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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魂-12位精英传奇和69条商规评点-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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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立以后，美元成了主要的国际货币。各国银行争取美元存款的竞争日益激烈，大通银行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它的业务集中在企业和海外业务上。大卫是对海外业务最为关心的，主管拉美事务期间，他经常去拉美实地考察，一方面是扩展业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帮助他理解那里人们在想什么。
1951年，新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他要带领大通银行的一个小组进行计划
和发展工作，而且主要目标是在国内业务上。大通银行有28家分行，但只有
两家设在曼哈顿，这对于吸收新兴的“中产阶级”存款相当不利。这些新兴
的“中产阶级”日益庞大，美国经济在战后迅速发展，使得他们口袋里的钱
越来越多。
大通银行对此并不敏感，它的对手已经先行一步，在吸收这批人的存款
方面走到了前面。大通银行的存款排行由第一位降到第三位，大卫认真考虑
了以上问题，而且花了一定时间组织了一个市区分行部，大力扩充各分支行
的业务。（。tenluo。）但是，这些措施还不足以扭转大通银行面临的不利的竞争局面。
当时，温斯洛普·奥尔德里奇看中了曼哈顿公司银行，并拟定了一个吞
并计划，曼哈顿银行在全美只排在第15位，这次合并恐怕有点门不当，户不
对。大卫对此大惑不解，找到舅舅讨教。奥尔德里奇问他：“大卫，依你看
大通银行的劣势在哪里呢？“
“就在市行数目不够这一点上。”大卫好像又回到了答辩会场一样，开
始滔滔不绝地引用有关数据、资料详细的阐释和论证他的观点。“你可提供
解决办法吗？“奥尔德里奇追问。“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发展市行。但是，恐
怕这需要一段时间，我们的根基太薄弱了。“
“好，”奥尔德里奇接下去，“与曼哈顿公司银行合并就是一个省时而又省力的办法。它有一个完善的分支机构网络，大都经营零售业务，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合并能迅速有效地解决我们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利无害，这何乐而不为呢？“ “喔，不错，。。”“大卫沉思了一下，接着说道，“看来以后我得多转转脑子。“他与奥尔德里奇共同拟定了细节，交由董事会讨论。在1951 年8月21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一条惊人的消息，它是“两家华尔街银行正在考虑美国银行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合并。“但更为惊人的消息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报纸头版巨大的黑体字吹奏着谈判告吹的葬曲：“银行合并告吹，谈判业已结束。“当天，妻子问大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垂头丧气地说：“我们看到了曼哈顿公司银行的营业执照，它上面写着，如果没有银行全体股东的一致批准，曼哈顿公司银行不能并入其他公司。“事情就这么简单，因为一张1799年的执照，我们计划的、双方都会获益的合并计划就要告吹。“事情一放就是四年，奥尔德里奇与大卫，同全体经理人员们一直没有想出好的对策。要知道，让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纯属天方夜谭。1953年，米尔班克—特威德律师事务所的约翰·丁·麦克洛伊接替奥尔德里奇成为大通银行的董事长，这一让人头痛的难题就落在了他的头上。他曾与大卫商量过这一问题，他问大卫：“还有没有更好的发展市行业务的办法？“大卫摇摇头说：“发展出曼哈顿银行那样完备的市行体系要花上极长的时间，它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又有良好的声誉，合并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说服全部股东显然是不可能的，”麦克洛伊咬着下唇，又加了一句，“而且也不能回到1799年去改变他们的章程。”他转向大卫问：“你还有别的主意吗？“ “没有，”大卫无可奈何地说，“遇到这种问题，连上帝都会束手无策的。“麦克洛伊不愿撒手不管。然而，有一天他忽发奇想：既然曼哈顿银行不能并入大通，那就把大通银行并入曼哈顿，这就用不着它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了。他向大家公布了他的想法，并立刻着手实施。1955年，有16亿美元资产的曼哈顿公司银行吸收了有60亿美元资产的大通银行，新成立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成为全美最大的银行。报上说：“小虾吃了大鱼”，这一点丝毫不过分。在新成立的机构中，大卫提任了副总经理的职务，并主管银行的发展部。这个职位并不高，但对他来说合适极了。他和手下的一小班人马，对大通银行的业务设置及组织机构中的种种弊端做过深入的研究，现在他们的任务是提出整顿计划并着手进行改革。
4。下注华尔街
有人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大卫就将接替麦克洛伊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
的董事长，大卫对此不愿过多提及。他总是温文尔雅，少说多听，而且看起来好象不愿意在银行内部事务中多出头似的。但份内的工作他总是做得让人无可挑剔。他的旺盛精力是别人无法比拟的，有时一天的工作时间竟达18个小时。“我感到吃惊，竟然会有人那么卖力地工作。“他的一位同事说，“如果你在他出席美国银行家协会会议时看到他的日程表，你不会相信它。我看着这张日程表不禁自己想，如果我是大卫·洛克菲勒，我会把它退还给秘书。那简直使我连让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了。“的确，洛克菲勒家庭是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大股东，但他们实际持有的份额并没有超过股票总额的5 ％，因而，他们没有决定权。而且，董事会的其他成员，也都是具有相当实力和资格的人物，由洛克菲勒家族来指挥一切是行不通的。在这样的银行中，人们要求于领导的是才干，而并非努力。即使只有一次经营失败，也是不能容忍的。大卫的种种背景条件使他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但他必须拼搏才能如愿以偿。他把自己叫做“白手起家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实真的就是这样。银行业务只是大卫日程表中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洛克菲勒，他还有自己的家庭事务要处理；而作为他的爱好，他在对外关系领域投入了许多精力，如对外关系协会，大卫长时间是其中的一员。然而，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大卫面对这众多事务却能应付自如。他绝不会把这些事务搅得到一块，它们彼此之间是泾渭分明的。在下了班回到家中之后，他又成了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工作和生活是两码事。”他常这么说。认真并且能干，大卫的这两种素质使他父亲认定他将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最合适的领导人。1950年，他担任了这家研究所的所长，三年之后，他辞去所长职务，成为理事会的理事长。大卫不喜欢旧组织按它原来的面貌一成不变地发展下去，他支持研究所进行了改组，使他成为一个大学研究院和一个科学研究中心的混合体。然而，大卫最最投入的事业是对曼哈顿的边缘地区—莫德赛宁地区的改造。在以前，他就曾积极介入过对这一地区的投资工程。莫德赛宁高地是建在山上的纽约的卫星城，它居高临下，俯瞰着哈德逊河。高地上座落着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等一系列教育、文化和宗教机构。大卫的父母又在其中添加了两个庞然大物—国际大厦和河边教堂。而在这些庄严的建筑群的下边有一条带状区域，这是一个情况日益恶化的地区，就像风雨之中的小木屋一样摇摇欲坠。高地与低地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还在1946年，他就雇请了一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的社会学家对国际大厦的情况做一次独立研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这位社会学家在报告中说道：“如果周围环境持续恶化的话，国际大厦实在没有什么得力之处好说。“这是一种必然的发展线索：环境恶化、投资的收益减低。在一个日益要变成贫民窟的地方，谁愿来投资呢？大卫的父亲在高地上有大量的投资，为了维护这些，必须做出有力的措施改造低地。
“制定目标，提出方案”，这是大卫给自己下的任务，但执行起来谈何
容易。许多穷人因为改建而被迫搬离现在的住址，而计划中的公寓楼群又并
非他们所能承担得了的。一些人举行了抗议示威，他们说：“不要侵占穷人
的土地和房屋，“但同时另外一些人却把这当作进行市容改造的典型。争吵
无休无止，有时候大卫不得不亲自出面，向市政府呈交他的委员会的报告。他说：“我希望当局能够公正地不带偏见地阅读这份计划，因为这关系到这一地区的未来。“也只有他亲自出马才能抵制住反对力量。最后，城市当局同意把3000多户居民从10英亩土地上迁走。从开始为此事奔走到第一户居民迁离贫民窟共花去了8年的时间。1954年，恰逢哥伦比亚大学200周年的校庆。为了表彰他为改善这一地区环境所做的种种努力，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华尔街是美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大卫甚至想在这里小试牛刀。大通银行因为发展迅速，原先的业务大楼已容纳不下全部机构，结果行政部门不得不分散在8栋大厦之中，这给银行的经营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银行董事会做出了搬迁决定，但是并没有选择好合适的地址。大通银行如果离开华尔街，又有谁愿意守着这块“昔日宝地”呢？这种搬迁之后，华尔街寸土寸金的地价将会迅速下跌，而大通银行在这一地段的4000万美元地产投资也要大受损失。威廉·泽肯多夫回忆了决策过程。他是大卫请来的高参，是建筑产业的顶尖人物，曾参与过联合国会址的选址工作，并且设计过在华盛顿的儿童广场。据他说，是大卫促使大通银行决定在离华尔街只有一个街区的自由大街和拿骚大街的街角建立一幢新的总部大楼，他坚持说，就在他被召去参加大通银行关于大楼建筑计划讨论的那一天，这个决定才确定下来。在此之前，每个与会者心里都没有谱。谁也没有料到事情能这么快就定下来。“简直就是大卫在领导这个会，”泽肯多夫写道，“他很婉转地提出这个建议，因为这是他的方式，而且也因为在这屋子中坐着的许多人，在大通银行中比他更有资格说话。但是，是大卫他自己领导大通在华尔街下注，以促进它的稳定。“这一措施的意义是很深远的，有人称大卫是在“维护供给自由世界的资本主义的血液的心脏。” 5。荣登董事长宝座泽肯多夫忙于兴建大通银行的新总部，而大卫又开始在别的地段打主意。他想在南部的曼哈顿市中心建一幢“世界贸易中心”，具体位置在曼哈顿地价最昂贵的一段，他准备在那里建起两座110层高的摩天大楼。
“成立一个世界贸易中心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他简单地解释说：“把
这一中心安置在为美国对外贸易服务的主要银行附近也很合适。“大卫的计
划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他的哥哥纳尔逊作为纽约州的州长也自然会助他
一臂之力。在1969年，纽约州成立了“公共服务办公室”，以便强化它在曼
哈顿地区的办公机构。他们费尽力气找到了200万平方英尺的空地，这是曼
哈顿地区低价格的最理想的地段。即便这样，世界贸易中心还是要花费巨额
的资金。据他们估算，在头40年中，每平方英尺的维护费也要有4美元。在
1971年秋天，一位州官员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们没法预计在40
年后维护费用到底会是多少。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座世界贸易中心会帮助
我们节约许多费用，它还是值得我们花番力气的。“
州里决定，在中心建成后，把8000名雇员的办公地点迁到中心南塔楼，
现在他们分散在全市的50个租来的办公室内工作。纳尔逊也要把他的曼哈顿
办公室从西区15街迁到这里。如今大卫办起事来心里更有底了，因为中心近
四分之一的面积交付政府使用，这无异于得到了政府的保证书。住在世界贸易中心建筑地范围之内的住户对这个工程可并不欢迎，因为他们也将像莫德赛宁高地的那些住户一样被迫迁到别处。但是大卫要按他的计划办事，这样的反对意见他即使不是充耳不闻，也肯定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大卫在银行中的地位是直线上升的。麦克洛伊退休之后，乔治·钱宾出任董事长，大卫升任行长。他对这样的安排并不满意，他需要的是处于顶峰的执行权。在麦克洛伊手下做事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还要他在钱宾手下苦熬度日是他不能接受的。大卫向董事会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不能成为首席执行人员，如果我还得在钱宾的指挥棒下再转上八九年，那我宁肯离开大通银行，虽然我很喜欢这里。“钱宾也不示弱：“好吧，要么是大卫，要么是我，看来我们两个注定要有一个离开这里。“董事会对两人的争执大伤脑筋，在多方的劝说之下，最后达成协议：二人都成为首席执行人员，但分工不同，各管一摊。这场风波才算平息。到1968 年，钱宾超过了65岁的年限而自动退休，大卫如期登上了他渴望已久的宝座，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控制着这家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大银行。
6。兼作政治家银行是一个很微妙的部门，它是商业组织，却又布满了敏感的政治神经。各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也把自己的一部分要求和一部分权利放在了这里。银行不仅要支持企业的生长，它还要反映企业的要求，在银行的董事会中聚集了各方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争吵不休，不停地要求更多的利益。因为银行家们表达了私人企业界的共同利益，银行的董事会是公司权力集团的集合场所，所以银行家是企业界的政治家，他们一手拿着算盘计算利息，一手拿着权杖分发权力。战后的美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机构对工业公司的控制加强，投资机构对个体股东的控制也在加强，它们已经成为国家一些重要公司的合法主人，还控制了为数更为巨大的养老基金，这样，银行已经成为经济秩序中巨大的实力派。在这里，大卫找到了不受选民左右的稳定的权力。他坐在位于曼哈顿广场1号的公司总部大楼里，眼看着整个工业世界在他的眼皮底下，按照他的精密头脑中设想的那样运行，这的确太对他的胃口了！ 银行家—政治家，这种身份是大卫特有的。对于他来说，政治与外交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爱好，它们同他的银行业务联系在一起。“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这是大卫经常念叨的一句话。他周游世界，同各国首脑频繁接触。在大通银行的总部之中，他有一个专门的卡片箱，里面有两万多张名人卡片，“噢，他们呀，”大卫很不经意地说，“他们都是我的私人朋友。“大卫在美国外交方面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对外关系委员会实现的。这是一个民间团体，无党派、非营利性质。它的宗旨是研究一些对外政策问题，将那些关于长期政策问题的争论结果首先提供给领袖，然后提供给公众。它办的刊物《外交季刊》是所有国家领导人的必读刊物，大卫作为金融界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1954年，他参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亨利·基辛格领导的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专门小组。
基辛格是个风趣的德国人，他头脑灵活，不拘泥于成见，善从实际出发。
大卫十分欣赏他。一次，大卫在与他共进午餐的时候，问基辛格博士：“我
们是多造点核武器好呢，还是节制点好？大家都说，我们手中的核炸弹越多，
俄国人就越不敢轻举妄动，你的看法呢？“
“这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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