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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那点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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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残酷一点比所谓的人性化更有现实意义。
2007年5月16日屈默于广州
《金鹰报》约稿文章
中国高考30年，到底改变了谁的命运？
高考，决定了谁的命运？
——题记
中国恢复高考30年，已成为2007年夏天的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各大媒体、各大网站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或探讨中国高考30年的风雨历程。30年来，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庞大国家的命运。回首高考30年历程，文字的力量，难以承受高考之重。30年来，中国高考到改变了谁的命运？不少人在追问，在反思，在讨论。
回答这个宏大的命题，在高考不再是“黑色7月”的今天，依然是非常困难的。30年前，一场不同寻常的考试，开始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几代人为着未来和理想，为着家族的荣耀，为着生存的需要，十年寒窗，挑灯夜读，忍辱负重，挥汗如雨，几乎全部的人生希望都寄托高考之上。一年一度的高考开始成为一种改变人生命运的“魔手”，在这场既是知识的考试又是命运的考试中，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悲壮画面，成为高考一道特殊的风景。高考伴随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影响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同时，高考也演绎出了人生百态，国道沧桑。
回首30年来的高考历程，就是一部人生悲欢史。很多走过高考这30年的人，依然难忘30年前，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伟人——邓小平。有时，群体的命运，甚至一代人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不知是祸还是福。1977年夏天，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召集知识界人士群策群言，做出恢复高考的历史决定。从那时起，许多中国人的命运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高考和高考改革也从此处于社会关注的焦点。
据官方统计，1977年12月，中国恢复了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570万名年龄介于13岁到37岁的应考者涌进考场，录取人数为27万。令人惊奇的是，2007年全国计划招生的人数恰是30年前参加高考的人数——570万。这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中的早已注定。30年来，中国共有近600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1000多万人被高校录取。
30年，对于历史，不过弹指一挥间，而对于中国高考，尤其是高考改革，却是一段异常艰难而漫长的历程。老三届大学生、高校收费、教育产业化、高考积弊，伴随着这些名词的中国高考，一路走来，在激烈的争论中，备受指责与拷问。
客观地讲，30年来，一年一度的高考虽然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批评和指责，但它至少为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考体现了一种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事实上，真正备受指责和拷问的不是高考本身，而是高考开革。
在目前的高考体系中，人们对优质大学教育的崇拜，仍然是一种迷狂。它背后显示出的，是中国上千年来，教育成为获得特权的门槛的历史沿习。这种“范进中举”式的历史沿习，使选拔人才的高考渐渐被名利所扭曲。更重要的是，本应当体现出公平公正的优质教育资源，却在各级分配中矛盾日益尖锐。这几年“高考移民”、“高考枪手”就成为民间自发的一种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间接对抗与反击。而“大学无用论”、“大学致贫论”、“毕业即失业”的无情现实，更是将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高考改革推向拷问的十字架，取缔高考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
古人云：三十年曰一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面对恢复高考30年，尤其在各种有关高考的争议不断，乃至出现废除高考呼声的当下，我们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去解读高考这30年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成败得失，并提出彻底的解决之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高考30年，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但仅仅是改变个人和国家的命运是远远不够的。当高考越来越不能体现一种公平公正，当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高考招生的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对等，当上大学的教育成本成为家庭的一种沉重负担，当高考已难跃龙门，知识不再改变命运……中国现实的高考到底改变了谁的命运？最终又将走向何方？都需要自上而下的集体思考。诸如如何通过高考去改变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痼疾，如何通过高考去构建社会诚信，如何通过高考去弘扬传统伦理道德等宏大命题，都需要在高考和高考改革中去改变，并努力去实现。
2007年6月8日屈默于广州
《金鹰报》约稿文章
老百姓跟谁姓关你什么事？
咱们泱泱大国自古就有个好传统，特别注重自己的姓氏笔名。什么都可以马虎，唯独姓什么，跟谁姓却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比如，张三有个孩子不姓张，那问题就严重了。用我热心的邻居吴大妈的话说，就是张三他老婆对不住张三了。这还仅仅只是一个方面，跟着倒霉的还有张三的这个孩子，从此就得背着“野种”的闪亮招牌，任人指点。在我们的国骂中，比较恶毒的词语就有“杂种”、“野种”，都是指姓氏出了问题。看来姓什么别不要不跟爹妈姓，否则后果很严重。
近日，各大媒体头条都刊登了一条很搞笑的严肃新闻，说的就是关于老百姓的姓氏问题。公安部研究起草完成了我国首部姓名登记单行法规《姓名登记条例》，该条例中首次对公民起名作出了硬性规定：公民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并允许采用父母双方姓氏；子女采用父母双方姓氏时，可以按照双姓起名，但不算作复姓。当初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聪明的大脑第一个反应是，我们公安部的官员真是太有才了，对老百姓真是太有责任心了。放下了诸多需要紧急办理的大案、要案，专门花心思来考虑咱老百姓的姓氏问题。治安事小，姓氏事大。这说明了咱们某些政府官员是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办实事的。用某些官员的话说，咱老百姓的事，再小都是大事。说句公道话，老百姓姓什么跟谁姓，咱官员们都要操心，挺不容易的。所以大伙万不可瞎起哄，整出些“李杨飞刀”、“张王不败”等怪异的名字，给父母官添乱。
只是这个规定来得太迟了点，太突然了点，太意外了点，让我中学的一个同学叫苦不迭，提起爹妈就气得想骂娘。说来也真是，我这个同学既不跟爹姓，也不跟妈姓，偏偏姓了一个“外姓”。老实说，这怨不得我这个同学，他自娘胎出世，做父母的就自以为是，为感谢曾经的一个救命恩人，竟然让孩子跟随了恩人的姓，还说是永远不要忘了恩人。问题就出在这里，一家人3个姓，总让人民群众狐疑他们父母隐瞒了什么。更为麻烦的是，这给我的同学带来了不少困扰。有次我陪他去文教办填份考试的表格，当负责接待的大妈看到我同学填的姓名与父母姓氏不一样，很认真地说：同学，你该不是冒名顶替的吧？我那位同学气得咬牙切齿，似乎受了莫大的侮辱，冲着大妈就来了句：我是我妈亲生的，我是我爹亲儿子，你可以侮辱我的智商，但绝对不可以侮辱我的姓氏。自此，我这个同学落下一个坏毛病，每每有人问起他为何不跟爹妈姓，他就很着急，反复解释：我是我妈亲生的，我是我爹亲儿子，我跟谁姓，关你什么事？
坦诚说，对这公安部出台的这个条例，我跟我这个同学一样，是有些迷惑的。去年建设部为平息老百姓对房价持续高涨的怨气，正式公布了《关于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若干意见》，要求开发商建的住房70％不要超过90平方米。90平方米到底是个什么标准？又是凭什么根据制定了这个标准？更重要的是谁来监督这个“意见”的执行？事实上，这个毫无根据又毫无操作性的规定，无异于一纸空文。楼价照样涨，房子面积开发商想怎么建就怎么建。最终的结果是非常可笑的，也是很失败的，像一场草草收场的闹剧。用我老实巴交的老父的话说：坐在办公室制定天下宏略，并不是每个官员都有这个才能的！
像这样让人迷惑的闹剧还在继续上演，而且似乎越来越超出老百姓的想象力。近日，教育部效仿公安部，也出台了一个硬性规定，自2007年9月1日起，全国所有中小学生每天都必须要跳校园集体舞，据说为了让这个规定行之有效，教育部竟然组织了无数专家，历时两年时间，创编了《第一套全国中小学校园集体舞》。我做教育新闻的一个朋友当日就发给我一条短信：屈默，关于教育部规定学生必须跳舞的事，你可别发什么牢骚，现在是学生先跳，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下一步就是上班族跳，再下一步就是农民兄弟也要跳。我的娘，政府操的哪门子心思啊？一阵感慨之后，我突然很佩服我们的父母官，孩子上不起学无所谓，孩子就不了业也不是什么大事，学校乱收费也可以先放在一边。跳舞事大，失学事小。我在这里得替教育部官员们讲句公道话：那些偏远山区的孩子们，你们可以不吃饭，可以读不起书，但不能不跳舞。现在我终于明白歌手庞龙为何那么红，原来早在几年前就在《两只蝴蝶》里替教育部官员们做了免费宣传：亲爱的，来跳个舞。
一直忙碌而且责任重大的公安部官员管起了咱老百姓的姓氏笔名，一直难有作为的教育部抓起了孩子们的跳舞问题，认真想想父母官也挺不容易的。为了和谐社会，父母官体察民情，抓小放大，居然咱们很多老百姓还不给面子，还质疑公安部和教育部出台的这些规定不会朝令夕改。说句真心话，我也想呼吁一下：咱老百姓的姓氏问题，就放心的交给老百姓自己去处理吧，孩子们跳舞的问题，就交给学校老师自己去处理吧。不要闲着没事，坐在办公室心血来潮，瞎操心，不但让自己累着，而且还让咱老百姓也跟着受累，这很不利于社会和谐。父母官要忙的事情很多，要管的事情更多，何苦瞎操这份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事情？
用一句很不地道的话说：老百姓跟谁姓，关你什么事？
2007年6月14日屈默于广州
《金鹰报》约稿文章
为何没有官员为“现代包身工事件”引咎辞职？
山西省黑砖窑非法用工的严重问题经媒体披露后，不但举国震惊和愤怒，而且引起了中国高层领导人密切关注，胡锦涛、温家宝、吴官正、李长春等领导同志都作了重要批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地过问下，早已麻木不仁的山西省大大小小为人民服务的地官员和人民警察突然一夜之间全部清醒过来，紧张地投入解救“现代包身工”的斗争中，速度之快，动用的警察之多，让人有些回不过神来。每每看到政府对类似于这样的恶性事件的处理程序，我就固执地认为某些地方官员有演戏做秀的嫌疑，可以这样假设一下，要是高层领导人不去关注，不作批示，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会不会得到“迅速处理”？有关的当地政府会不会马不停蹄雷厉风行地去立马解决？
不少善良的老百姓也在追问，这些农民工和童工来自哪里？他们又是如何落入虎口的？黑砖窑之后又有什么样的黑幕呢？
问题其实不需要回答，为官者心知肚明，老百姓一清二楚。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是，山西那些黑砖窑里的包身工，不光有河南的，还有四川、湖北的。这些流落异乡的可怜孩子和外出讨生活的民工，大多在山西各地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或诱骗或强行拉上车，送到山西临汾市、永济市等地的黑砖窑的。据报道，其中卖到山西万荣县一个黑窑厂的童工，最小只有8岁，最大也才13岁。太多的证据表明山西省大量的黑砖窑得到了地方政府的保护。本该维护治安打击犯罪的警察却变成了黑砖窑主看家护院的私人武装——在解救孩子的过程中，当地警方只允许解救当事人的孩子，不能带走其他孩子。而本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劳动监察部门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所以我对临汾、晋城、运城三市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9125人次的解救行为，是充满嘲弄的，也是无法理解他们的“正义之举”的。山西黑砖窑也不是存在一天、两天了，有的长达7年，难道这些黑砖窑老板在当地一手遮天、为非作歹长达数年，警方会一点不知晓？要是真是如此，我只能叹息当地警方不是失职，而是无能，居然斗不过一方地痞流氓。包括对5月27日，山西省洪洞县警方在“一次例行的检查当中”，成功的从一座黑砖窑当中，解救出了31名被非法拘禁、强迫劳动的农民工事件，我不但不会为洪洞县警方歌功颂德，反而还会鄙夷地大骂一声：一群王八蛋。32名（其中1名被打死）农民工在这个黑砖窑被监禁长达一年多时间，居然不被洪洞县警方所知晓，说出来连我隔壁那个弱智儿童也不相信啊！
感谢老天爷，这些命不该绝的“现代包身工”被解救出来了，但问题远还没有结束。老百姓在追问，社会舆论在声讨，谁来为人神公愤的“现代包身工事件”承担法律责任，而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谴责？遗憾的是，问题被揪出来了，解救工作也基本完成，面对举国一片讨伐之声，居然没有一个官员站出来为之向全国人民作出解释，并公开道歉，更没有一个官员为之引咎辞职。
事实上，在当下的中国官员任免体制中，对官员的渎职失责，莫说引咎辞职难以实现，就是降级处罚也可能是走走形式。曾经轰动一时的“彭水诗案”，涉案人彭水县县委书记蓝庆华，在被免职2个多月后，就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县长周伟也当选为彭水县县委副书记。制造了“现代文字狱”的彭水县主要官员居然因祸得福、明降暗升，让全国一片唏嘘之声，如此重大违宪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地方政府滥用公权和司法的相关责任人不但没有得到应有惩罚和相关责任追究，反而平步青云，步步高升。难怪“彭水诗案”的肇事者和受害人秦中飞曾无不担忧地对记者说，“平反后反而充满恐惧”。“彭水诗案”让人恐惧的不仅仅是小科员秦中飞，还包括很多对现实和当地官僚体制不满的老百姓。
中学时代，我在夏衍的《包身工》里读到包身工们悲惨的生活时，单纯如我一样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对资本家的残忍和旧社会的黑暗充满了仇恨，并为我们自己“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而庆幸不已。然而在多年后的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该以何种心情来看待山西黑砖厂那些命运更悲惨的“现代包身工”？一位博友对山西黑砖窑事件写下了如此诗句：“权钱交易无善念，腐败贪婪丧天良。法不容情公平在？血债要用血来偿。”在法制昌明的今天，读到“血债要用血来偿”的诗句，多少让人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当地政府失职无能、官商勾结，是导致山西黑砖窑存在数年之久的根本原因。在举国皆知的真相面前，我不想简单地去批判山西黑砖窑“现代包身工”事件漠视生命尊严和贱踏人权的野蛮行径，更不想义愤地归结为这是政府的耻辱，是法制社会的耻辱，也是人类社会的耻辱。我们要追问地应该是谁来为之承担法律责任？既然没有一个官员凭着良心站出来引咎辞职，那我们就应该有充足地理由要求，追究山西省自上而下官员的集体责任。不但要将那些丧尽天良的黑砖窑主缠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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