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唐朝二十一帝-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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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对于高宗的当政，历史上颇有“昏懦”的评论。至迟从欧阳修撰《新唐书》以来，就把他当作“昏懦之主”。这样评价他的理由一是认为他的才智不如乃父太宗，二是因为他在当政期间把国家政柄交付武则天，也就是因为他的宠信使一个女人居中用事，把持国政。那么，高宗果真是一个“昏懦”之君吗？
　　对高宗做出全面的评价，应该是史学家们着力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是谈谈对这一现象的看法。对于高宗，自古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环中，而高宗也无法从他父皇的笼罩下摆脱阴影。即使对他在位期间的政治评价，也会和贞观之治联系起来：“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叫人明了高宗的政绩。然而，退一步说，对于一个守成之君，继续执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开拓前进，怎么能够给他一个“昏懦”的评价呢？再说，从高宗时期的历史发展来看，全国人口从贞观时期的不满300万户到永徽三年（652）一下增加到380万户。永徽五年（654），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11个铜钱。此外，国家疆域在拓展，国力在增强，民族关系在改善，这些成绩的取得又如何会使高宗得到“昏懦”的评价呢？
　　“唐律”残片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暂停了对辽东（高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他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召各地地方官问以百姓疾苦，鼓励臣下就国计民生发表意见。并且，他也很善于听从劝谏。有一次，他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点水？”臣下说：“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评。显庆元年（656），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发。高宗虚心采纳。这样虚心求谏与太宗的政治作风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异。高宗时期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议》，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也是宽平公正的。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50多个，其中有2人需要判死刑。这一犯罪率较低的情况与贞观时期相比也是一脉相承的。
　　再从征伐高丽的战果来说。太宗大军亲征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派大将苏定方、李勣（即李世勣，太宗去世后，因避讳，改名勣）和刘仁轨、薛仁贵经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凯旋班师，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高宗遣归方士（明《帝鉴图说》）
　　再者，从他对于长生之术的冷静态度和对医学的信任来说，比起乃父太宗也胜出一筹。高宗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对于御医的治疗他都能够积极配合，即使是在他的头上扎针流血也不介意。另外，他还命令宰相组织名医修订了《唐本草》行世。而对于胡僧的长生药从不迷信，他说：“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这与太宗服食丹药而死形成了强烈对比。
　　也就是说，即使把他和太宗的个人风格做一比较，说他“昏懦”也很不客观公平。
　　关于高宗委政武则天的问题，显然具有强烈的男性社会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男性政治为主导的评价色彩。此事牵涉很广，我们还会在“武则天”一节中谈到。这里我们只是想说，高宗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一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晚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类似今天的高血压、高度近视眼之类的疾病），处理国政不能不有所依靠；二是由于武则天自身素质高，与他在政事处理上有很多的共同点。武则天“处事皆称旨”是她能够得到高宗信任并委政于她的主要原因。而武则天做了皇后就是国之小君，可以“母仪天下”，也能够得到很多的政治便利，皇后参与国家政务自然有其政治土壤，更何况唐朝世风开放，女性参政的障碍相对较弱，武则天参与朝政是出于高宗的意愿，所以与历史上评价武则天是“专作威福”并不相同。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说法，自从麟德元年（664）底高宗处置宰相上官仪以后，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议，中外谓之“二圣”。从高宗上元元年（674）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这样一个帝后同尊、并称“二圣”时代的开始，距高宗撒手人寰还约有十年。那么，这样的政治格局的确立，无疑是在高宗思维清晰之时。再者，高宗委托政事于武则天，虽然心甘情愿，但也不是完全放任。更何况，他还常常会命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理国政，而不是完全地依赖武则天一个人。在高宗的帝王生涯中，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他不仅在永徽年间勤勉国事，每日上朝，而且，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三月，即临死前的几个月，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
　　再说，高宗在处置涉及皇帝权威和危及皇位稳固的事件中，也从来不见昏懦和缩手缩脚。最有代表性的是永徽三年（652）他处理宗室近属的谋反案件。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巴陵公主的驸马柴令武、高祖女儿丹阳公主的驸马薛万彻、高祖六子荆王元景等人对高宗即位心怀不满，牢骚满腹，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发动政变，共举自称有做皇帝征兆的荆王元景为帝。事情败露以后，高宗立即命长孙无忌负责调查，房遗爱声称太宗三子吴王恪是主谋。高宗果断下令：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斩首，荆王元景、吴王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自尽。同时，又有一大批人像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等被流贬岭表，吴王恪之弟被废为庶人、房遗爱之弟遭贬、薛万彻之弟被流放，株连很广。其中，虽然有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毕竟也是假手皇帝。高宗如此处理事情的手段，如何会容忍武则天“专作威福”？这样的作风如何能与“昏懦”挂钩？！
　　李治个人小档案
　　姓名：李治出生：贞观二年（628）六月十三日
　　属相：鼠卒年：弘道元年（683）
　　享年：56岁谥号：天皇大帝
　　庙号：高宗陵寝：乾陵
　　父亲：太宗李世民母亲：长孙皇后
　　皇后：先是王皇后，后为武则天子女：8子，3女（另外有一女被武则天扼死，无封号）
　　继位人：儿子中宗李显最得意：借皇后废立，打击顾命大臣
　　最失意：没有活着从洛阳返回长安最不幸：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
　　最痛心：王皇后和萧淑妃废死最擅长：以柔克刚

　　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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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授元年（690）——神龙元年（705）
　　皇泽寺则天殿内的武则天真容像
　　武曌（ｚｈàｏ），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与不尽魅力的名字，因为她是高宗李治的皇后，谥号则天顺圣皇后，后世常称之为武则天。或许出于对她的敬重，武曌的名讳并不怎么被人提起，只是史书上会讲一句：“则天顺圣皇后武氏，讳曌。”“曌”，本是日月当空之义，因为要避其名讳，人们常把它写为“瞾”字，直到明末张自烈撰《正字通》，才明白地在《目部》中讲：此字原从日月，非从二目。不过，日月当空之“曌”所蕴含的深意大概真的是日与月均可光照人间，这样一个曾经自创过天、地、日、月等数十个新字的女性，用一个直白的名字来自称，也不一定没有可能。仅仅由名字就带来许多话题的女性，其周身洋溢的魅力如何，应该是可以想像得出的。
　　后来的玄宗李隆基在祖母武则天称帝后的天授年间，因为理直气壮地对想要羞辱他的金吾将军武懿宗大声叱责“吾家朝堂，干汝何事”，而得到武则天的特别宠异。她的儿子中宗曾说：则天于朕躬为慈母，于士庶则为名君。睿宗延和元年（712）时，还被一度追尊为“天后圣帝”。这说明武则天的李氏子孙并不把她的登基视为别样皇统、外家朝堂。我国的正史《旧唐书》和《新唐书》，也给她按照帝王的武则天自创的文字
　　规格设立了“本纪”，不过都无例外地称为“则天皇后本纪”。非常讲究春秋笔法、重视君臣名分的司马光，在他著名的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中，自高宗身后的光宅元年（684）到中宗复辟的神龙元年（705）之间，也就是书中卷二〇三到卷三〇七（唐纪第十九到第二十三）的5卷中，也以“则天后”编年并且把这段历史称为“唐纪”。也就是说，司马光也同样没有否认武则天作为“唐纪”君王的地位。“后”者，本身就是“君”称。由于她不满足于在后宫做一位谨守妇道的国母，也不局限于临朝称制，而是苦心孤诣，终以一个女子龙飞九五、君临天下，实属亘古未有。她身后，给史家政客、文士骚人留下了无穷的话题，褒贬誉詈，聚讼纷纭。
　　顺陵（武则天之母杨氏墓）石狮而我们在评说唐朝皇帝的时候，自然也不能仅仅因为性别就将她从唐史的皇统中一笔抹去。媚娘之路：从太宗才人到高宗皇后武则天，原籍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她的父亲武士彟，在隋朝末年是位家底殷实的木材商人，也是李渊太原起兵时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建唐后，武士彟因功被封为光禄大夫、太原郡公，后又屡迁为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夫人，出身于关陇地区的望族，系隋朝宰相杨达之女。杨氏是武士彟的续弦，她是在武士彟的原配相里氏去世后，才由李渊作主、桂阳公主撮合，以近40岁的年龄嫁到武家的。当时，桂阳公主也已嫁给了杨氏的堂兄杨师道。
　　顺陵石翁仲
　　武则天是杨氏所生三个女儿中的老二，她出生时，已是武德七年正月二十三日（624年2月17日）。武则天的童年时代，因为父亲武士彟外任各地的都督，便一直随着父亲到处游历。最长的一次是在父亲利州都督任上，在利州（今四川广元）一住就是五个多年头。这一时期，家庭的生活是和美、幸福的。到贞观九年（635），父亲因高祖李渊的死，悲痛不已，竟在荆州都督任上呕血而死。这时，她的两个异母家兄武元庆、武元爽和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对她们母女甚是薄情，武则天也为此怀恨在心。她们母女势单力薄，而性格刚强的武则天不堪忍受家兄的冷眼，少不得发生口角，这给她的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后来，武则天常常显得寡情残忍，大概与自幼遭受的这种家庭冷遇有很大关系。
　　媚娘入宫贞观十一年（637），朝廷的一道诏书给武则天带来了离开家庭的好机会。原来，太宗李世民在上一年时与他的贤后长孙氏永诀于大内立政殿。太宗毕竟是天子，虽然有放宫人出嫁民间的恩德，但是仍需要选美来充填宫掖。他听说武士彟家中次女生得十分美貌，特命下诏召其入宫。在武则天看来，入宫不仅可以离开缺少温馨的家庭，若能得到皇帝的恩宠，一旦有个出头之日，远胜于家兄的白眼，也算是福分不浅了。这种对深宫生活的无限憧憬，足以说明她与一般妇女的见识不同。
　　然而，武则天无限向往的深宫，并没有给她带来惬意舒心的生活。贞观末年的一个偶发事件，险些使她陷于灭顶之灾。贞观末，太白星屡次在白昼出现，太史奏言这是“女主昌”的星象之兆；加上当时民间盛传的“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有天下”的流言，使太宗对自己身后的政局产生了许多顾虑，他担心自已的基业会因此垮掉，所以当太史令李淳风告知此人已在宫中时，不惜想以大开杀戒来防止祸变，但被李淳风以“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为由劝止。这样，武则天才幸免于难。但在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早年跟随太宗出生入死的大将李君羡却因此被下诏处死，原因在于李君羡官拜左武卫将军，爵封武连县公，又掌宫城北门的玄武门宿卫，都有武字，偏巧他的小名又叫“五娘”，女子味十足。此事让武则天亲身领略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武则天称帝后，她曾将李君羡以礼改葬，这也算是对她早年惊魂的一点报慰吧。
　　感业寺尼贞观二十三年（649），一代名君太宗在终南山中病死。这一事件对于武则天宫闱生活之旅产生了重大影响。
　　武则天作为太宗的才人，在宫中度过了整整12个年头，她从一个初涉世事的少女逐渐走上了成熟。不过这一时期，她并没有能得到太宗的宠遇。武则天既没有为太宗生养子嗣，自己也没有得到升迁。深宫生活的寂寞，使武则天慢慢品味到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对于一个不甘于现状的人来说，倒成了一种受用不尽的财富。然而，当她还未来得及为自己前途作打算的时候，便同其他未生养子女的宫人们一起被剃度落发，进了感业寺。
　　削发后的武则天忍受着寺内各种清规戒律的制约，但是，她坚信这样的日子不会很长，她把感业寺当成了蜇伏之地。
　　武则天等待着，期望着，准备着。
　　她此刻寄予无限期望的不是别的，正是已经即位的高宗李治。李治为太子时，因为来宫内奉侍病榻上的父皇太宗，有机会见到了比他年长4岁的武则天。李治为武则天的美貌与多情的目光所吸引，也为她的聪明才智而心动，他们一见便不由自主地私下往来。
　　武则天入寺为尼，李治对她也是一直未能忘怀，然而新君即位之始，他并没有多少机会去见她。永徽元年（650），在太宗周年忌日时，李治以行香祈福为名去了感业寺，在那里见到了已经落发近一年的武则天。武则天乍见高宗，不由得泪如雨下，一年中尼庵的清苦寂寞实在难以忍受，她向高宗皇帝诉说心中的思念，高宗李治也同样感慨万分。但是，身为帝王的李治还没有合适的理由把武则天接出寺外，只得仍旧让她在感业寺中暂住。
　　高宗与武则天暗中通情的事，早就传到了宫中。中宫王皇后没有向皇帝撒泼使野，而是怂恿高宗把武则天纳入宫中。原来，此时王皇后正与萧淑妃争宠而闹得不可开交，她为了讨好高宗，不惜借召武则天入宫之举来博取高宗欢心。王皇后的建议自然深合高宗本意，武则天不久即被征召入宫，由感业寺尼成了正二品的昭仪。
　　永徽立后武则天重回宫中后，极力讨好王皇后，对皇后是卑躬屈顺，恭恭敬敬。为此，王皇后也时常在高宗面前夸奖她。这样一来，高宗越发觉得武则天的可爱。高宗在武则天这里得到了无比的欢愉，而且他发现与武则天之间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渐渐地，随着宫闱斗争的扩大，武则天已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昭仪，她的目的是要入主中宫，取代王皇后。
　　不久，武则天生了一个女儿。她利用王皇后按礼制规定探视新生婴儿之机，亲手闷死了自己的女儿，然后嫁祸王皇后。对此飞来横祸，王皇后纵是浑身是嘴，也无法说清了。不久，武则天又诬告王皇后与她的母亲行厌胜之术，诅咒自己，更让高宗大为恼火，联系到小女儿的死，他下定决心要废王皇后而改立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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