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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精英保持距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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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年逃离上海前往解放区，“投入革命怀抱”后须以夫妻名义登记注册，“为了和家母在年纪上更为般配一些，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出生年月由1910年改为1920年”。29其实不改两人也只差十岁，比起前些时杨、翁的“时差”根本不算个数。但当时解放区想必是新社会新风尚，30两口子差个十岁虽不至让人疑心那是黄世仁在拐骗喜儿，但如果一岁不差，岂不就更像同班同学，一同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主义论》，然后一同投奔光明么？我这当然纯属猜测——老文家的事也只能猜猜，谁也不敢打包票。
新中国三十年，文老一半牢外，一半牢里，平分了秋色。待到他一头飞雪走出监狱大门，第一脚踏进的是古稀之年，第二脚就是改革开放的十里春风了。在这醉人的春风中，老翁老妪们晒太阳的晒太阳，下象棋的下象棋，跳交谊舞的跳交谊舞，上老年大学的上老年大学，应该说，他们属于近代以来最幸福的一代老人。31幸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没有战乱*；经济快速增长，就业形式大好；当年播种了多子（女），如今收获多福；计划体制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传统的家庭支持体系为老年生活提供了双保险；中青年虽然别的都不尊，但都还尊自己父母；房地产业尚未大发展，“常回家看看”还不成问题，几代人想不欢聚一堂都办不到。至于文老，不敢说他比养鹩哥、扭秧歌的大爷大妈更快乐，但相对于他所属的那个老年知识分子群体，他肯定是最快乐的了。
知识分子群体在*后比在*中当然是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也遇到一些不怎么开心的事情，头一桩不舒心就是学术等级体制的卷土重来。整个社会等级体制当然还是开心的，由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政策和风气，知识分子乘直梯一下就重返了社会的顶层，比传统的“士农工商”序列还略高些。32但在知识分子内部重划阶级，搞教授、副教授、硕导 博导那些劳什子，和刚刚取缔的“阶级斗争”差不太多。这回的“阶级斗争”虽然没有伴随着武斗抄家大字报，但也造就了一些批跳楼的、抑郁的、瞪着眼睛睡觉的。读书人本来把面子当成第二生命，如今拉下老脸跟职称评委死磨硬泡，到学报编辑部伸头探脑，形象还不如范进高大呢。就这样跑疯了不算工伤、跑死了不算烈士的生涯，会让读书人打内心深处不再高瞧自己。为近代大危机所一再宣传表彰的那位“仁人”，从此渐渐淡出知识分子的身份及价值认同。前来接班的是“犬儒”，“犬儒”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熟悉工作，到1990年代初期全面主持工作——知识分子的再洗脑没用多少年功夫就完成了。
第二桩不舒心是离退休。离退休意味着离开单位，单位那时对“单位人”意味着几乎全部公共生活，离开单位就等于告别公共生活。一个人在五六十岁做这样的诀别，后果会十分严重。女性知识分子问题要小很多，因为根据传统的性别角色，在公共生活中她们本来就不是挑大梁的，没了单位生活她们还有家庭生活，指挥锅碗瓢盆，协调油盐酱醋，为女儿海选佳婿，为装修筹集资金，工作量比国家总理小不了多少。菠菜从四毛三涨到五毛四，猪肉从三块二降到两块八，都足以牵动她们的喜怒哀乐，维持她们的人生意义。相比之下，男性知识分子离了公共生活差不多就没生活了：家里的事一向是老伴主管，别人插不上手；到马路边的棋盘上跟退休工人互动吧，又与自己身份不符；至于养鱼养花摄影书法，平时没养成那闲情逸致，临阵磨抢的效果不会太好。总之，许多男性知识分子通过退休从“外”到“内”，经历了从男到既不男又不女的身份流失。市场社会以及公民社会倒是为老年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发挥余热提供了一些适合他们的渠道和空间，但那基本上是1990年代甚至2000年之后的事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文怀老及五种人（9）
文老回归社会，估计最多也就是到原单位人事处办个离退休手续，就再不用去露面了。单位人离开单位时茫然失落的眼神不属于文老，因为文老眼前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市场化改革的大概意思就是变城堡为森林，让家猫当野猫。而文老的经历，无论是解放前的文化北漂，还是解放后的劳改农场，都相当于社会的房檐地洞，本来就是野猫出没的地方。文老坐牢时都能背个药箱“上窜下跳”，置身“社会主义商品社会”，那就更所谓“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了。前引从维熙文章记初识文老，缘于后者托人带话给他，说自己有一批日本的优质纸张，愿意奉送给他这样的好汉拿去印书。这里面所透露出的非文非学气息，在改革初期的书呆子那里是绝对闻不到的——今天不稀奇了，党校教授兼做什么生意的都有。体制外的野地生活需要有一副好身板儿，而文老的身板儿在同龄人中岂止万里挑一！另外像文老这种总爱出格跑调的文人气质，我不知道国家单位是否比劳改农场稍宽容些，但肯定远不如市场社会宽容。文老那些会惹得单位班子紧急碰头的奇谈怪论，书报市场的娱记们听了只会喜出望外，连夜排版。
前面提到近代中国大危机导致传统角色包括老年角色的开放和变易。改革开放同样以社会结构的翻天覆地改变着社会的老年观。公平地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老的“为老不尊”并非毫无正面价值。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理应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而随着生活和健康水平的提高，许多六七十岁的初期老年人，特别脑力劳动者，有些油箱都还满满的，刀法剑道也刚入佳境，这时不分青红皂白让他门都去含饴弄孙或闭目养神，这无疑对社会是损失，对个人是损害。其中的痛苦在整个社会的苦难排行榜上由于魅力指数不高，只好由老年人默默咀嚼，静静带走了。我注意到这些年北京的不少民间讨论会上，有些老同志不但风雨无阻，而且发言属他们调门高、火力猛，其中主要推手当然是拳拳忧国之心，但通过舞刀弄剑参与社会、表现自我，想必也是原因之一吧。此外，诸如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婚恋幸福等等，也都需要对过时的老年规范做必要的修改。文老作为老年人的形象大使，无论是众里“赫赫”，还是花间“嘻嘻”，都不无矫枉过正的功用。
在这个被孙立平先生命名为“社会断裂”的剧变时期，社会的老年观跟青年观、妇女观、男人观一样，处在一种纷然错杂的城乡结合部状态，老人该什么样，不该什么样，实在是形形色色，没什么统一的尺度。大约十年前读报，永定河有女孩落水，水没多深，一百多人岸边围观，最后竟然目送一位八十开外的老汉下水捞人——此事我曾写入戏剧《切·格瓦拉》。还有回读报，某医院病房住着位八十多岁老头，跟邻床的家属吵架，从枕头下摸出水果刀，一举把人家结果了，送隔壁抢救都来不及。我有回在十字路口等着过马路，见一骑车老汉为了赶绿灯，叫着“X你妈X你妈X你妈”，像警车一样呼啸而过。最近也是最逗的一则消息：有位99岁的文老同龄人参与集团诈骗，被公安局一网打尽；因为岁数太大，公安局都不收他，是从家里接来出庭的；又因人老耳背，他的座位几经调整，调到与法官仅一两米之隔；电视上见老人家一副骨架贴层皮，距八宝山连半米都不到，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就是云南军区政委呢。转型时期整个社会价值体系都在拆迁周转之中，构成当代老年观的种种社会、经济、文化变量正挤在候车室里等着各奔东西。恐怕还要过相当的时候才会尘埃落定——当然落定后也会是一种相对多元的局面。 。 想看书来
文怀老及五种人（10）
老年人的权利与义务常常处在“一头沉”的失衡状态，至于沉哪头则因人因地而异。33同样是不合传统34老年规范，青壮年不下河他下河，儿女挣钱比他多他反倒贴钱给儿女，这是义务一头沉。而像文老的惊人之语、雷人之状，显然是沉在了权利那头。人都有长辈，人也多会老去，社会大众对老年群体伸张权利多会乐观其成，就算有些过分，也多能睁只眼闭只眼。中国的敬老传统再加上这些年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使得城市地区的老年权利在总体上处于扩张的态势——社会心理什么容不下也容得下爷爷奶奶的夕阳红。就说性权利吧，有位七十多岁老太太与小她四十岁的男青年结成恩爱夫妻；为了笔补造化、夺回青春，老人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做了整容手术，然后双双到电视上热拥*，载歌载舞，惹得银屏内外一片掌声笑语。“人家自己乐意，又没碍着别人”已越来越成为公众进行道德评价的基本尺度。杨、翁的老少配由于年龄上的天堑合并了社会经济上的鸿沟，本来极具性资源分配不均的象征意义，对讨不上老婆的底层年轻光棍无疑是个不小的刺激，但网上也只是议论一番，而且其中祝福杨老的言论也为数不少。文老留给公众的坏印象中，究竟有多少是来自他的“老”不正经，这谁也无法说精确，但似乎比例也不是太大。虽然他“美女”“名媛”“十八岁姑娘”不绝于口，可毕竟一百岁了，也只是说说而已，动手能力有限，美女的男友、名媛的老公我想都会是一百个放心——她们搂个百岁老头跟抱个一岁baby或抱只名贵猫其实是差不多的。不妨设想一下，某家老爷子瘫在床上多年，忽然一日红光满面，笑吟吟要找位小姐聊聊，全家人能不又惊又喜，然后被老太太催着撵着四出寻觅么？35
神人
文老的诸多身份中，“神人”最能汇总他的各种身份，也最富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变世从来就是神人的高产田，更何况是要变成一个市场社会呢。中国旧时代每到易代之际，各种怪力乱神连同假皇叔假太子便纷纷登场，显示出民间社会巨大的“山寨”潜能。近代亦一乱世，各种款式和版型的神头鬼脸真是琳琅满目。新中国由乱而治，严厉的社会控制之下，神人几无立锥之地，不多的一点残余和苗头都被那块“坏分子”的青石板死死镇住。记得1960年代我们胡同里一个老太太，听说从前就有过“仙姑”的经历，她将偷偷缝制好的龙袍穿在里面，买张票混进故宫，趁人不备脱了外罩爬上丹墀去垂帘听政，结局就不用说了。不过神人属野草飞虫，生命力旺盛，一场雨过后便会不择地而出。到心禁松弛、制度破损的*后期，就经常能听到或见到一些神乎其神的江湖人物，嘴里无奇不有，脚下路子四通八达，从军区司令的千金到电影院看门的，他好像都能调动，俨然一方的及时雨宋公明。他们大多还做着买卖，当时叫“投机倒把”，合作方应该是一大二公边缘处的社办企业。到了改革开放，社会由紧收而怒放，那场面让人想起《水浒》开篇的近尾处：
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八方中应时而起的神人，我印象里最早的有海灯法师。法师虽然根性上未必适合佛门，36但毕竟是削了发受了戒的，好歹也算清净过——我是指内心。他的《少林云水诗集》有些篇什记其毛时代行脚四方的经历，其中一首原文不记得了，大意是挑着担子走到峨眉半山腰处，歇口气转过身，发现明月满怀，一思与境谐，表里澄澈。怎奈后来一变天，商业文化的两位力士电视银屏和晚报副刊三下五除二，便把老僧改装成了红尘里的积极分子，37可怜修行了多半辈子，末了竟干起弄虚作假的勾当，38足见心由境造，还是唯物主义厉害。接下来就是“气功大师”的出山了。这些“大师”或“宗师”起初大多来自“天下不乱蜀先乱”的四川以及过去难民流人前往的“关东”。1984、85年气功由养生健体向“特异功能”急转直下，与中国改革大潮从农村包围城市几乎同步。记得1983年我练习马礼堂先生的六字诀，一日在中山公园西侧听他跟粉丝们讲：“最近都在说‘发外气’，哪儿有什么‘外气’？我昨天碰到郭林郭老师，问她‘你有外气么’？她说‘我没有你有么？’我们都没有外气！”时隔一年，等社科院再请马老来演讲气功，他的说法就变了：“海军有个副司令让我给他发外气，我说这点小事还用得着我么，派我小徒弟儿过去给他发发就行了！”39到1980年代中后期，市场社会天风浩荡，吹得亿万张欲望小红帆飘飘欲仙，跃跃欲试——谁也不想当扁舟了，快艇也没多大意思，都想改当风筝扶摇直上。一时间，巫婆神汉风靡大江南北，谁不想练得绝技到人民银行、中国银行附近去“意念搬运”、“隔墙取物”呢？中国社会一时间成了各色神迹、各种神功、各路神人的盛大庙会。那些年气功惹出的案子本来不少，但公安干警都随着“自发功”东倒西歪，破案能力自然要大打折扣。40再后来，到了1990年代中期，气功已不满足于举办庙会而是要充当庙堂了。在党票彻底沦落为只能买进不能卖出的特种股票的情况况下，在宗教管理局治下的耶、释、道诸教明明一头撞盛世怀里却没认出盛世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也只好把“*”的信仰改建工程暂时承包给张宏宝、*那些无照摊贩了。张、李等人，三分靠自己胆大敢开方、七分靠人民病急乱投医，纯粹是被时代的搅屎棍搅成谁也没料到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如何能领导从气功到宗教的历史跃进呢？果然他们还没跳到白莲教的高度就犯了事。事到临头，这些“神人”拔腿跑下神坛。跑得快的，跑到美国接着做神人。跑得慢的，跑到牢里改行做犯人——没听说他们有谁用意念把自己“搬运”到大墙外头的，无论是穿墙还是翻墙。市场经济白沟阶段上这拨神人中最神的神人，就这样淡出了中国社会大舞台。他们的社会基础也一哄而散，各奔东西：求心安的去了大雄宝殿或天主堂；想发财的去了证券交易所；要健体而没钱的去了街心花园溜早，有钱的则去了健身俱乐部做舍宾、普拉提、body pump什么的。
文怀老及五种人（11）
文老不及张宏堡、*他们“神”；他没有活了九百岁的师傅，也没有让罗锅当场笔挺的法力。文老没走到那一步，以他的学养、才艺和地位，也犯不着走那步险棋——因为他是历过险的。他加入的是市场社会的先遣队而不是敢死队。文老这位“神乎人”其实不过市场社会流行文化众多成功的品牌之一。在市场社会尤其是它的白沟阶段，产品的成败在于能否成为品牌，品牌的诀窍在于无所不用其极。从芙蓉姐姐到粪便艺术，从各种张狂之行到种种奇怪之论，市场社会的大小红人们像狗一样围着他们的上帝或顾客——其实也包括他们自己——上窜下跳。在那又岂止“跳墙”的跳跃中，市场体制及文化的活力与邪恶都被发挥到极致。“极致”当然不是谁想达到就都能达到的，在这方面，文老的先天及后天条件确实出众。别的不说，只他那一百岁的年龄与十七岁的花心一组合，就快能申报“非遗”和吉尼斯纪录了——我甚至怀疑同仁堂有没有想过买断文老千秋之后身泡药酒。其实，年高而犹“花”的肯定不止文老一个，41但只有文老广而告之。这样的广告谁见了都会一楞，然后驻足围观。要知道，在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围观就是商机。
我尝想，以文老漫长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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