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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富-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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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才能维持高发展
我不久前曾在《中国新闻周刊》上撰文，根据工人的生产力水平，计算出中国工人“应得的”月薪水平至少为三千元以上，进而推出了目前中国的劳动者实际收入过低的结论。我不是职业经济学家，此论为一些人所不以为然也不奇怪。不过，最近西方自由经济的舆论“旗舰”《经济学人》杂志，综合新近的数据和经济学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劳动者收入过低已经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发展。
该杂志指出，中国的消费占ＧＤＰ的比例，已经从1990年代初期的47％降到了2006年的36％。与此相对，美国的这一比值则高达70％！这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无法拉动内需的关键。过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低消费的原因，是中国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如医疗保险、退休金制度等等），人们缺乏安全感，只有过度储蓄以防不测。但这一解释经不起数据的考验。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1990年代初期到2006年，中国家庭储蓄占ＧＤＰ的比例，已经从21％下降到了15％。再以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计算，同期的储蓄率已经从30％下降到了25％。消费率不是随着储蓄率的下降而上升，而是在储蓄率下降的同时也跟着下降，钱存得越少消费越少。
显然，内需不足无法单用储蓄率来解释。真正的原因实际上非常直截了当：中国老百姓没有钱。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从1998到2005年，中国工资收入在ＧＤＰ中所占的比例从53％下降到了41％，如果用图表上的曲线来演示，这一下降和消费率下降的曲线基本平行。相比之下，美国工资在ＧＤＰ中的比例经过了长年的下降后，仍然维持在56％的水平。难怪《经济学人》惊呼：尽管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工资在ＧＤＰ中所占比例下降的现象，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下降有中国这样急剧。
另外，近年来美国的工资水平虽然下降，但这种下降多少被投资收入的提高所补偿。美国的许多家庭都是持有股票的。家庭财富随着股市而上涨。在中国，虽然股市火热，但投资收入在2005年仅占ＧＤＰ的2％，美国则为15％左右。更不用说，虽然中国的国民经济维持着两位数左右的高增长，储蓄的利率则低得出奇。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不及中国的一半，银行的定期储蓄利率却接近甚至超过5％，比目前ＧＤＰ的增长率还高。这样的对比显示出：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挣了那么一点钱，因为缺乏社会保障而不得不维持着高储蓄（美国人仅将其收入的1％存起来），但储蓄的回报却远在市场价值之下。
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财政金融系统是压低工资的根源。在中国，大型国营企业和有关系的大公司占据着各种垄断优势，可以从银行中得到低息贷款。这一点，在中国大型国企从事海外并购时就被媒体揭破：中国的大企业并购时从银行拿到了市场价值以下的利率，资本费用被人为地压低，自然出得起大价钱。难怪《华尔街日报》为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并购的失败而痛心疾首：中国以虚高的价钱购买美国资产，这是天下再合算不过的买卖，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可恶的贸易保护主义砸了美国人的买卖！
要不断给大企业这样的金融优惠，路径有两个：一是压低老百姓的储蓄利率，这样银行才能低息给大企业提供资金，任其烧钱；一是切断民间企业或中小企业的财源，或者对之只以高息贷款。这样，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就很难发展，乃至连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经济学人》在另一报道中指出，在印度的制造业中，87％的雇员就职于10人以下的小企业；在中国则仅有5％。中国在制造业上领先于印度，在服务业中落后，也和这一现实有关。制造业更讲究规模优势，服务业则更仰仗小企业的活力和创意。中国以资本密集型的模式刺激了制造业，却无意中抑制了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业的发展。劳动力规模成长缓慢，自然压底了工资总额在ＧＤＰ中的比例。
这样的模式不改变，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后果严重。首先，缺乏内需，就只能过度依赖出口。一旦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患了感冒（消费下降、市场萎缩），中国经济就跟着发烧（拿不到订单、产品积压、工人失业）。另外，这一模式不可避免地创造了巨额贸易顺差，触发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次级贷款危机的爆发，如今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政治上也开始左转，甚至共和党的选民也开始怀疑自由贸易的理念。这些都已经不是中国经济的远虑，而正在成为近忧。
中国的经济要保持长盛不衰，就必须尽早摆脱低薪模式，建立以国民收入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目标。看看日本战后经济起飞的经验就明白，日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战后经济恢复才十几年的时候，就提出“国民所得倍增”的计划，并提前实现，走上高薪、高福利、高附加值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起飞已经四分之一世纪，高薪的影子还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也没有建立。低薪可以帮助我们脱贫，却不能使我们致富。脱贫之后，只有高薪才能维持长期的高发展。
市场经济需要文化的滋养
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断阐述一个观念：中国经济要长期稳定地发展，就必须走高薪的路，使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公正的回报。这不仅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也是经济效率问题。真正的市场经济，能够创造一个高薪社会。
这一观念，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不齿。在他们看来，劳动力成本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高薪取消了这样的优势，中国还怎么竞争？再说，低薪是市场决定的；强调高薪，等于主张计划经济中的国家干预。
我对这两点的回答很简单：所谓劳动力价格的竞争优势，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企业的照顾。这种照顾一开始有合理之处，但长期照顾下来，就惯坏了企业。这就好像美国教育制度中的种族平权政策：黑人因为长期受种族歧视，成为弱势种族；于是上大学的录取分数比别的种族低。亚裔因为学术表现好，申请同样的大学，分数甚至要比白人学生还高很多，否则想也别想。表面上看，在这一教育竞争中，黑人有低分优势，亚裔则有高分劣势，或者说是受了歧视。但这种制度实行时间过长，就造成了一个结果：许多黑人觉得自己天生就该以比别人低一截的分数进大学，因而放松学业；亚裔则从小就知道：我要是和别人学得一样好，或者仅好那么一点，就别想有别人的机会，于是非常勤奋。最后，亚裔成了最成功的学生，黑人则几十年还是翻不了身。怪不得一些黑人保守主义者带头要求取消种族平权，让黑人和其他族裔在一个分数线上竞争。否则他们永远翻不了身。
企业其实也是一样。中国的老板和美国的老板在全球化经济中进行经营有两道“分数线”：中国老板给职工一个月一千块就可以；美国的老板则必须给三千美元，也就是两万多人民币，还外加一大堆福利。这样在成本上，中国老板当然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他们完全可以不思进取，靠着低劳动力成本竞争。美国老板就不同。他们面临的分数线太高，要像中国老板那样做早被淘汰了。这就逼着他们开发节省人力的新技术、精简优化组织和管理、加速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结果怎么样呢？美国人工资越来越高，其制造业不断被中国“击败”。但是，人家的经济照样持续增长，失业率还不到5％。中国确实有着空前的经济繁荣；但经济起飞已经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所能做的主要还是给人家缝衬衫、做玩具而已。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企业靠着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低“录取分数线”进入了全球经济，能够维持着低水平的经营和技术水准而不被淘汰；美国企业则是必须达到高“录取分数线”才进得去，严格地进行优胜劣汰。
另外，把高薪经济和计划经济联系起来则更是无稽之谈。看看高薪的发达国家，哪个是计划经济？这些国家的历史表明，高薪往往来源于社会文化中的自发因素，并把这些因素转化成市场经济的重要动力。以美国为例。美国工人的工资高，当然受“新政”以来政府的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影响。但是，美国工人的工资并非是“新政”以后才高起来的，而是在内战前甚至殖民地时代就高过欧洲。有几个社会文化的动力推高了工人的工资。比如，美国一直有着“生产者主义”的意识形态，即认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是生产者，而非资本的拥有者。另外，“共和主义”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即认为共和体制的基础是自立的公民。当一个劳动者无法得到能使他在经济上充分自立的报酬，或者他为了这一报酬必须超长时间地工作，乃至无法参与社会其他面向的活动时，他就走向了被奴役的道路。自立的公民被奴役，共和体制就有了生存危机。所以，一个老板不管怎样在市场上竞争，他必须给工人足够的工资，使其足以在经济上自立和发展，并且不能以超长的工时占据工人作为和老板一样平等、自主的个人的时间（这包括享受家庭生活，参加各种社区、宗教和政治活动的时间）。一个老板不给工人这样的待遇，就是不仁，就会为社会所唾弃。在这种市场经济中，企业在工资方面的“分数线”一直相当高。
历史证明，这种社会文化的力量，看上去和市场对立甚至冲突，实际上则不仅没有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在关键时刻捍卫了市场经济。在十九、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席卷全球，计划经济成为大潮流，但在美国则一直无法成势。这种“美国例外”的关键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上述这些社会文化力量自行遏制了市场运行所释放出来的负面力量，大致解决了社会公平的问题，不需要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对市场进行修正。
中国的市场经济要在未来长盛不衰地发展，就必须培植类似的社会文化基因。这包括个人的道德情操、邻里之间的友爱、对他人的责任和同情等等。产权固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但仅有产权还远远不够。把市场经济简单地化约为产权，是对市场经济的庸俗化。欧洲以伯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一直认为：健康的政治体制应该从社会的传统和习俗中自发生成。其实，市场体制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抽象的制度离开滋养它的文化和习俗，就成了无本之木，当然也就无法根深叶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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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茅于轼被歪曲，还是我被歪曲？（1）
——兼论自由与平等
我和茅于轼的辩论，虽然在纸媒上基本不容讨论，但是，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人们的私下议论中，都是个重要的主题。这一题目的重要性是不容否认的。最近在“天涯”上读到邝海炎先生的文章《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成熟”》，提及徐友渔先生对我和茅于轼辩论的看法：“他认为，这次的争论起因是茅于轼的文章标题和内容出现了矛盾，从内容上看，他的观点与薛涌应该是一致的，只是标题确实有问题，‘既要为富人说话，也要为穷人说话’，而薛涌呢，他只是把茅老的文章标题做了无限的夸张，有炒作之嫌，其实媒体也不应该重视这场争论。”邝文另外还提到“杨奎松却撰文详细考察了‘1949年前后党政官员收入分配制度从比较平均的供给制，转向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历史经过。然后概述徐的观点：“事实上，杨奎松的研究也可以用来回答薛涌，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扩大到惊人的程度，但造成这种分配不公的深层原因恰恰是延续至今的特权制度。官员和垄断部门利用手中的特权，谋取了无数社会财富；凡有权力者家人亲友都大捞好处，贪腐也愈演愈烈。”
读到这些，我感到应该对徐友渔做出回应。因为他的话不仅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而且反映着中国左右两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思想预设。这种思想预设是：自由和平等有着本质的冲突。自由必然带来和加剧贫富分化。茅于轼要保护富人，实际上是想保护自由，即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在新左派中，甘阳也提出改革前三十年的传统是平等，改革的传统则是自由，两者应该结合。
这其实是我要批判的一个深层原则。我批评茅于轼，也绝不是立足于一个标题。茅文的标题，根本不可能像徐先生想当然的那样改成“既要为富人说话，也要为穷人说话”，因为那样只能是说废话。茅老至少比徐先生老实，承认自己有侧重。比如，他在另外一篇题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的文章中，曾经讲过下面一段话，同样被我拿出来批判，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前者是*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不同，能力有大小，运气有好坏。后者是经济的平等，它必然有*的不平等做后盾，只有强制性地压制优秀分子才能做到经济上的平等。”
这段话不仅把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对立起来，把两者说成是反比的“必然”关系。我希望自由派都来面对这段话，看看你们怎样为之辩护。我先后写过两篇文章，都是以具体的数据为基础对之进行驳斥。一篇引用了联合国的基尼系数，指出世界所有*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即西方国家，贫富分化度都低于中国。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30几个国家之一。而这30几个国家，基本都是非洲那些战乱不止、*不堪的穷国，以及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还有就是尼泊尔这样贫困和*的角落。如果你拿世界各国基尼系数的排行表对一下，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平等的国家、政治自由的国家、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大体上经济比较平等。而那些*不平等的国家、政治不自由的国家、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大体上经济都比较不平等。当然，这里面不乏特例。比如美国，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则十分不平等（虽然经济不平等的程度还赶不上中国，但大体相当）。当然这里面有许多基尼系数无法说明的问题。比如，美国富人的巨额捐款是基尼系数无法计算的。中国官僚阶层所享受的一些无法货币化的政治特权，以及各种*收入，基尼系数也很难算。这也是美国社会比中国社会在事实上平等得多的原因。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拿美国这个经济最不平等市场经济的数据计算，美国工人创造的价值，大部分（大致60％左右）变成了自己的薪金和福利。如果按这个比例根据中国的数据计算，中国工人目前的月薪，至少在3000块以上，外加家庭医疗保险等各种福利。但如今中国工人的收入远在这个水平之下。可见，自由会带来一些不平等。但是，不自由带来的是更大的不平等。以茅于轼为代表的自由派或者市场派，对前者强调，对后者回避。在我看来，这就是粉饰太平。他们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八十年代的“歌德派”，谁一批判现实，就成了对市场经济的恶意攻击。 txt小说上传分享
是茅于轼被歪曲，还是我被歪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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