，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已经从自然经济文明迈向商品经济文明时代。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不思变革的观念向“变化中求发展”的多变观念转变。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观念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开放经济与开放社会观念转变。
“官本位”观念向“个人价值通过社会多元实现”的平等观念转变。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观念向“效率优先，贡献优先，先进优先”的观念转变。
“名正言顺”的人治观念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转变。
“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观念向“对社会贡献大小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人的社会化”观念转变。
“人身依附”观念向自我独立、自我意识、自我负责的“人的解放与发展”观念转变。
总之，中华民族正由“生存模式”向“发展模式”大转变。
从《周易》阐释的“简化”和“变化”，和马克思关于事物是变化发展的理论，都向我们昭示：我们必须做好“变”的文章。
1980年代，尽管我的生存条件只有“两斗米”，但我依然在“变”中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找到了农村、农民，特别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长期享受不平等待遇的症结——“二元社会”。
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通过对印度、埃及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后于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我国建国后通过一系列分割城乡、歧视农民的制度安排而人为构建的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在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内，人为地把全体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形成农民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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