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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精英保持距离-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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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少数人又是如何把像吹口哨一样普通自然的东西据为己有的呢？手段自然琳琅满目．比如有种简单而痛快的办法，就是垄断‘诗’的名称。从前正统士大夫认为他们做的才叫‘诗’，而带有民间色彩的‘词’则只能算‘诗余’，就好像‘本科’身边蹲着‘大专’。曲为‘词余’，就更等而下之了。名目上的差别对应着社会资源的实际分配，做词的柳咏便登不得庙堂，只能在*堆儿里胡混。到了现代，诗的字典定义虽然兼容并包，但在‘新文学史’及其他热闹场上晃来晃去的，始终是白话诗人．白话诗写好了可以－－虽然不是一定－－‘出息’‘成功’，可以进作协。相形之下，倒是旧体诗更处于一种民间的自然抒情状态。八十年代以来，因为要和欧美接轨，白话门中更只有现代派一支在大家心目中称得上‘诗’，向往未来的女孩一般都在这路诗人手里失的身。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诗人”存则诗废人亡（2）
最重要也最值得玩味的的办法，是把写诗变成竞赛。都赛些什么呢？赛技术和天分。这两样东西之于文艺既得利益者的美学，就像警犬之于豪宅。旧时代的士大夫以‘诗法’‘诗律’‘诗格’‘诗式’严肃其事，把广大读不起书的人推搡出门外。牛背上的情种只好把心里话向一截竹笛倾诉，骚人墨客见了有趣，欣然写入画图；山里的姑娘只好把她的世界唱给溪水鸟雀，落魄的书生听了‘呕呀吵喳’的越加愁苦。说来有趣，就连东坡的诗（词），他们都认为不符合技术标准，还是胸怀大些的同仁指出苏某之‘破’，其实是在法度之内。头十来年我们还能听到做旧体诗的老师傅吓唬小学徒：“做诗可是讲究用典的！”最能体现这种技术原则的，便是所谓‘学人之诗’。这种诗做到极致，一群博士配上部《永乐大典》也未必读得通畅。现代白话诗办的是‘大众化’的牌照，可它摔门出了士绅的精舍，没两步便拐入中产阶级的沙龙，不久从后门钻进诗人俱乐部就不爱出来。‘诗人’们斜倚着书架，策划着什么‘抑扬格’什么‘先拉菲主义’，把白话诗像牲口般往自家学问技能的场院里不住吆喝。他们号称‘学贯中西’，所做的‘诗’像被苏格拉底以来的无数死鬼附了体，乱糟糟的不知在说些什么。到如今，诗人跟读者兜圈子本领更有长足的进步，读他们的诗就仿佛参加‘中秋猜谜灯会。’有心走近诗歌的常人，一见那没头没脑的语言－－明明是中国字，却又不像中国话－－便转攻高能物理、吐火罗文去了。社会学家研究过化学术语的的形成，据说‘二芬’‘六烷’之流的一大功用，就是高墙深堑，让外人望而却步。这其实是各个领域通用的验方。比如提到平等正义问题，专家学者只需把某某方程一念，围观群众就都老实了，否则炸油饼的厨子还以为自己最有发言权呢。
技术淘汰掉一大批人后，还可用‘才性’继续裁员。前者因为是对付普通劳动群众，读书人哪儿有不齐心的，所以一下就搞定了。作为民间精神体现的《诗经》遂成绝响。后来历代的竹枝词，也就相当于小摊上的灌肠爆肚，有钱人偶尔会来碗解闷。下一步在知识阶级内部搞利益集中，便没那么容易了。历史上‘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此兴彼替，这边几尊‘诗伯’，那边几位‘诗怪’，谁也不肯让谁。‘才性’的标准着实凶险：曹植马不停蹄走了七步，诗竟做好了；贾岛为炼一字，居然围水塘绕了三年。这样高的要求不仅一般人达不到，而且读多少书也是白搭。因此才子诗的轻薄流利，和学者诗的沉郁涩滞，孰是孰非一直没有定论。不过，这两种标准倒是有斗争也有妥协。记得多年前在一个画展上，京城某名流扫了一眼外省某后进画家的诗作说道：“诗不是不可以做，但得先弄明白诗是怎么回事。”旁边一位‘大诗人’忙打圆场说，“诗可以不合仄，但要有奇句。”写现代诗的，虽然最近也发生了‘学院派’和非学院派争抢摊位的事，‘才’‘学’合流却是趋势。那些离了《新约全书》﹑存在主义就不会说话的‘诗人’，才性上常有非常之举。他们心照不宣地为这个小集体塑造着一种随时会出事儿的人格形象。在这方面，‘诗人’确比艺术家来得实在：后者的遗世独立相只表现在头发裤子上，即便裸奔，也奔不出资产阶级艺术的雕花镜框——所以穿不穿裤子都是精英。‘诗人’则据说自海子卧轨以来，已有数百人先后赴了黄泉，留下一所诗的凶宅让外人站在远处疑神疑鬼，圈内的未亡人其乐也陶陶：好歹这也是处‘房地产’呀。 。。
“诗人”存则诗废人亡（3）
二
诗之成为一种竞技，还有更深远的人类竞争文化的背景。
人生需要一些滋味，那便是“意义”。进化了这么久的人，数来数去，意义也就那么几种。像满汉全席这样的口腹之乐，花前月下这样的男女之欢，我们祖先上树前就已领略，版本低些罢了。不过在这些意义当中，有一种人与人较量中出来的妙趣，像‘金榜题名’‘技压群芳’之类，确是了不起的发明。这意义，虽然猴山上下依稀也能看到，却是黄土抟人以来才蔚为大观，它使人类的竞争不再同于动物的竞争，使人迅速膨胀为地球的主子，万类的领袖。
这种意义，一面成全了人类的喜剧，一面也造就人生的悲剧。竞争恶性膨胀的结果，社会的每个部门都有它插手，生活的每个环节都有它参股－－时常还要控股，结果搞得处处是拳坛，人人像泰森，凡事非要决出个高低，动不动便咬耳朵。年轻夫妇补了锌又补钙，发誓要怀个攻无不克的孩子，人生没开始就起了狼烟；后来孩子老了，坐在太阳底下的小板凳上，与隔壁老太太比试谁家的儿孙更有出息，漏风的口角依然刀光剑影。人这辈子，入不入伍，‘战士’算是当定了。百年匆匆而过，除了喊杀声，我们还听到过多少别的？除了挥拳扫腿，我们还见到过多少别的？除了兵书阵法，我们还想了解多少别的？钻研多少别的？
诗很早便成为承载此类意义的一条船，桨声帆影的走了千年，把一拨拨的‘西湖十才子’‘未名湖四杰’从籍籍无闻的此岸运到声名赫赫的彼岸。应该说，在提倡‘感物咏志’的古代，这类货色大概还只装了半舱。那时候，“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的确包含‘比较级’在里面；“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司空表圣），说得更明白；国家则努力把诗变为社会阶梯，科举考试便设有赋诗一项；民间也按照社会等级的思路，从诗人中选拔‘诗圣’‘诗仙’‘诗鬼’之类－－民国初年还有人把同光朝诗人照水浒的天罡地煞排列了坐次。但在很大程度上，那时的诗歌仍是仁人载道说教的去所，常人吟风怀远的地方。这也正是为什么那时的诗歌能为几乎整个士大夫阶级所阅读和写作。
到了近现代，诗歌像许多事情一样，大大地行业化了。关于这个行业化过程，自有名牌的说法可资讽诵，如‘第X次浪潮’之类。但据我浙江村的理解，那其中也未尝不包含这样一种可能：在结果不平等的前提下，手段的趋于平等，使得竞争越发扩大越发激烈，原来有数的几块金银铜牌已经打发不了黑压压的健儿，迫切需要增加赛场赛项，多分些65、66公斤级组，这样众李逵就可以在较固定的小圈子内运斤成风，而不必一齐杀奔东京。结果，诗歌便被正式征作这样一方制度化的比武场。诗人来这儿不为别的，只为爬社会阶梯，为人生‘一搏’出人头地。他和那些开公司的、抢银行的、走官路的、读博士的、办绿卡的其实是一回事。
竞争造就了行业，行业意味着利益，利益趋向于集中，而集中的结果，就是大家常议论的‘小圈子’。大众有时远远望着小圈子纳闷：就那么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折腾什么劲儿呀？但对里边的人来说，只要名位、钞票、等级制度、出国访问等等应有尽有，圈子的半径倒是越短小越好。一出实验戏剧，那台下坐的本来也是台上演的或台后忙的。演员有时脱离剧情朝观众席里抛句黑话，飞回媚眼，‘受众’一方自然明白怎么回事的多，以为又在闹‘先锋’的少。七八位现代诗人围成一桌，聊过美妞的动向，传达了海外珍闻，便可筹划中国诗歌明年向何处去了，因为，按他们的统计，“人都到齐了”。倒是这些年市场经济着实难为了小圈子一回。早已自绝于普通群众的诗人艺术家们遭遇自负盈亏，陷入前无市场后无靠山的境地，慌得他们忙将刊物按菜市场的办法划摊位出租，还忍痛脱下精英的外套赤着脚向资本家化缘。资本家看到昔日的阳春白雪如今化作糖精蜜饯而来，惬意之余拨款的事时有发生。 。。
“诗人”存则诗废人亡（4）
诗坛成为行内比武场，直接受到伤害的还是诗本身，是诗历来的感物咏志功能。竞争要求言人所未言，能人所未能。而‘诗人’跟你我一样五谷杂粮出身，哪儿去找那许多新颖别致的感受而且纯天然？为了入围，只得抱定“画鬼容易”的决心胡编乱造。居然也春季推出新款，夏季掀起新潮。那些皇帝的新装，老实人见了大眼瞪小眼，又怕是自己水平低，只好认定‘诗人’过于‘个性化‘了，太不注意‘普及’了。殊不知‘诗人’虽不归工商部门统辖，写‘诗’却断然是做生意，云山雾罩的背后是对手段的精打细算，对利益的终极关怀。要不他们返璞归真也不会专挑人均GNP高的国度。他们炮制了不含成语的诗作，类似环保食品，据说受到欧美客户的欢迎。他们打出广告，说发明了新潮古体，预计人均年产四百首，超过正常出恭。他们*’长‘*’短的，仿佛内分泌出了乱子，其实他们*哪儿就真的大到随处发作的地步，不过是被竞争被声名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向犄角旮旯讨生活罢了，这和从前荒年闯关东走西口是一个意思。他们还互相吹捧，说某某的诗作高妙得让人边读边*。他们的诗我是一读三叹，觉得焚书坑儒实在应该辩证地评价。有回我姐姐从书架上取了本诸如此类的诗集，打算拿回去给孩子看，被我及时制止－－我怀疑他们的诗是否让自己直系亲属靠近。指望子弟读他们的作品陶冶性情，那不是向寿衣店订制婚纱么？
恶性竞争不仅造就虚矫伪诈的诗作，而且特别容易网罗品格低下的诗人。中国对诗人的品格境界历来有所要求，孔子诗教即主张做诗与做人的统一。圣徒不必，赤子之心总是要有的。当今却是‘本事’‘能耐’的一统天下，只问手段高下，才能有无，至于为人的善恶忠奸，一概不管。‘奸’只要大，‘盗’但凡巨，便有鲜花环绕，便有掌声包围，他们的犯罪记录便能写成故事，印成书籍，作青少年的人生指南，中老年想补课也可以参考。顾城砍杀妻子，往好里说也是丧心病狂，可到了一些人的嘴里，就仿佛那是修成正果似的，就因他“人才难得”。虽说诗坛不是神坛，但那儿的蝇蝇苟苟形迹、神神鬼鬼勾当，已然不是寻常早市的气象，而是西直门立交桥下的黑市光景了。‘诗人‘们对民间疾苦不闻不问、对社会正义豪无承担，实在看不出他们同屈原杜甫辛弃疾有任何血缘联系，倒是和地下过街道里卖*的像走散了的亲兄弟。他们开口‘艾略特’闭口‘魏尔伦’，一听就是倒外币的角色。那边一象征，他们旋即堕入五里雾中；那边一颓废，他们乳房屁股争相入诗；那边一‘现代性焦虑’，他们便宣传起自杀。这些人不少兼着‘自由主义精英’和‘清醒的少数’，属于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一族。一想到自己脚下是黄土身边有黎民，他们就气得摇身变作‘黑马’‘狂犬’，对穷苦父母以至周遭环境连踢带咬：恨只恨昆仑山唐古拉山呆的不是地方－－长城尤其可恶，否则中国老早就把买卖做遍五洲四海了；恨只恨汉武帝没能独尊墨家，为木匠弓匠泥瓦匠设个工程院什么的，不然中国飞机大炮火车还不是样样第一，哪儿至于要到别处打工刷盘子；恨只恨那义和团刁民就会犯混，害得列强一点也不看好这里的殖民环境，要不中国就跟香港新加坡一拨起飞了。不幸中的万幸是“东方”到底还有些魅力，单眼皮黑辫子硬是顺西方的灰兰眼，有朝一日妹妹过去和了亲，自己探了亲，中国就是淹成一片汪洋又有啥？人民改当基围虾大闸蟹不就得了。这大概是为什么他们要全力拥戴‘文学主体’，极力鼓吹‘唯美’‘技巧’的缘故。那种小头锐目﹑势力心性若不蒙上点东西，光着上场连自己也不好意思。
“诗人”存则诗废人亡（5）
三
竞争固然在人类生活中已根深蒂固，不是三五次社会革命社会实验所能撼动的。但人既然号称自己的主人，口口声声创造未来，就不应认贼作父，把实然当必然而屈膝缴械，把必然当应然而为虎作伥。倒是应该目光放长远些，从点滴入手，为人类的生存寻找新的基础，为未来的发展设计个好点儿的方向。精英朋友读到此，‘乌托邦’三字一定到了嗓子眼儿，我建议还是暂且咽回肚里。既然大家都心有余悸，那么就先避开政治、经济、教育制度这些大的方面，而把手术刀对准体育、音乐、诗歌这些小的部门。比如说，国家体委只保留一个‘群众体育司’，竞技体育让位给全民健身－－马俊仁金志扬索性调到国防部去。与其腱子肉集中堆在个别条腿上，不如让它均匀长在每个人身上。又比如说，再不用贝多芬莫扎特干扰胎儿的正常休息了，再不用皮鞭搓板培育音乐神童了，也不买飞机票送他们东征西讨，挣一堆金杯银碗回来空摆着，而是提倡音乐的民间化大众化，让广大群众不是专会竖耳朵，而是都来动手掌握一两样乐器，都有机会把不正的五音练正。这样，当春天的太阳升起来，大家便脱了羽绒服跑进运动场，跳远，踢球，长振出浪。当春天的月亮升起来，大家来到窗前把微醉的心绪付与键盘，或站在树影里用根笛子或埙之类追忆从前。
诗也是一样，先把‘专卖店’‘驻中国支部’‘常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统统取下，再把围墙推倒，山头铲平，让清溪流过，野花开遍，让诗成为每个人言志言情的场所，成为另一种意义的所在：大家到此松开板儿带，把横眉立目黑煞掌权且收起，去感受一回明月倚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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