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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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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形成的全球金融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新兴市场开始拥有贸易盈余，中国外向型经济也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发力。中国是出口主导经济体中的龙头老大，国际贸易中的经常项目盈余占到GDP的10％。中国增加投资每年提供产品增长20％以上，而收入所决定的需求每年增长10％左右，仅仅依靠国内的消费能力，难以解决棘手的产能过剩。
政府主导目前在中国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政府主导市场获得了长期经济增长也让人印象深刻。信贷的快速增长迅速保证了一系列政府项目的开工，使得2008年10月份以来的工业“跳水”趋势得到遏制。在贷款支持下新开工项目的迅速启动，使第一轮去库存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目前危险在于，经济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没有跟进；与历史数据比，投资拉动效率在下降。2009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长，中部地区增长，西部地区增长。这反映了政府投资资金的流向，因为中西部投资增长明显快于东部，东部地区城镇投资增长，中部地区增长，西部地区增长。
2009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4 700亿元，增长；第二产业增加值31 968亿元，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29 077亿元，增长，这同样反映出资金的流向，第三产业投资增长快于第二产业，但第一产业虽然投资大增，增长却不快，反映出农村经济效率低下。
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社会消费品同比增长，财政收入却负增长，说明企业的整体赢利能力在下降。政府主导基建项目的边际投资效果已经下降，10年前一个GDP的增量13％的投资就可以，但今天已经达到了43％，现在1个单位的GDP增量要5~7个单位投资来带动，说明同样的GDP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货币，这对于经济复苏绝对不是好消息。因为经济复苏根本就是生产效率的提高，靠投入增加带动经济增长，只能收效于一时，不能见效于长远。
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增加投资增加产能，未来的经济矛盾将更加突出。以钢铁行业为例，根据国内研究机构兰格钢铁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钢铁过剩产能约亿吨，但中国众多的钢铁企业正在蓄势待发。随着近几年国内产能扩张，板材产能过剩现状令人担忧，产品竞争已经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蔓延。国家发改委指出，钢铁方面要按期完成淘汰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产能和20吨及以下转炉、电炉产能，到2011年，再淘汰落后炼铁能力7 200万吨、炼钢能力2 500万吨。这是痛苦的压缩和转型过程。
铝业同样如此，由于政府收储现货铝价由2009年2月底的每吨11 000 元人民币水平急升至4月中的14 000元人民币以上的水平，铝价的强劲反弹亦会刺激国内闲置的铝厂再度复产，中国铝业估计现阶段约有40％的中国铝产能是闲置的。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研究得出的产能过剩更加惊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投资增长有24年高于10％，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积累了大量无效的过剩产能。到2009年年初，钢铁产能过剩约亿吨，煤炭产能过剩约4亿吨，汽车产能剩约300万辆，水泥、电力、纺织等产能过剩也十分突出。
在出口下降后，内需不振与产能过剩作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真正问题浮出水面。
提振居民消费效果如何？（1）
支撑美国70％GDP的是私人消费，而中国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5％，扩大内需毫无疑问是发展中国经济的首选。
1998年中国经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衰退周期，靠的是房地产、教育与医疗市场化。此后，房地产成为垄断市场的原罪代表，更没有人胆敢再提教育与医疗市场化。
中国消费“新三驾马车”被锁定为车市、股市与楼市。政府不仅出台了托市政策，还给予了减税、补贴、家电下乡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在2008年12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撰文指出，政府将消除消费瓶颈，拓宽消费领域，稳定车市、房市和股市。2009年第一季度刚过，这三个市场不仅情况稳定，更有意外之喜。中国汽车产销量全球第一—新车销量达270万辆，同比增加4％，超越美国（220万辆，同比减少38％）—股指站上世界高位，楼市出现成交量堪比2007年上半年的阳春行情。
美中不足的是，情况并不稳定，“新三驾马车”动力不足，随时可能熄火。沿海地区企业情况没有根本好转，怯于投资实体经济的浙江民资转而进入汽车、房地产消费，进入股市与期货市场博弈。中国汽车界有句名言：“得浙江者得天下”，浙江至少有10多个汽车品牌的销量全国第一，是诸多豪华车品牌的第一争夺市场。浙江人的炫耀性消费在2009年上海车展上显露无遗，但这无法掩盖浙江经济不景气的事实，这个民营经济的集中地深受打击，没有复原迹象。汽车销量突然大增，浙江等地富豪在经济寒冬购买豪华车，显示的是资金无处可去的事实。
房地产虽然出现小阳春，但开发商受库存积压、资金链紧张和预期不妙的三重打击，惊魂不定，最能反映房地产开发商热情的经济领先指标房地产投资持续下降，2009年1~2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仅1％，远远低于2008年同期的，以及2008年全年的21％。房地产销售成交主流套型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可见是消费者自住为主，投资型与改善型住房需求没有解冻。
2009年一季度，受到股市上涨与新增信贷创天量的双重刺激，以房地产与汽车消费为主线形成一条投资消费链：投资股市，投资楼市，趁税收降低或者政府提供补贴购置车辆与其他消费品。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其中３月份增长了，扣除了物价因素，实际增长。一季度信贷增长万亿元，3月末最后两天，除建设银行外，其他几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新增贷款都在900亿元左右，令人匪夷所思，3月份消费同比大增与3月信贷的异常扩张之间的联系令人瞩目。
信贷空前增长并未流入民营企业，大型企业贷款能够获得低息，国债与企业债能够以低息发行，大型企业的库存被消化，同时制造了股市与楼市两个小阳春。中国扩张影响世界，全球产品价格托中国储备之福开始反弹，国内原材料价格高而国际价格低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国内外资源价格形成落差，国际价格低而国内价格高，通过进出口寻找价格平衡。精铜、铝等资源的进口创出历史新高，中国成为世界资源仓库；二是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进一步挤压了制造企业的生存空间。资产价格出现局部性泡沫，政府虽然可能追加投资，但在既定大小的蛋糕面前，政府要成为最大的买单者，就必须增加税收，从而挤压大部分未受到补贴、未接到订单的企业的生存空间。
提振居民消费效果如何？（2）
从历史经验来看，一旦政府收紧信贷，股市、楼市与车市就会受到沉重打击。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提供新的财政补贴，但政府补贴有临界点，财政部已经在提示政府财政收入急剧减少。为应对财税下滑，国税总局在2009年实行逐个企业查税、应收尽收的政策，甚至在一些地区开始预征2010年的税收，导致企业恐慌加剧，信心进一步滑落。
在政府家电下乡给予补贴等政策刺激下，农村消费在2009年4月份增长速度首次超过城市消费，但农民工无法找到新工作的现实，显示农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渠道在削减。消费“新三驾马车”之所以动力不足，关键还在于对宏观经济预期不佳，在失业、薪酬减少的压力下，普通民众仍然会增加储蓄抵抗严冬。
为了维持经济热度，政府别无选择，不得不继续增加投资制造产能，为房地产托市，以拯救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房价上涨是银行资金大量流入虚拟经济的结果，无法解决中国经济两大顽疾：产能过剩与居民消费不足。房价上涨视做投资环境恶化的指标。实体经济无法吸纳我国疯狂扩张的新增信贷额，出现结构性泡沫，使资金在大宗商品、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寻求避风港，导致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先后回暖。在经济下滑出现不可控风险时—失业率上升到预期的两倍以上、沿海地区出口加工业折损过半—政府重拾房地产与汽车消费是不得不然的救急之举。随着一季度房地产与汽车消费的回暖，相关的钢材、水泥、装修、家电、成品油等销售额有所稳定，这对于上下游50个以上的相关产业都是福音。
一个公认的结论是，我国房地产价格过高已经影响到了商务成本，已经挤压到了其他消费需求，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百出的畸形发展导致我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始于2004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出台的政策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央行每次小幅加息都被视做通胀的信号，地方政府高价拍地乐此不疲，房地产因此更有上涨动力。那时真正有效的灭火之举是启动大规模的公益型住房建设，政府可以因此成为房地产市场最大的空头方，扑灭房地产市场的大火，同时也可以解决房地产市场抑制内需的经济顽疾，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卸下最大的炸药包。很可惜，直到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下行趋势明显，有关部门才在抢救房地产市场的同时，实质启动保障性住房战略。
按照逆周期调控的规律，经济急速下行期政府应该做的不是启动保障性住房，而是降息、增加贷款，帮助企业渡过危机。但政府在降税做多房地产市场的同时，以保障性住房充当了房地产市场的大空头。到目前为止，有关部门在房地产市场所做的基本上是火上加油、雪中减炭的工作。我不能说政府拯救房地产市场是错误的，但我能够说，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周期的判断基本是错误的。
为了提振内需，政府只有沿着公益性与商品住房平衡的道路走下去，这样才能在长远时间里收到提振内需、改善结构之效，而不能因为短期压力，再次将公益性住房抛诸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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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受制度掣肘（1）
建立内需市场、畅通而公平的物流是重中之重，国内统一的市场需要统一的制度，需要改变内销产品的小规模零售渠道，需要快捷的司法救济，需要能够破除地方利益的至高权力。
外贸企业转型内销企业遭遇尴尬。由于信用等级与采购方式的不同，使一些外贸企业难以适应国内消费市场。出口企业遵循的是国际贸易制度，如商检制度、信用证制度、保险制度等。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从国际销售商处赚取利润虽低，但资金和利益较有保障。表面上外贸出口只能赚3％利润，内贸利润可能略高一些，但加上隐性成本，两者利润相差无几，内贸耗费的精力更多。
国内销售不仅渠道不畅，还缺乏在全球有影响力的采购商、贸易商，市场覆盖面小，制造厂商的利益容易受到侵害，如厂家需要支付进场费，货款结算周期长，上下游勾连的三角债多发等等。出口企业并非不思进取，不愿意改变现状增加内贸，关键是市场分割严重，隐型成本过高，本地出租车只能用本地车，本地官员必须推销本地酒等等分割市场的做法层出不穷。
截至2009年，除了家电连锁零售商采用部分商品的贸易订单采购外，中国目前的超市连锁、建材连锁、百货连锁等零售商在经营上还在探索贸易订单的采购方式，小量分别下单，与广交会这样大型的、低成本的贸易洽谈会销售模式难以吻合。
建立内贸市场，要允许各种资金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建立层级分明的批发商、零售商和有能力在国际国内同时经营的综合商社。在目前遍布全国城乡的农贸市场的基础上，建立起覆盖全国乃至全球的渠道公司，使国内的销售渠道与国际销售渠道一致。
政府的市场干预之手无所不在，这些手在推进建立统一市场的同时，又一手建立了层层叠叠的进入门槛。以农资物流为例，按照2007年制订的《农业部定点农资市场管理办法》规定，实行农业部定点农资市场制度，这些市场经过创建，达到规定条件并经农业部批准挂牌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农资市场，贴上农业部的标签，才能验明出身。纵观其中条款，市场申报、省级考核、农业部评审、农业部专家验收、评审等重重叠叠，这种市场促进法除了能够显示农资专家与管理部门的权威之外，对于扩大物流、建立市场销售体系没有任何好处。政府制订规划，由市场资金推动，才能最终建立起遍布城乡的大商业分配比例。
以法律摧毁地方政府画地为牢的地方保护主义，以确保国内统一市场畅通无阻。一些地方政府维护本地开发商、买本地车、买本地酒等做法，思维僵化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这使中国建立大一统市场的前提受到根本威胁。政府有必要建立权力在地方法院之上的巡回法庭，允许利益受到侵犯的企业随时进行诉讼，以维护自己的交易权。以法律为统一市场保驾护航是必须之举。
错误的税收激励机制触发了地方政府的本土主义保护行为。地方政府发展总部在本地的企业才能收取税收，这在GDP至上的政绩考核标准下，直接促使地方政府拉项目拉资金、排斥外地企业。如果地方政府主要靠消费税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政府就不会对生产企业、本地企业网开一面，而会对所有能增进消费的优质企业大力扶持，不分本地外地，只要能为本地税收做贡献就能得到呵护。
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受制度掣肘（2）
国内贸易市场的信用问题亟须解决。国内贸易尤其是采取直接进入大型零售企业，其交易制度一般是，厂家需要支付“进场费”等通道费用，货款结算有一定期限的账期、非食品类商品要实行退换货制等。内销零售商“很牛”，市场覆盖面低但垄断程度高，他们肆无忌惮地挤占制造企业的资金，使本就处于融资困境中的制造企业不得不成为销售商的现金奶牛。因此，造成市场异常现象，就是在国际市场上的中国制造通常比国内便宜，在香港市场的比境内便宜，最需要发展、消费能力相对薄弱的市场反而价格最高，生产厂商为了弥补账期风险，而抬高了价格，这反过来抑制了消费，增加了社会成本。
我国有《反垄断法》，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政府有必要保护制造企业的基本权利，该出手时就出手，或者允许制造企业建立强有力的行业协会进行博弈；或者禁止挤占挪用，建立资金第三方托管模式；或者以信用保险公司解决资金占用。既然网上销售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网下销售为什么不能解决？
光喊扩大内需用处不大，内销制度死结要靠政府解开，家电下乡、农资补贴之际正是建立中国基础商业信用体制的大好时机，政府提供补贴，却没有给内销企业提供护航的制度，没有尊重法律在建立统一市场中的作用，因此造成家电下乡中存在利益跑冒滴漏，成本居高不下。
内需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主导下的行政经济。
中国经济面临改革30年以来未有的大变局，如不积极谋变，将有可能急速倒退。谋变的关键在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这是所有幅员辽阔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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