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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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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说:“问题只在于联系费鲁齐和安德烈.菲力普两位律师。你得重新研究案情文件,把真相弄明白。”
最后一次会晤以后,斯蒂加交给我一本护照,冒充一位卢森堡商人。他又问我说:“你服装什么的,都齐备了么?”
“没有。”
“服装可挺要紧。我们有几个情报员,就是在衣服上出了毛病。因为华沙的裁缝,习惯在衣领正中留一条褶纹。”
“我在安特卫普有朋友。到了那儿先停两天,找一家好点的成衣铺,做他一套法国式的便服。”
“很好,现在掌柜的要见见你。”
我被带进一问宽敞的办公室,屋角放一张很长的办公桌。一张世界地图,占了整整一堵墙。柏尔青让了坐,开始谈谈巴黎,然后转入正题。他对我说:“法院的档案卷有一吨重,你得在里头找出真情来。我;给你出什么主意,反正事情并不棘手。只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巴黎旅馆里,肯定会碰见熟人。你知道,来去西班牙的人可不少。”
我以为谈话已经结束,便想站起身来。谁知他打个手势,叫我别动。他说:“如果你有点时间,咱还有话说。”他接着就开门见山说:“那末,照你看起来,还要多久才打仗?”
他对我的信任,叫我吃了一惊。他这么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念念不忘的问题。我便同样直率地回答说:“咱们的命运捏在外交官手里。问题在于他们是否还要向希特勒卑躬屈节。”
柏尔青把嘴一堵,意思说,在他看来,外交官的选择不成问题,仗非打不可。
他又问我:“在你看来,仗在哪儿打?”
柏尔青真肯信任我,但也使我觉得古怪,因为当时莫斯科的气氛,却并不利于这样的交谈。我稍一迟疑便说:“请您听我说,柏尔青同志,我认为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西面打,还是东面打。战争将是一场世界大战。就算在西方开始,结果仍然谁也跑不了,因为谁也挡不住德国军队。
希特勒有两个目标,任何阻力也没法叫他后退。我说的是打苏联,并吞乌克兰,以及消灭犹太人……”
“但愿我们的政工人员都象你这样推理。”柏尔青说得很有分量,语调带些遗憾,“我们这儿,大家经常谈论纳粹的威胁,但是总觉得事情还远。这样盲目,可能叫我们吃大苦头。”
我半真半假地说:“不管怎么样,你们总有一个情报系统吧。我不相信你们的情报员得不到德国备战的消息。备战的结果怎样,不用什么先知先觉,也能够料想得到呀!”
“你说我们的情报人员吗?你知道他们怎样搞工作吗?
他们先熟读《真理报》打出的电报,先把可能不讨上级喜欢的东西一概划掉。我们占了很大的下风,因为党组织决定禁止我们派情报员去德国。正好,你路过德国。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尽量考察一番那儿的情况。你完成了任务,再来瞧我,咱们再谈谈……啊,对啦,你观在干什么呀?”
“我在犹太文《真理报》当记者。”
“啊,明白了,没关系,若有必要,可以给你找个替工。”
谈话到此结束。我走出办公室,心里还留着很深的印象:柏尔青那种冷静,清醒的头脑,十分难得。我当时还意识不到,我已经为投身终生事业,走出了第一步。
起程的日子接近了。但是发生了一件完全预料得到的事情,稍微引起了一点耽搁。我们第二个儿子埃德加出世了。
1936年12月26日,我乘火车到芬兰,转道瑞典,到安特卫普,缝了一套新便服,1937年1 月上日,到达巴黎,第二天使去找费鲁齐律师。
他接待我非常热情,为我放了一次红军合唱的唱片。
我告诉他说:“我是来调查魔侠案件的。〃 “你知道,这件案子疑窦很多,不过,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利季埃肯定是无辜的。这是转移目标的传统手法:要开脱叛徒,便诬告良民。〃 “我能看档案么?〃 “可以,不过要等一个月。我只能调挡卷出来看一天。”
我闲下无事,便去瑞士一趟,以游客的身分,徜徉湖山胜地,饱尝可口点心。一个搞革命工作的人毕生难逢这样的良机,哪能不充分享受一番。我精神饱满,回到巴黎,费鲁齐跟菲力普便把档卷交给了我。我埋头审查,偶然发现二十三封信,都是审讯时从未提起的。这是一个卧底特务和美国武官的往来信件。这是一个荷兰人,名叫斯维茨。显然是他向法国警察出首了那个集团。经过强有力者斡旋,居然获释。我看了这些信,无可争辩地证明这案件纯粹是一次挑衅活动。
斯维茨过去所作所为,说明他今天的所作所为。他先前当过苏联特务,派去美国活动后,很快就被发现,并被收买了过去。在巴拿马,美国的反间谍组织,发现他的护照是假的。非法混进美国在当时没什么了不起,十年徒刑而已。他当然没有什么迟疑的余地,马上答应为美国效劳,同时仍和苏特保持联系。他打个报告给莫斯科,忍笑自称一帆风顺,打进了美国。过了两年,莫斯科对这位卧底特务的工作十分满意,决定派他两口子双双去巴黎当寓公。这样,他便跟比尔发生联系。
魔侠案爆发,斯维茨报告莫斯科,他已经脱身事外,准备销声匿迹一个时期。他退隐得那末彻底,从此踪影全无。
法国警察责在抓住罪犯,当然求之不得,来他一个一箭双雕,既能牵累法共,又能破案。所以利季埃这个人选,再妙不过。妙处就在他是《人道报》工人专栏的编辑。”
1937年春天,我回到莫斯科,柏尔青的部下不太相信我的解释,认为缺乏正式的证据,足以证实利季埃无罪。于是决定再让我去巴黎。我第二次去法国,疏通法院档案保管员,给他报酬,让我把原件拍成照片。这位仁兄十分愿意,因为池再过一两个月,即将退休,几乎已经没有什么风险可冒。
我既然不可能随身携带文件出入边境,只好交给苏联大使馆,用外交途径递送。约会定在蒙索公园附近一个咖啡馆里,跟大使馆派的人会面。
到了那一天,我走进咖啡馆,只见桌旁坐着一个人,模样跟告诉我的一点不差。四十来岁年纪,鼻戴眼镜,正读着《时代报》。我一面走过去,一面发现那人手指上没有预定的纱布包扎。我结巴了几句话,赶忙逃之天天,心下十分纳闷。过了一个星期,我再去一次补救约会,果然来人手指上有了约定的包扎。我便把夹在报纸里的文件交了给他,接着便交谈起来。他问我在巴黎还呆不呆一个时期。我说还得呆一阵子。他就说,“你把电话号码留下,如果有需要,我好给你打电话。”
我把号码告诉了他,叮嘱他,不到紧急关头,不要使用。谁知道这位“外交特务”拿起笔来便往小本儿上写,一字不改,连最起码的警惕也没有。
这件事使我瞧清楚苏联情报组织的功效如何。简直不能想象,大使馆派出来的人竟能幼稚到这步田地。我当时还想不到:战争爆发以后,这样的作风引起了些什么后果。
1937年6 月,我回到莫斯科。柏尔青已经去西班牙,担任共和政府的军事顾问。我由斯蒂加接见,汇报了出差的经过。他肯定说,魔侠案已经完全解决。我后来屡次会见他。
在这些接触的过程中,我原则上同意了从事情报工作。我当“特工〃 并不是出于爱好或天赋,我也不是军人,唯一的雄心只是跟法西斯势不两立。所以,能说服我的道理是:苏联军队不需要机器人,也不需要“官油子”,而需要是确信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党员积极分子。
骰子已经抛了出去。我已经定了终生。
第十二章 传说的来源
大家传说:“特雷伯是苏联特务”。这个传说到底从哪几来的呢?有必要加以说明。
从1930年起,甚至还要早一些,说我坏话的人就说我给苏联搞情报。
正如随便什么传说,事实根据总有一些,不过是经过歪曲和夸大,以便引为证据。法国保安局和盖世太保的档案里,都确有“证据”,证明我参加过魔侠集团。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呢?
我在1942年遭盖世太保逮捕的时候,德国人只知道我的绰号叫做让·吉尔伯。后来在比国搜出了我的真护照,姓名列着利奥波德·特雷伯。可是,自从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使用“董伯”这个别名。认识我的人都只知道我叫董伯,特别是警察机关。而盖世太保却不知道董伯。我呢,也就尽我所能,不让董伯和特雷伯对上口。因为,好几十位党员积极分子,都在1930年被列入档案,作为董伯的联系人。
如果一对上号,这些人马上就会受连累。
幸而在1932年,法国保安局工作出了纰漏,档案里也没有把董伯跟特雷伯对上号。一方面,保安局监视着“共党捣乱分子”董伯专门在犹太人中间活动。另一方面,保安局又搞到了斯特罗姆老等着的两封信,都是寄给特雷伯的。
盖世太保利用法国警方的档案,只知道“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叫做特雷伯,曾经被捕,而在1932年,便在苏联情报案子里受到牵连。不仅如此,从搜查到的护照里,还发现了特雷伯于1924到1929年在巴勒斯坦呆过。德国人需要在柏林上司的心目中夸大成绩,所以给我制造了一份了不起的履历:我从青年时期便当上了苏联的特务,先在巴勒斯坦,后来又在法国。在审讯我的时候,我很愿意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因为,越是盖世太保把我当做一尊人物,我便越发有活动余地。比方说,盖世太保认定我在莫斯科受过特工训练,我便故弄玄虚,说在波德罗夫斯基大学上过学。
直到今天,还有人写书,说我上过波德罗夫斯基军事学院,学的是特工。其实根本没有这么一个波德罗夫斯基大学。
我为了斗盖世太保,故意听凭别人传说,我从小便当苏联特务。这话至今还在传说……
第一章 乐队的诞生
柏尔青将军从西班牙回来,我去见他。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在西班牙听说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僚佐统统被处决。
他明知道那些累积起来的“证据”都是伪造的,所以心情十分沉重。柏尔青头脑十分清醒,对自己的下场不存幻想。卷走同志们的浪潮已经汹涌而来。可是,不顾安危,他毕竟还是回来了,并且主动向斯大林揭发保卫局在西班牙残杀共产党人,柏尔青将军心里明白,这样一来,等于判了自己的死刑。
可是,作为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自觉地担当责任,他不能坐视自己选拔培养的最优秀干部无辜死于非命。
时间是对他不利的,只要他一息尚存,便该尽量利用这点时间。
他接见了我,给我留下了十分清晰的印象。怎么能不这样呢?这一天决定了我做人,做共产党人的前途。
他对我说:“我劝你来跟我们一道工作,因为我们需要你。并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个机关里。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不是的。该让你到西欧去,建立我们行动的基地。〃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柏尔青,我便老想摘情报工作,在他身边战斗。日子越来越近,我确信,希特勒匪帮就将席卷欧洲。
在这场即将来临的血战中,苏联必然举足轻重。我眼见革命变质,真是五内撕裂。我为了革命,和千百万共产党人一样,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们心甘情愿献出我们的青春,让人类在前进的道路上朝气蓬勃地迈进。革命是我们的生命,党是我们的家,我们每一行动都充满兄弟般的情谊。
我们自己要当新人。为了让无产阶级挣断枷锁,我们决心自己戴上枷锁。我们能分享多少幸福?这有什么关系?我们把自己交给了历史,为的是使压迫者不能再猖獗。通往乐园的道路,决非铺满玫瑰鲜花。这一点,谁能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呢?我们之所以投奔共产主义,为的是我们从小就体验了帝国主义的凶残。
然而,我们的道路上,如果铺满了工人的尸体,那末,这条路到哪儿去也走不通,更甭说走向社会主义。同志们一个一个地不知去向了。最优秀的在内政部地牢里奄奄待毙。
斯大林政权歪曲社会主义,已经弄得面目全非。……
不管我们怎样忧心忡忡,怎样迷惘失措,苏联是非保卫不可的,尽管苏联已经不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真情实况,决定了我们的选择。柏尔青将军的提议,给了我尽心的机会。我是波兰公民,在巴勒斯坦呆过的犹太人,没有国籍,当过犹太日报的记者,在内政部看起来,真是—卜倍的可疑。
我的命运早已注定,不在地牢底里了账,便在集中营里呜呼,最好是贴在墙上吃“卫生丸”。如果远离莫斯科,去到狠揍纳粹的第一线,我倒还可以一本故态,当一名革命战士。
经过反复思考和斗争,我得出结论,并在周游欧洲期间,拟出了方案,搞一个欧洲规模的情报网。我报告了柏尔青将军。他要派我们到德国,甚至到邻近国家去扎根。这将是反法西斯战士们的核心组织。等德国在欧洲发动战争后,才开始行动。除了打击纳粹以外,不给任何其他任务。目前,先建立基地,以收集情报为目的,先把联络、掩护,经费等等搞好。
特别在过渡时期,主要应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发展扎根,掩护联络工作,与红军情报中心联系。打起仗来,情报网里只收反法西斯战士。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都无所谓。只要思想坚定,百折不挠。最好在重要的军事方面有熟人,在德军司令部,在政府部门,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熟人。
情报员绝对不能出钱雇用。根本目的是及时向参谋部提供综合情报。纳粹德国的计划和企业消息必须是确实的,经过检查的。
我对柏尔青将军做了补充说明:我在每一个国家,需要三个助手。第一,具有领导一个小组的才能,不用管他是不是俄国人。第二,具有技术知识,能够建立发报网,培训报务员。第三,军事专家,能够就地精选收集的材料。
柏尔青将军完全同意,只反对一点。他说:“我们在德国已经有一个小组,质量出众。但是党领导的指示,很使我们束手束脚。党领导怕上当,不让我们在第三帝国疆土上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你认为用经商作掩护,可以解决各小组的经费问题,我却不敢指望。根据我们二十年的经验,这个办法无不落空。我们为这种掩护的投资,没有不是亏折干净的。”
我答道:“您听我说。问题不在于替苏联政府省几个钱。
战争一打响,从莫斯科领取经费一定十分困难。也许过去经营商业作掩护的人,不太内行,不会赚钱。我相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行是会赚钱的。我的计划是在比利时开设一家进出口公司,并在几个国家设分公司。”
“搞这么一个公司,要花多少钱?”
“先小搞搞。我先出一万美元,当一个公司股东。”
“什么?你想花那么一万美元,就能赚那么些钱,在整个战争期间自给自足?”
“我就打算这样。”
“反正,过几个月,你再来要钱,我照样给你。直到如今,我们最感棘手的,不是收集军事情报,而是解决人员的经费问题。”
谈话快要结束,柏尔青将军显得很平静,几乎很愉快。
他对我说:“在战争爆发以前,你大概还能有两年的喘息时间。首先要靠你自己。你的工作就是打击第三帝国,完全集中打击第三帝国。必须尽量小心谨慎,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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