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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公关学-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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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公关学》 序
卖文为生有一个好处，就是经常有不花钱的报刊送给你，一堆一堆的，好让你每天有事可以打发时间。不过，我对报刊的兴趣没有书籍那么大，因此，读报读得非常快，一大摞报纸，十几分钟就溜过去，只是，如果那期上有了刀尔登和陶短房的专栏，我的眼睛在上面停留的时间肯定会长些，长到什么程度？一个千把字的专栏，比看三份报纸的时间还要长。
我踏入媒体江湖，刚出道的时候，也是靠历史随笔“骗”钱的，因此，我对写历史随笔的同道，有意无意会多看几眼。很可怜，当今之世，写这劳什子的人很多，但写得像样的却少，最让我喜欢的有俩人，一个是刀尔登，一个就是陶短房。前者，已经被我完全发掘，鼓动书商去跟他签约，然后拖他到北京，一起喝酒，还约了下次。而后者，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搞清陶短房这三个字，是真名还是笔名，此人什么来历，从何处而来，现在又哪儿去了。我仅仅知道一点，他的文字好，好文字背后还有好的学养，当初，十有*，在历史上下过苦功夫，眼下也许改行了，一肚皮的历史边角料，超级不正经，跟我的爱好惊人的一致。
自打混入学界，最讨厌的学科，就是所谓的公关学，我的一个同学后来改行研究公关学，还做了一省的公关学学会的秘书长，我见面都不理人家。可是，公关学三个字，接在皇帝后面，却显得那么好玩，怎么看怎么搞笑，荒诞意味的搞笑，笑过之后，五味杂陈。也许，陶短房只是在写着玩，当年读历史读多了，攒了太多的杂碎，弄出皇帝老儿当线头，一边是文臣武将，一边是嫔妃宦官，把事儿串起来，人也串起来，一个接一个写出来，端给编辑，让大家一乐，骗几个散碎银两好买酒喝。
人生在世，不幸做了读书人，更不幸做了中国读书人，读中国书，读到颜元说的“吞砒人”（类似于后世大烟鬼）上瘾的境地，如果读书写字，不能随心所欲，读到哪儿，涂到哪儿，总是完成任务，实现使命，不亦累乎？不亦悲乎？不亦……乎？近来总跟李零聊当年读野书、胡乱写的旧事，说是做了学者，尤其是体制内的学者，难免人在朝堂，身不由己，渴望放虎归山，我每有同感。近来读到几位自外于体制的人，看似随兴的文字，别的不说，心里头松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下种了糜子，可以酿上好的老酒。
陶短房不仅写历史随笔，还写评论，至少在科目上，跟现在的我很是相似。随笔幽默轻松，举重若轻，评论简洁干净，厚重老成，两边的文字，从本质上讲，都暗合着一个“厚”字，书没有读到一定的份上，笔绝对不会这样老。但是，我看他的文字，总觉得他应该是个年轻人，有着70后才有的那股子机灵劲儿。因此，我也就冒昧地断他为70年代生人了，咱别的优长没有，至少年龄上长他十几岁，痴长也罢，傻大也行，反正，倚老卖老，可以对他的文字评头品足了。
这篇奉命而写的所谓的序，据说是陶短房辗转托一个中间人交办的。说实在的，我其实没有这个资格给他的书写序，但是久睹其文，确实难免免俗，想见其人。写序，也是一种契机，两座山走不到一起，两个人难免会见，如果见了，验明正身，就是陶短房本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问他讨酒喝，权当上面几个字的稿费。
张鸣
2009年5月26于京北清林苑
写在《皇帝公关学》前面的话
其实这段文字是不折不扣的“写在《皇帝公关学》前面的话”，因为这个系列原本是我在《新京报》文化版的专栏连载，承蒙中信出版社厚爱，让这个系列得以结集成书。披览一年来的作品，越看越觉得，有必要就构思、创作这个系列的一些个人心得、感受，作一番诚恳的交代。
封建帝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毋庸讳言，在经历了几千年帝王时代的中国，一些部门、单位里的当家人，一些“县官”和“现管”们，仍不同程度存在一定的封建家长意志，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不可避免会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作风。当然，您也许会说，中国人讲究忍耐，退一步海阔天空；您也许会说，中国人最重气节和原则，士不平则鸣，碰上这样的人和事，就应该不妥协，应该斗争。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该忍，什么时候则无须再忍？妥协与不妥协间，究竟应有怎样的过渡与底线？如果忍，怎样忍才是最优选项；如果斗，怎样斗才是最佳方案？要回答这些微妙而深刻的问题，恐怕任何个人都是无能为力的。
然而中国早就有句老话：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漫长的帝王时代，“伴君如伴虎”的格言，让无数或显贵或卑微、或大智若愚或大愚若智的各色人等，无不处心积虑地琢磨着如何跟皇帝“公关”的学问，“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还食人间烟火，就没办法摆脱这一沉重的“公关”负担—就算您是不食周禄的伯夷、叔齐，可您总得踩人家的地，喝人家的水，吃人家的野菜吧！
这一代又一代的公关，有得有失，有经验也有教训，可谓用前人无数心智、血汗乃至生命换来的宝贵镜鉴，对于今天的人们处理与上级的关系，自然有极大的助益。
然而中国历史典籍既深且博，对于在现代快节奏社会生活惯了的人们而言，去披阅采撷，可谓难度不小。不仅如此，正如哲人所言，帝王时代的史籍，往往免不了被修成帝王家谱，一切是非曲直善恶，都以帝王的标准为标准，殊不知帝王是无须公关的（倒霉时例外），只有面对帝王的人们才需要公关。因此，对这些典籍作一番切菜刀、手术刀甚至修脚刀的动作，是有必要的。
不仅如此，时代毕竟已不是当初的时代，社会在变，人们的价值取向在变，现代下级与上级、被领导者与领导者间的关系，毕竟不是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这就需要《皇帝公关学》不能仅仅是停留在经史子集时代的剪刀糨糊文摘集，而必须用现代公关理念，去重新演绎当年的是与非。
用历史的眼光论时代，以时代的眼光论历史，这便是我创作这组《皇帝公关学》随笔的初衷，也希望这些粗浅的文字，能给读者们多一点助益和启发。
陶短房
2009年5月7日 于加拿大列治文市
离远了挂心，挨近了糟心
中国古代有几千年的帝王史，在那年月，很多人都惦记着能见着皇帝，好沾些浩荡皇恩什么的，倘能陪王伴驾，整天围着皇帝转，那简直就是光宗耀祖，要烧高香的了。
可是且慢。这俗话说得好，伴君如伴虎，皇帝权力实在太大，脾性又实在太难捉摸，一旦弄不好可是乖乖不得了、因此对于整天跟皇帝打交道的这么一群人而言，“皇帝公关学”可是门高回报与高风险并存的必修学科，搞好了荣华富贵，升官发财；搞不好轻则倒霉，重则丢命。您想，一边是前途要紧，另一边是人命关天，能不好好学吗？
一般而言，离着皇上远关系会差些，挨着近那关系会好些，可也得分什么人。就有这么一路人，光闻名没见面，皇上天天惦记着念叨着，等真见着了，却怎么瞅怎么别扭。真有这路人？不但有，且还不少呢。
比如西汉的贾谊，那是要文才有文才，要见识有见识，那上中下三篇《过秦论》，把他死后几十年的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分析得是要多透彻有多透彻，汉文帝是整天贾谊长贾谊短，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念叨。可说来也怪，这贾谊每次被召见都没好事，官不但没怎么升，还越当越窝囊，好不容易混了个夜间小客厅私人密谈，结果人家皇上居然让他给讲鬼故事，偌大一才子这下失望到骨头里，愣是年纪轻轻就给憋屈死了。
还有个叫李德林的，是南北朝北齐人，文才好，政治头脑强，还有军事才能，当初远在北齐当官，还是北周大臣的杨坚就对他赞赏不已，一心想收为己用。等北周灭了北齐，更是着意笼络，结果李德林在杨坚登基坐殿、当上隋文帝的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后来还帮杨坚出主意灭掉了江南的陈国。杨坚曾许愿一统天下后把李德林打扮成菩萨金身，让全中国的人都羡慕，可就这么一位大功臣、大才子，真成了近臣后居然10年不调级不涨工资，最后还被找了个“公务员非法经商”的茬外放了。
他们的运气固然不好，可还不算最糟的。想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曾喟叹自己不能收韩非做臣子，可人家韩非真跳槽过来，却被他给下狱弄死了。您瞧，这公关搞砸了，真能出人命不是？
皇帝不但是天底下第一号好猜疑、好自以为是的男人，而且还是天底下最贪心的男人，总巴不得好东西都归他自己，人才当然也不例外，所以贾谊、韩非、李德林这样的，在外地甚至外国待着，他们是早也惦记晚也惦记：这人咋就不跟我呢？真要跟了你，这猜疑就来了：你厉害，你有学问，那我搁哪儿？这是一；你这么大本事，今儿能帮我，明儿保不齐能害我，这是二。有这么两条憋在肠子肚子里，这诸位才子能混得好才怪呢。苏东坡曾经说，贾谊混不好，是因为跟周勃、陈平这些有功大臣没搞好公关，让人家给使了绊子，这话不对：如果皇上心里没坎儿，别人再上眼药也没用不是？再说了，周勃自己后来都让汉文帝给送进大牢劳动改造了好些日子，贾谊跟周勃公关，周勃爽了，皇上怕是更火了：你们俩一文一武这琢磨什么呢？准没好事吧！
咱们再来看一个公关危机处理得当的例子—司马相如。这位大才子同样有过类似李德林的遭遇：先被汉武帝误以为古人，喟叹“我怎么没这么个人才”，等真的应聘了又处处不受待见。人家司马相如这弯子转得就是快，先自请外调，既免是非，又混表现，等调回来又搞了份“泰山封禅”的文化标志性提案，哄得汉武帝颠颠的，最后弄了个高级退休待遇。您看，这远了挂心，近了糟心，说白了就是不能惹了皇帝老儿这颗私心而已，明白了这一点，为人处世可就容易多了。
给颗糖果，换只烧鹅
提到魏征，大家想到的都是那个敢给唐太宗提意见、不怕打击报复的主儿。其实人家老魏聪明着呢，他可没那么愣，提意见总讲究个方式方法、时间火候，您翻翻《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能找到他魏征没事儿跟明朝那几位“文死谏”老兄一样，抬着棺材揣着遗书跑朝堂上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例子吗？没有吧？
话说唐朝曾有个亲王李谖造反，被平定后，李谖的一个爱妾被唐太宗收为己有。有一次，魏征散朝后去皇宫串门儿，唐太宗指着那美人说：“你看看，这丫头本来有老公，这李谖偏偏杀了人家老公把她抢了去，啧啧，多可怜，你瞅，这么俊一可人儿。”照一般人想法，像魏征那样的忠臣，理应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劝唐太宗改过放人，结果大概不太乐观，可人家老魏不是，他先顺着皇上把这美人的姿色赞叹了一番，然后见唐太宗情绪不错，才不轻不重地问那么一句：“您觉得这李谖的做法像话吗？
”
唐太宗那是最要面子的人啊，他能说李谖的做法像话吗？当然是很不像话啊！得，那么你唐太宗杀了李谖，把李谖小老婆给收了，那不跟李谖一个德性？结果魏征不过三言两语，搞得唐太宗自己提出来，把那美人送回老家了。魏征达到了目的，还没落半点忌恨——这放人是唐太宗自己的英明决策，可不是我魏征给劝的啊。
是人都有贪欲和毛病，皇帝当然也不例外。作为皇帝身边的大臣，劝谏是本分，但怎么劝却是学问，因为皇帝通常都自以为了不得，好面子、不肯认错，一旦把握不好分寸，不但劝不成，弄不好就会惹出祸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顺着他说，然后想办法把他绕进去，让他改了还以为是自己要改，这叫给颗糖果，换只烧鹅，是最划算的公关学绝招。
糖果换烧鹅的另一种变招，就是为了大目标，适当纵容皇帝一点小毛病。比如齐桓公这人其实毛病不小，又好色，又喜欢打猎，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但管仲却偏偏告诉他“您这没什么，随便”，但随便可是有前提的：如果您能识拔人才，人尽其用，不安排些只会溜须拍马的草包亲信进领导班子掺沙子、下眼药，您爱怎么打猎、讨多少小老婆都没关系。您瞧，这打猎讨小就是糖果，用人大权就是烧鹅，管仲先用这个“随便”把齐桓公拾掇美了，然后顺势提出干部任免权问题，结果手到擒来，这叫做小处可随便，大处不可随便，但没有这个小处的随便，大处想不随便，怕也由不得自己了。
不过这种公关法也得看人。唐太宗、齐桓公都不是糊涂蛋，也有比较远大的抱负，给颗糖果换只烧鹅，他们一方面自尊心得到满足，一方面心里也明白这都是为了他自己好，自然容易达到目的，可是要碰上个糊涂蛋皇帝，那就不好说了。唐代中期有个唐德宗，这人好贪小便宜，经常把国家财政收入和军费挪用到皇室消费方面，大臣李泌为保住军费和政府开支，就挪用了一小笔公款，给德宗弄了个小金库，指望他折腾小金库，就不再染指国家的大金库了。结果德宗“不但外甥打灯笼—照旧”，还时不时批白条，把大金库的钱直接往小金库里整，弄得李泌好一阵郁闷。德宗的糊涂在唐朝是出了名的，李泌从小看着这皇帝长大，应该深知其秉性，却还是弄出这么个糖果换烧鹅的主意，结果烧鹅没见着，一盒糖都给皇上做了点心，这就是不知皇帝公关学变通的结果，也难怪司马光写书写到这儿，也要撂下笔来长叹那么一声呢！
有时候吃亏就是福
过去有钱人家过生日办堂会，特别喜欢点郭子仪的戏，因为这位仁兄不但官做得大、人活得长寿、多子多孙，而且还一直被唐朝皇帝客客气气地捧着供着，没遭太大的猜忌，死后子孙也长保富贵。要知道伴君如伴虎，郭子仪是武将、功臣，曾统率过几十万大军，能混成这样，差不多算是个奇迹了。
个中原因当然很多，但老郭虽是一介武夫，却谙熟跟皇帝公关的奥妙，这一点则是很重要的一环。史书上记载，郭子仪经常给皇帝上奏章保举部下升官，有时候会被皇上毫不客气地驳回来，儿子们很生气：没咱老郭家出生入死，现在皇上姓啥都不好说呢，咋了，这么不给面子？老郭却不但不气，反倒特高兴：你们懂什么？皇上最怕武将造反，如果觉得你有二心，为稳住你，你保谁就封谁，绝不会说半个不字，如今我老郭的举荐皇上给驳了，那是他没拿我当外人，咱偷着乐吧就！
皇帝是权力最大、胆子最小的一类人，因为他既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又深知周围无数的野心家、阴谋家在觊觎自己手里的权力，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扑出来向自己发难，想取而代之。因此对有能力、有功劳的功臣武将，他只要不傻，就会不停地试探、周旋，弄明白你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像郭子仪这么聪明的老将，当然不可能不知道保谁能过关、保谁不能过关，这八成是找个机会反过来试探皇上，也给皇上一个小小发威的机会：瞅瞅，郭子仪厉害吧？可他厉害不过朕，朕就能驳了他的举荐！小处发威，这大处就容易相处了。唐代另一位大将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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