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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经济-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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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习得的结果，是惯习和文化选择的过程。从制度经济学的演进观点来看，制度是惯习和文化积累的结果，制度无法移植，就在于惯习和文化无法移植。而惯习和文化的积淀过程，是一个信息向知识转化的过程，其中形成的制度就是图式。后现代制度是学习型制度，在学习中与时俱进，不断演化。因此，后现代制度不光是对制度进行改革，而是把改革本身当做制度。
制度是博弈的结果，是共同知识形成运用的过程。从博弈论的观点看，制度是人们在有限重复博弈中，不断形成和运用共同知识的结果。这种共同知识存在于一个具有编码解码功能的知识框架中，这个知识框架就是图式或制度，它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
理解后现代对于制度逻辑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对于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用最简单、最通俗的话来说，工业化把“不变”制度化，后现代把“变”制度化—后现代要把“变本身不变”这一点制度化。
制度的结构
现代性制度结构的基石，是“委托—代理”的二分。委托方代表的是目的，代理方代表的是手段。需求者是委托方，生产者是代理方。从需求者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自给自足，转向需求者委托生产者进行生产，生产者这个中间环节从需求者中分离出来。
现代性制度论的重心在代理方，而基本不提作为最终消费者的委托方。从大的轮廓上看，着力于中间环节（企业）的工具理性化。产权理论因此成为制度问题的核心。现代性的问题在于，在它将工具理性绝对化、最优化的同时，也造成了工具理性的异化。
后现代在制度结构上更强调中间环节向目的性的复归，后现代制度论的着眼点在作为委托方的消费者（需求的发出者与需求满足的归宿）。因此，它的聚焦点不是产权制度，而是中间环节如何更好地响应最终需求的制度。
图6…1？后现代制度的逻辑
在图6…1中，这种区别表现为，现代性的制度重心在X点及其轨迹上，而后现代制度的重心在K域。观察制度问题的立足点，从以代理人为中心转向以委托人为中心。 。 想看书来
第六章 后现代经济——制度（7）
在以委托人为中心的制度设计中，规则的重心也被解构了，从以单一规则回应多元化委托，研究如何取消这些委托的歧义性，由此向数学化、逻辑化发展；转向如何从响应委托的多元性、异质性倒着设计代理规则，让代理规则适应多元化，由此向语言转向发展，向扁平化发展。
由此制度的论域就从X点转向了K域，从产权转向文化，转向了社会有机体的生物多样性，以此捕捉现代性制度的那些盲区：制度变迁、制度演进、制度创新、制度的多元化等。
制度的经济性
在传统的制度理论中，能够提高效率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但后现代观点认为，可以解决个性化问题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这就产生了对制度的经济性的不同角度的认识。前者认为制度的规模经济性更重要，后者认为制度的范围经济更重要。前者认为品种不经济，制度不是用来解决一对一问题的；后者认为品种经济，制度可以个性化地响应网络节点的要求。
制度效率是制度设计的收益与成本之比
不同产权制度设计的收益不同。它回答的是，比如说，按照效率原则，生产奔驰和生产软件，设计为专有或共享，哪个收益高，或产品生产率高？这个问题决定着对奔驰和软件采用不同的制度安排，在提高产品生产率方面的利弊比较。
奔驰和软件等同论首先忽略的一点是，具有共同消费性的产品一般同时具有“共同生产性”，即可以通过网络效应增进生产率，或者说增加资产分享者可能提高效率（但不是绝对的）；反之，有形产品适合专有，用明晰产权的方式独立生产，效率可能更高，而增加资产分享者并不一定增加效率，反而可能降低效率，如“大锅饭”现象。
对知识生产来说，多一个分享知识参与讨论的人，多一个贡献知本智慧的人，集思广益的网络效应就可能大一分，知识生产效率就可能大一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说的就是知识共同生产带来的网络效应，随着知识共享者的增多效率提高；而对物质生产来说，股东的数量多少对资本的效率是一样的，10人持100股，与100人持10股，资本反正是一样多，因此生产效率是一样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没拦着你当臭皮匠，你先交钱嘛，交完钱你想交流什么就交流什么，想当什么就当什么。但这已不是原问题，因为按照梅特卡夫法则，网络的价值（效应）等于节点的平方。知识产品价格与节点（臭皮匠）数目成反比，这是客观事实。所以，原问题还是节点数量对社会总的知识效率有没有正的影响。
不同制度设计的成本不同。制度成本，这里指产权制度的交易费用，或者说执行的难度。如果执行专有或共享的成本过大，即使产权带来的生产效率充分，其制度效率（即产品生产率与制度交易费用之比）也未必充分。
保护奔驰专有和保护软件专有的制度成本不一样。因为两者的复制成本不一样，复制软件与复制奔驰的成本，恐怕一比一亿都不止。自然，复制者的量级也不一样。如果能复制软件的人超过一亿，能复制奔驰的怕是连一个也没有，执法人员抓复制者的工作量有天壤之别。这是由两种产品共同消费性的不同决定的。凡是具有共同消费性的产品，专有的制度成本一定比没有共同消费性的产品高。比如，安全这种公共产品，可以全民共同消费。如果打起仗来，你想不让某些不知在何处的人，不纳税就享受不到安全比登天还难，因为你根本区分不出射向日本鬼子的哪一炮可以使东北或山东的哪个人受多少益。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六章 后现代经济——制度（8）
执法难度作为制度成本问题，它是一个实质性问题，而不是技术性问题。制度效率是效益与成本之比，离开成本谈效率，谈一个制度好还是坏，是没有意义的。
不同的制度效能决定不同的制度经济性
制度同样存在规模经济性与品种经济性。现代经济制度的经济性在于规模经济性，后现代制度的经济性在于品种经济性。
正如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所注意到的，“文化产品比物质产品具有更少的规模经济的特性”。①他说：“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从强调经济量的方面转向强调经济质的方面。大量生产的规模经济在经济中失去其意义。”②质的方面，从我们的讨论说，就是用品种表现的质的数量。一种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就是一个不同的品种。异质性选择的集合就是多品种，而同质性选择的集合就是单一品种。
对于制度来说，品种是规则所面对的不同质的游戏（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的数量。在一个经济系统中，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的种类的不同决定了制度模式的不同。
产权制度：从企业到网络
所有权的制度安排，一直是制度理论的核心。对于后现代经济的制度来说，解构产权理论成为中心的考虑。在解构之前和解构之后，产权的论域发生了转移。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产权仅限于X点这个狭小的领域，关于所有权的文献汗牛充栋，但都只是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对于后现代经济学来说，产权问题扩散到整个K区域。原有的以资本专用性为基础的产权，在广义的产权中只是一个特例。
现代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局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也是最根本的一点，现代经济学产权理论是来自规模经济的产物，克服不了规模经济的先天局限性；它解决不了品种经济性的产权问题。例如，专有产权排斥网络效应，可一旦社会资本成为主要投入，专有产权难以适应这种局面。作为社会资本主要构成成分的信任，只能在整个网络*享，而不能被某一节点专有，既使这个点正好是最优化的X点。
第二，现代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只是局限于企业这一个点（X点）考虑问题，没有扩大到整个网络（K域）考虑问题。更确切地说，它不是没有考虑到网络效应，而是把外部性、网络效应当做要克服的不经济因素加以排斥。
第三，现代经济学产权理论不可能针对后现代主义提出的象征资本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它对于象征价值、象征交换、象征组织到象征资本的全线的制度安排，都处于失语状态。所有与象征相关的事物都与理性相反，具有非契约、边界不清（如虚拟企业）、文化性等有机的、异质的、心物一元的特点；象征与原子论格格不入，因此同原子论、契约论基础上的专有产权制度难以相容。但象征又是使网络中的个性化得以实现的关键，现代性理论在这方面存在根本局限。
第四，在产权的激励机制方面，没有从需求层次上对生产者动机加以区分。这种制度设计只是聚焦于效用，把一切动机还原为效用，而不能针对意义价值进行制度设计，从而在制度设计的生产目的针对性方面存在重大局限，不能对产消合一进行制度设计。
第五，在产权的信息机制方面，现代性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把信息不对称当做常态条件，把委托代理模式固定化，不能适应“复归”模式①的制度设计要求，不能为消费者中心的模式、语义网络的发展等①预留设计空间。
第六章 后现代经济——制度（9）
第六，在制度的形式上，现代性理论局限于正式制度和正式规则的设计，难以对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和文化、习惯等进行有效反应，难以对制度本身的变革进行有效设计，难以对制度的语言学转向②进行反应。
经济重心从企业转向网络，制度设计的重心随之从X点移向K域。
品种经济性的产权设计，必须考虑离散区间的特点：将基础性资源（如基础设施）的共享与个性化增值产品分离。前者（基础设施共享）解决的问题，指向K域作为网络的协同有机化这一方向；后者（个性化增值）解决的问题，指向K域诸多离散节点的价值创造。
品种经济性要求分享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不同于工业化中的生产资料公有。现代性的公有制并没有区分社会资本与个人资本，而把资本当做铁板一块的东西。罗默已经注意到具有外部性、网络效应的知识，具有不同于物产的特殊性。在这里可能形成一个投入产出的黑箱，但即使是罗默，也只是得出把知识当做公共品，由政府加以投入的认识，而没有认识到社会网络的共享本身具有经济性，尤其是具有对于个性化增值的品种经济性。
如果围绕开源软件进行制度设计，马上就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开放源代码，在开发平台上共享设计代码，这样做完全可以不是出于公平，而是为了效率。③这是与现代性条件下的公有制根本性的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品种经济的首要优势不在于共享物质资源，而在于共享信息资源。这两种共享的生产力基础不同。
公共品的制度解构与建构
公共产品也有规模经济性与品种经济性的区别。对于公共产品来说，现代性制度的质的特点在于，只能对单一品种（比如四年一次的同质化最大利益表达，或同一个生产周期内最大化的共同需求）进行响应。在这个范围内部，人们比较不同制度的边际收益与边际交易费用之比，由低到高排列。无论怎么排列，制度只能对一种现象进行响应，这就是共同利益，相当于X点，只能在X点的运动轨迹上进行制度设计。
后现代制度的质的特点在于，要对多品种需求进行规则上的响应。比如，顾客或公民提出共同利益之外的个别利益要求。游戏规则能不能在满足共同利益要求的前提下，一对一地响应他们的要求，而制度能不能满足这种游戏规则的要求。这就相当于系统在解决了以极限的方式（X点导数的方式）进行响应之外，能不能对K域这个社会网络的各个节点上的不连续的要求，符合经济原则地进行一一响应。这种经济性不同于仅适于X点轨迹的规模经济性，它是对K域进行复杂响应的范围经济性。
此刻，我们需要重温波兰尼提出、马克？格兰诺维特发展的嵌入理论。嵌入的意思是经济嵌入社会，相当于将X点嵌入K集合。将原子化的契约行为，嵌入网络化的非契约行为（非正式契约，或非长期契约）。比如，在生意之外，存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法律之外，存在广泛的人民调解。后者降低了前者的制度交易费用；更主要的是，随着网络集合中的元素的增多、关系的交互，使协调成本不升反降，共享网络外部性。
制度对网络中的节点进行反应，要求制度理论发生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语言转向，二是关系转向。语言转向要解决的问题是，当我们把制度当做语形时，如何让它能响应不同的语义，回应委托方不同的利益要求。好的制度可以通过泛在的基础设施，相对低成本、高效能地响应委托方的个性化要求。关系转向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解决利益冲突中利用社会网络降低协调成本，使之比机械化的协调（正式制度协调、法律协调和科级协调）具有更高的效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六章 后现代经济——制度（10）
从发展趋势看，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界限将日益模糊，两者的制度将出现趋同之势。
制度的表征
后现代主义者开门见山地指出，“制度事实上是世界三的客体”。①
这是基于后现代经济中的意义的表述，意义将制度与文化联系起来。在布瓦索看来，“制度只能在所有有关人员可以理解的共同设想或世界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不是政体内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共同的象征逐步清楚表达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种象征本身是通过积累慢慢确立的。”②这里的象征是指存在于K区间的意义，理性的意义（逻辑）是它的特例。
按照斯图尔特？霍尔更简洁的表述，“文化涉及的是‘共享的意义’”，“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共同进入语言才能共享意义，所以语言对于意义与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它总是被看做种种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主要载体”。③
这里的文化和意义，都是理性资本（X点）在K域中的参照物。正如商品系统、金融系统是货币的主要载体，文化和意义的维度（世界三）也有自己的载体，这就是意义符号，语言（包括编码语言）是最重要的意义符号（货币是意义符号的一个特例，它只能表达特定的意义，即理性的意义）。
“世界三”这种说法来自波普尔，与之对应的世界一是实体世界，世界二是主体世界，世界三是信息世界。对于知识来说，这三个世界的区别就好比大脑、精神和信息的区别。信息是心物一元的，它不同于主观的精神，也不同于主体。④我们把世界三当做信息空间。
强调“世界三”这个独立维度和符号这种象征体系，暗示后现代制度与现代性制度的质的不同（当然它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信息空间在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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