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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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猷识理达腊哭诉:“你已经长大,怎不为我母家报仇!”于是,元廷下诏立在大都居住的高丽王族人为王,又以仅剩的奇氏一族男子三宝奴(元朝好多人叫这名字)为“元子”(王世子),此后,皇太子派遣一名大将率一万多精兵,并秘密联络倭人,准备夹击高丽。倭人奸滑,根本未发一兵一卒,观望伺机而已。元军刚过鸭绿江,高丽军伏兵四起,杀得一万多元军最终只剩十七个人逃还,“(奇)后大惭”,再也不提这档子事。高丽蕞尔小邦,自尊心反而过旺,他们常常言及明成皇后什么的,很少有人拿出奇氏皇后显摆,其实,元朝是高丽人最值得显摆的光荣往昔:世代国王为大元驸马,还有一位高丽血统的皇太子差点成为大元皇帝(爱猷识理达腊)。从这一点上,也可看出三韩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奇氏母子再显贵,毕竟是引倭夹攻“祖国”的敌人。
奇氏皇后虽无理国大略,却很有些怀恩施惠的小谋。她本人在大都蓄养成千的高丽美女,凡是大臣有当权者,奇氏则以高丽美女赐之。一时之间,“京城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这些经过精心培训的高丽女孩婉媚有心机,她们本来入达官家是以侍妾身份,不久皆因宠得嫡,夺去正妻的位子。而且,自至正年间以来,皇宫中的女官大多为高丽人,“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由此思之,早在数百年前的元朝,“韩流”已经来袭过中国。由于不少大臣知道忽必烈说过“我誓不与高丽共事”这样的话,见高丽女人充斥京师,他们深以为忧。
当元顺帝浸沉于歌舞享乐的时候,元朝的“叛逆”们力量越来越大。刘福通于1355年(至正十五年)在亳州立韩林儿为帝建“宋”后,先是打败元朝的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失不都鲁,并生俘其子孛罗帖木儿。但不久元军发动突袭,又抢回了孛罗帖木儿(此人日后还有“大故事”可说)。同时,元廷调察罕帖木儿等军进攻“宋”军。
刘福通才略不凡,他以进为退,以攻为守,在1356年秋发动三路北伐:李武、崔德率西路军出潼关,直奔晋南;赵均用、毛贵统东路军,由海道攻山东;关铎和潘诚领中路军跨越太行山进攻山西。刘福通本人则率大军转战冀南、豫北地区,大败答失八都鲁。这位元将有勇能战,刘福通又使计,四处派人放出风声,说答失八都鲁与自己暗中讲和。元廷侦之愤怒,下诏严责答失八都鲁,这位骁将竟“忧愤而死”,其子孛罗帖木儿接替他的职位。
刘福通趁元军内部混乱之际,于1358年攻克汴梁。这是一座政治含义极浓的城市,刘福通终于可以以之为都城,想以昔日北宋的首都当招牌,重开“大宋之天”。
三路北伐军方面,西路军在攻凤翔时失利,一战溃散,诸将散走;东路军开始连连得胜,几乎占据整个山东,并挥师北上,直逼大都。当时,山西的两部元军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正因争地盘窝里斗,打得不可开交。毛贵、赵均用二人如果抓住有利时机,稳扎稳打,很可能一举攻下大都。由于内部不和加上轻敌,红巾军在柳林大败,溃退回济南。不久,内讧发生,赵均用杀毛贵;又过一阵子,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如此一来,本来是统一部队的山东红巾军分裂成数股散贼;中路军本想进入山西后驰援毛贵进攻大都,中途被元军阻挡,在河北南部战斗一阵,就忽然转攻晋北。
1357年,这支行踪飘忽的中路红巾军竟然一举攻破元朝两都之一的上都,把宫阙尽数焚毁。然后,他们又进攻辽阳。至正十九年,关铎等人又率大军攻入高丽,并攻占高丽都城,高丽王本人使出他祖辈以来最擅长的功夫:“跑”,一溜烟跑到耽罗躲避。这一支红巾军虽然神勇,可他们的首领就知道四处指挥兵士辗转征杀,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理念和终极目标。
高丽王逃跑,其手下大臣很贼,重演“装孙子”的好戏,一大帮人跪迎红巾军,纷纷献出自己的女儿、姐妹,分配给红巾军各级将领为妻。上行下效,“军士遂与高丽如姻娅,恣情往来”。转战多年的红巾军乍入温柔乡,天天偎红倚翠吃泡菜,一下子丧失了革命斗志和警惕性,数万人挤在高丽王城中,成日醉了睡,睡了醉。
见时机差不多,一天晚上,在京的高丽大臣和平民忽然接到高丽王命令:立刻进攻,王京内只要是不讲高丽话的,立刻攻杀,一个不留!事起仓猝,红巾军上下本来都把这些天天把他们伺候周到的高丽男女当成亲人,不时还亲热地“前辘轱不转后辘轱转”跟倒茶递水的阿妈妮来几句,忽然之间,石头代替了泡菜缸,大刀片子代替了高丽参,惊愕之余,“革命”战士们脑袋纷纷搬家,主将关铎等人及数万兵士皆一夕被杀,惟独悼号“破头潘”的潘诚手下一名偏将左李命大,驻守城外,最终率一万不到的兵马逃回鸭绿江,向元军投降。
29乱哄哄自己人杀自己人
正当元朝南方乱起一锅粥时,镇守北藩的蒙古宗王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不帮忙反添乱,忽然带兵杀向大都。这位阳翟王,乃窝阔台大汗第七子灭里大王之后。由于红军乱起,元廷向北方诸王下诏,让他们起兵南来帮助朝廷灭寇。结果,阳翟王“知国事已不可为,乃乘间拥众数万”,裹胁当地几个宗王一起造反,并派使臣入大都呵斥元顺帝:“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太半?何不以传国玺授我,我来坐帝位!”元顺帝对宗族王爷很有帝王架子和派头,他神色自若,不恼不愠,对来使说:“天命有在,汝欲为则为之。”并降诏旨谕劝,希望这位“黄金家族”的血亲不要再添乱。
阳翟王当然不听。元廷乃任命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率军去迎击。这位秃坚帖木儿身知自己所统率的大都元兵战斗力不强,行至称海之地,强征当地哈剌赤部落万余人为军,并让这些看上去人高马大的当地人打头阵。这些哈剌赤人从未打过仗,被迫上阵后,双方刚刚站定,哈剌赤人忽然脱去兵服,扔下武器,一直跑向对方的阳翟王营中投降。元军扭头也跑,一万多人全部被杀,秃坚帖木儿“单骑还上都”。
元顺帝这次不敢怠慢,派能战知兵的少保、知枢密事老章调集十万精兵再往击阳翟王,并下令居于京师的阳翟王之弟忽都帖木儿从军,告诉他只要打败他哥,以其爵位和土地转授于他。
老章和忽都帖木儿甫出发时就派出多人为密使,携带大量奇珍异宝买通阳翟王的手下和被裹胁的宗王,谕以血肉亲情。结果,老章元军还未与阳翟王军队交锋,他的部将脱欢(蒙元许多人也叫这名字)深知大势不妙,与其他几个心怀鬼胎的宗王私下一商量,忽然发难,把“事主”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绑上,捆成一团,迎前送与前来征战的老章。
老章大喜,本来心中没底,不知道自己手下十万精兵打不打得过数万北方亲戚。这下省事,擒贼先擒王,老章把阳翟王全须全尾押送大都。元顺帝大喜过望,加老章为太傅,封和宁王;封脱欢为知辽阳行枢密院事;诏令忽都帖木儿袭封阳翟王,全盘接收他哥哥的土地、爵位、军队以及妻妾;加封重赐诱捕阳翟王有功的几个北边小宗王。其实一切做的还不赖,但元顺帝在处置被俘的阳翟王一事上却犯了错误:依据旧制,宗王谋叛,一般是裹在毛毡中摇死、用马踩死或者用大弓弦绞死,名曰“赐死”,即不使黄金家族“神圣”血液沾污于泥土。元顺帝恨这个添乱的宗王入骨,又听说他到京师后一直骂不绝口,于是就下诏像处死平常囚犯那样把阳翟王押至闹市砍头。此举,一下子“冷了弟兄们的心”,北边诸王闻知后心生隔阂,极不满意顺帝朝廷对阿鲁辉帖木儿的处决方式,开始离心离德,日后基本上是对大都元廷不援手。
再说大都内政。脱脱被贬死后,汪家奴任右丞相,此人多病,两个月后即由康里定住接任。他当了两年多,元顺定任搠思监为右丞相,以汉人贺惟一(蒙古太平)为左丞相。此前,太不花当过几十天的“右丞相”,但只是虚衔,因为当时太不花在山东统兵正与红巾军干仗。
太不花本人出身弘吉剌氏,“世为外戚,官最贵显”,以世胄入官。他最早入京大用,还多亏汉人贺惟一推荐。后来,由于脱脱误会贺惟一,太不花党附脱脱,一直想谋害贺惟一。脱脱被贬后,元廷把山东、河北两地的军政大权均交予太不花。
统军在外,太不花感觉上来,“骄傲不遵朝廷命旨”,纵兵剽掠。不久,元廷调他去湖广行省,节制当地诸军捕讨各地水贼。听说贺惟一再任中书左丞相的消息,太不花意不能平,对属下说:“我不负朝廷,朝廷负我矣。太平(贺惟一)乃汉人,今复居中用事,安受逸乐,我反而在外辗转受累捱辛苦!”由此,元兵数次有全歼当地红巾军的机会,太不花均在关键时刻以“养锐”为名下令退兵,其实是“养寇”自重。
刘福通进攻汴梁,太不花仍旧逗留不救,元顺帝深恶之。待红巾军全占山东,顺帝无奈,下诏任太不花为右丞相,让他统兵进攻山东。渡黄河以后,太不花借口粮饷不继,上书朝廷要元廷派贺惟一亲自督粮送至军中,实则想趁机杀掉贺惟一。
贺惟一获悉其内情,先向顺帝告状,下诏削夺了太不花一切官爵,流于盖州安置。刚当了两个月右丞相,忽然接到流放通知,太不花如雷贯顶,跑到保定去见昔日手下刘哈剌不花。刘哈剌不花武人,大张宴饮,慷慨言道:“丞相您乃国家柱石,我要亲自入京为您辩冤。”
老刘说到做到,转天就入京,先见到了左丞相贺惟一,把自己来意相告。贺惟一吓唬他说:“太不花大逆不道,圣上震怒,你要敢妄言,小心自己脑袋!”听此言,老刘大惧。贺惟一忖度太不花藏在老刘军营里,便低声说:“你能把太不花押来大都,我马上让你面君,必得大功。”于是,贺惟一引老刘入见顺帝,“赐赉良渥”。老刘又见皇帝又得赏,恨不能管贺惟一叫亲爹,早把前日对老上司太不花的“忠勇”抛到九霄云外。
他回到保定,立命兵士把太不花父子捆上押送大都。不久,接到贺惟一的秘信,老刘又派一名校官快马赶上,大铁骨朵一抡一个,把太不花父子活活砸死。
贺惟一杀太不花,朝廷政治斗争而已,说不上谁好谁坏。贺惟一本人,其实还真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其祖父贺仁杰、其父贺胜皆是元朝有功之人,他少年时代还曾从师于大名鼎鼎的赵孟。脱脱修三史(《辽史》、《金史》、《宋史》),真正的总裁官实际上就是贺惟一。至正六年,元廷拜其为御史大夫。元朝有祖制:台臣这样的显赫官职“非国姓不以授”,必须由蒙古人才能做。为此,顺帝下诏,赐其名为“蒙古太平”,所以,翻阅元朝史书,凡是顺帝时期涉及政事的有“太平”二字的,讲的其实就是汉人贺惟一。朵而只当右丞相时,贺惟一就当过左丞相,那是至正六年的事情。后来,脱脱得而复相,贺惟一居功很多。但脱脱听信人言,以为贺惟一与自己不一心,乘间把他搞下台,贬还于家。至正十五年,贺惟一被元廷复起为江浙左丞相,不久改派江淮南行省,驻军汝宁,后又除辽阳行省左丞相。贺惟一在地方任上处置得法,政绩颇多。两年后,他又被调入大都为中书左丞相。时为右丞相的是大奸臣搠思监,其家人印制伪钞被抓,刑部本想连同主谋搠思监一起抓了,还是贺惟一厚道,说:“堂堂宰相怎能干这种事,四海闻之,大损国体!”即使搠思监因伪钞事被劾罢相,贺惟一还分自己的俸禄给他,可谓仁至义尽。
后来,奇氏皇后想与儿子迫使元顺帝“内禅”,很想找贺惟一帮手,就遣亲信太监朴不花(也是高丽人)去告知贺惟一。贺惟一“不答”。奇氏又把贺惟一请入宫中,亲自请他喝酒言及此事,贺惟一“依违而已”,不明确表态。加上别的一些小事,皇太子与奇氏皇后怀疑贺惟一泄密,便开始有意害他,数次在顺帝前说贺惟一。
老贺深知宫廷凶险,就称疾辞官,顺帝拜其为太傅,让他归居奉元(今西安)。行至半路,顺帝又想让他重返京师为官,皇太子怕事泄,派御史弹劾他“违上命”,下诏贬往陕西之西。先前得过贺惟一恩典的搠思监落井下石,诬奏罪名,把贺惟一贬往西藏安置,不久又派人逼其自杀。所以,大都元廷内为数不多的“正人”至此就差不多没有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一理论在宫廷政治中也很适用。
贺惟一的儿子也先忽都,“少好学,有俊才”,曾任“知枢密院事”,受老父牵连,也被外贬。日后,搠思监希皇太子意旨,构成大狱,把也先忽都牵连入老的沙谋反案之中,把他杖死在贬所。
这位干尽坏事的中书右丞相搠思监,乃蒙古功臣野先不花之孙,“早岁,性宽厚,简言语,人皆以远大之器期之”。他青年时代在地方任官时,“通达政治,威惠甚著”。至正四年,搠思监得拜为中书参知政事,不久就升右丞,开始在中央机关任事。在管理宗人府时,“宗王国人咸称其明果”。脱脱平徐州,他也随行立有战功。至正十四年,奉命进讨淮南红巾军,搠思监身先士卒,指挥战斗中,“面中流矢不为动”。拜见顺帝,“帝见其面有箭疾,深叹悯焉”,很快就下诏拜其为中书左丞相,一年后,又进中书右丞相。
搠思监当了首相之后,“是时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则军旅繁兴,疆宇日蹙;内则帑藏空虚,用度不给”,如此危急情势下,这位爷一改昔日忠勇为国之态,“公受贿赂,贪声著闻”,还暗中派人私印钞票。可见,权力对人的腐蚀有多么巨大。
由于元顺帝厌政,天天造楼纵欲,政事皆为搠思监和太监朴不花所把持。朴不花是高丽人,是奇氏皇后的老乡,“皇后爱幸之,情意甚胶固”,累廷官至资正院使,主管皇后的财赋大事。他与搠思监相为表里,“四方警报、将臣功状,皆抑而不闻,内外解体。然根株盘固,气焰熏灼,内外百官趋附者十之有九”。元朝一直没有宦官擅权者,此时倒出了这么一位高丽公公,“为国大蠹”。
在这种情况下,元顺帝的母舅、十“倚纳”之一的老的沙就想趁机排挤朴不花。老的沙本人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他排挤朴不花不过是想遏制皇后、皇太子一系在朝中的势力。老的沙当时的官职是御史大夫,他不出面,撺掇两个汉人陈祖仁和李国凤上书弹劾。这两个汉官也是出于义愤,不停劾奏朴不花。陈祖仁上书说:
“二人(朴不花与搠思监)乱阶祸本,今不芟除,后必不利。汉、唐季世,其祸皆起此辈,而权臣、籓镇乘之。故千寻之木,吞舟之鱼,其腐败必由于内,陛下诚思之,可为寒心。臣愿俯从台谏之言,将二人特加摈斥,不令以辞退为名,成其奸计。海内皆知陛下信赏必罚,自此二人始,将士孰不效力,寇贼亦皆丧胆,天下可全,而有以还祖宗之旧。若优柔不断,彼恶日盈,将不可制。臣宁饿死于家,誓不与同朝,牵联及祸。”
李国凤向皇太子上书,指斥其罪行:
“(朴)不花骄恣无上,招权纳赂,奔竞之徒,皆出其门,骎骎有赵高、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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