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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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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在这个时候申请签证的话，莫克扎尔将军无疑会十分高兴批准犹太人集体的主席出国的。我的大儿子米歇尔没有工作，头一个走了．我的另一个儿子皮埃尔是个电器工程师，以前就被指责为“大学生带头闹事分子”。于是，他退回了党证，申请签证，同他的妻子安娜一起走了。安娜的父亲是个瘫痪病人，通过电视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觉得再也活不多久了，便把妻子叫到身旁，告诉她说：“我深信在中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最终是要和好的。在我们的国家，真正的社会主义必定要胜利，但是这需要许多许多年的时间。目前的局面是没有出路的。你看看有哪些波兰朋友是可以收藏你的，把名单列出来。但是，最要紧的是，赶紧、赶紧走……”
我的三儿子埃德加是俄罗斯文学博士，可是所有大学都不让他工作。他经历了许多困难，最后走上了流亡的道路．对于我来说，要选择什么道路是很清楚的：应该重新投入战斗．我就反犹运动问题向哥穆尔卡递送了备忘录；当然得不到答复了。我猜想，人家正要趁机会给我带上“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帽子，然后把我送到个与世隔绝永远不见天日的地方去。我被剥夺了儿子，又不能为犹太集体工作，尽管这个集体有灭亡的危险。在我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我成了一个可疑的外人。1968年春天，我辞去了波兰犹太人文化协会主席的职务。除两人外，其他的理事都仿效我的榜样．1970年8 月，我要求波兰当局准许我移居以色列。我得到了答复……
但只是在十个月以后才得到的，也就是在1971年的3 月：具体内容是法律第二条第四款．两年来，我交涉了七次，每一次答复都是这一条．由1971年3 月起，我六次写信给内政部长，五次写信给党的第一书记，六次写信给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最有意思的是内政部1972年3 月15日的答复，引用了法律第九条第四款，说政府可以采取决定而无须说明理由！ 我的固执激怒了波兰领导人，他们一有机会便与我为难……
1971年6 月，比利时电视台的一个拍摄组来波兰拍制一部关于“红色乐队”的纪录片。我的妻子和我陪同记者到扎科帕尼。6 月8 日下午，我们正在拍片，突然来了几十名便衣警察把我们包围起来。有两个保安上校亲自指挥作战，他们一定自以为是在战场上吧。他们把我们所有人都押到扎科帕尼公安局，审问了我们好几个小时，无聊得很。比利时的记者被没收了器材，然后驱逐出境。但是临走的时候，他们看见露芭和我被押上一辆汽车，开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他们肯定我们是被捕了。于是，一到了布鲁塞尔，便马上向国际舆论发出呼吁。几小时后，警察便把我们放了，但是继续监视我们．我们的麻烦方兴未艾．我们成了警察调查时“特别受到照顾”的人……
在审问我们的时候，有人来查看我们在扎科帕尼租的住宅，他们大手大脚，满不在乎。在我们旁边，楼上、楼下的住宅，在整个大院里，在对面的大楼、街道两侧，无处不是保
安部门的人员。一眼就可以把他们看穿，他们日夜监视着我们。附近的灯火通明，通宵达旦。还有，我们一出门，就有大队人马紧跟在后面．要是我们想到诺维·塔尔格的墓地‘去，保安部门的人员就比我们先到达那里……我们所受的这种待遇继续了十天之久。我们回到华沙去，深信不疑我们一到马上就会被捕。在出发之前，露笆居然躲过我们的看守的监视，邮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国外的朋友。在火车上，我们的车厢两头都有人把守。在华沙车站，我马上发现了来接班的人马。当我们向一排排出租汽车走去时，有一位先生走到我们跟前，活象个开电梯龄，问道：“我把你们送回家去好吗？ ”
“不，谢谢，我们自己走，”
但是，我们一坐上出租汽车，就过来一个人自作主张，坐到前面的座位上，告诉司机……我们的住址，就差没有把我们的行李一直搬到我们家里去了。不用说，我们的住所已经在我们不在的时候，经过几次的搜查，好象用梳子梳了几遍。由于这些事件，我心里很不痛快，眼看着人家在我们房子周围加强监视，十分反感。回来的当天晚上，我就卧床不起。我打电话给我的医生，他嘱咐我不要起床。但是，我刚刚把听筒放下，警局的一辆救护车就突然出现在我们屋前，警笛齐鸣。
这种情况继续了一个星期，接着，我们的护法神又不见了。我到中央委员会去提抗议，负责保安事务的人接见我．他假仁假义地安慰我：“你的担心是没有道理的，”他对我说，“我们注意的不是你，倒是比利时电视台的那些人事前没有申请批准……”
这是一个官僚的卑鄙的花招……他不断地监视我们，刁难我们，却叫我们不要介意！与此同时，我的朋友接到了警报，对我的命运很担心。吉尔·佩罗赶到华沙来，但是看到的还是自由自在的我。因为，波兰当局在一段时间里，还要让表面上过得去。但是我并没受骗。对于莫克扎尔这一帮子人来说，我是个嫌疑分子，是敌人，是反革命（ 你还可以加上其他许多罪名……） 。1971年12月，内政部再次拒绝给我签证。我把内政部的决定通知了我的朋友们。于是，他们便决定采取行动。吉尔·佩罗，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维尔科，弗拉迪米尔·波兹纳，雅克·马多尔，范范尼夫妇等在马塔拉索律师家里开会，决定在巴黎成立一个委员会，设法把我从波兰搭救出来。特雷伯委员会1972年土月12日在巴黎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第二天的报纸广泛地报道招待会的经过。不久后，瑞士、英国、丹麦也成立了这样的委员会，荷兰的所有议员（ 除共产党议员外） ，还有其他许多知名人士签署了一份请愿书，送交波兰大使馆。我为这个声援和抗，议运动的广大规模深深感动……在日内瓦，人权公民联盟，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党议员国际委员会等向波兰政府发出呼吁。在布鲁塞尔，人权联盟主席所领导的声援委员会，包括有议员，部长和抗敌组织。在巴黎，各界人士都表了态。巴黎的马尔蒂大主教安德烈·马尔罗给委员会发了声援信。委员会包括有最广泛的政界人士，从极左派到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有。社会党通过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声音表示不安。在伦敦，前外交大臣迈克尔，斯蒂华，帕特里克·戈登，沃尔克和前司法大臣埃尔温·琼斯写了信给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
“利奥波德·特雷伯曾在许许多多长期和危险的战斗中，对法西斯主义的军队作战。他在摧毁纳粹政权方面，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并因而把纳粹的暴政驱逐出被占领的国家，其中也包括波兰……”
这封信有二十一名工党议员，七名保守党议员和五名自由党议员签名。美国参议员也写信给华沙政府，还有巴西，澳大利亚、哥伦比亚，英国、哥斯达黎加和以色列的工会活动家签署了联合请愿书。
波兰当局对声援我的运动感到不安，在外国通讯社记者不断追问下，不得不出来解释。1972年2 月29日，新闻部长贾纽雷克交给法新社下面的一个声明：“波兰当局对特雷伯先生所作出的决定，不是因意识形态或民族问题。利奥波德。
特雷伯先生不能离开波兰是因为事关国家利益。至于特雷伯夫人，她可以随时到她的儿女那里去……”
波兰政府躲在所谓“国家利益”的盾牌后面，想把我扣留下来。露芭趁批准她离境的机会于1972年4 月动身了。我的儿子米歇尔在哥本哈根开始绝食斗争，埃德加也在耶路撒冷仿效他。在欧洲和在美洲，声援我的运动开展得规模愈来愈大。
但是，在巴黎却有一个人被所有这些证词激怒了。他就是国家保卫局局长罗歇先生。1972年1 月13日声援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他便跳了出来打电话给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
“还有别的犹太人等着你去为他们辩护呢1 ”罗歇警告他说。
好象碰巧那样，法国内政部长拒绝发给我妻子入境签证。
罗歇先生为了替这一决定申辩，给《世界报，写了一封信，题目是《特雷伯事件》。这封信对我进行了极其严重的攻击。国家保卫局局长表示怀疑我，说我在a1942年11月底被德国军事情报部逮捕”后，我的“行动是十分可疑的”。他又指责我出卖了我那个情报网的好几个人。罗歇先生又写道：“没有人能否认，特雷伯先生至少答应了同敌人进行某种合作，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不能让人进行这种诽谤而不作出反应。在朋友们的建议下，我依法提出控诉。由于罗歇先生领导着法国反间谍机关，所以他的这些话肯定会有人相信。要是让公众舆论信以为真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另外，波兰当局马上利用法国国家保卫局长的这篇文章，企图破坏声援我的运动。在丹麦，波兰大使馆的新闻专员把上述文章分发给各报。但是他碰了钉子：各报的编辑部回答说，他们不参与这个德雷弗斯事件。
然而事态继续发展下去……
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同马塔拉索律师一起负责为我辩护。1972年6 月23日，苏勒兹到华沙来看我，为我那个案子作准备。我们不能在住宅里谈话，于是便到公园里长时间散步，远远躲开那些包打听的耳朵，一看到有路人走近我们，就中断我们的谈话，转而大谈特谈天气。
6 月26日，我送苏勒兹到机场去。 ‘不招自来”的出租汽车是没有里程计算表的。在反光镜里，我几次发现华沙当局——钉梢的——眼睛。我刚刚同我的朋友告别，转过身来，他就给七个身强体壮的“海关人员”拉走了。他给带到一个房间里，脱光了衣服，从头到脚搜查一遍。他的行李也遭到了仔细的检查，牙膏和刮脸肥皂的锡皮都给挤瘪了，胶卷被没收。苏勒兹拼命抱住他的皮包，就象落水的人抱住救生圈，还固执地拒绝把皮包打开。人家就威胁他，说要对他使用“粗鲁的办法”了．由于众寡悬殊，他只好认输。波兰警察抓走了有关我案子的材料．折腾了几个小时，最后，我的律师才获准登上飞机．我得悉这事后，马上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抗议。中央委员会是完全知道苏勒兹到华沙来的。当然他们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从值班的官僚那里得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天真”得让你哭笑不得的答复：“毫无疑问，这不过是通常的海关检查罢了……”
1972年7 月底，苏勒兹又来到华沙。他坚定不移，但处处提防——有了经验的律师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用的。我们立刻就发现，我们受到比上次更严密的监视。于是我们决定，如要交换意见就写在小纸头上，看过了就马上扔到抽水马桶去。我的律师十分气愤，问我“怎么能够这样生活呢？ ”他在一张纸头上写上那出色的“三字经”。我起誓我离开这个地方时也要把这“三字经”写在最显眼的地方。这一次，苏勒兹离开了波兰，没有受到什么留难。在巴黎，我的朋友们继续保证给我积极的声援：1972年10月2 日，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到巴黎进行国事访问，迎接他的是声援委员会印发的招贴，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特雷伯呢，盖莱克先生？ 》另方面，社会党的领导在公报中提出了《令人痛心的特雷伯问题》。
对罗歇先生的起诉定于月底开庭。我的律师要求法国内政部发给我通行证。为了支持我的要求，吉尔·佩罗以及《新观察家》周刊的记者伯纳德·格塔，鲁思，瓦伦蒂尼和克里斯琴·杰伦开始绝食斗争．法国内政部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波兰政府不让我离境。
这样，法国国家保卫局局长1972年10月26日到巴黎第十七初级法院出庭时，我并不在场。我所认识的朋友：海伦娜·包里奥尔，塞西尔·卡茨，勒德尔曼律师，克罗德·斯巴克，雅克·索科尔，还有我不认识的朋友都到法庭为我作证。
维科尔写信给法庭说：“我认为利奥波德·特雷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纳粹德国的一个伟大英雄。作为‘红色乐队’的领导人，他为最后胜利作出贡献，要比我所能作出的贡献大得无法比拟……”
雷米上校得到过解放勋章，也来声援我。法庭宣读了他的信，他在信里写道：“如果我当时是在‘红色乐队’的队伍中作战，我会感到十分自豪能够有效地为盟军的胜利，因而也是为了法国的解放，贡献出力量。”
吉尔·佩罗在他的证词中，回顾了“红色乐队”的历史，并确切而清楚地回答了所有问题。马塔拉索律师的辩论词很有力，根据充分和有说服力。苏勒兹律师发表了热情的辩护词，还揭发了这个案件的真正丑恶面：“我想知道盖世太保的所有这些人现在怎样了。我想过，我也进行过调查：希特勒的鹰犬罗德，曾经夸耀把‘红色乐队’的四十名战士送上了断头台，现在他是托纳斯的格拉斯赫登市副市长。他主持一个生意兴隆的法律事务所……
“皮普过去专门收集受够刑讯的人的遗物……他两年前死了，他是汉堡的扶轮国际主席。
“雷塞今天在斯图加特过着退休生活……
“布拉格的刽子手潘维茨领着政府的津贴，是一家银行的代理人。所有这些人，今天，对于他们来说，战争已经不算什么了：手上只沾了一点灰尘，吹一吹就吹跑了。我想到了这些人，又想到了特雷伯。”
这个案件还没有结束，罗歇先生就放弃了他在国家保卫部的职位，然后被任命为穆特埃莫塞尔省长。这情况是如此凑巧，以致当时的内政部长马塞林不得不写信给法庭解释说： “当然，这一任命和特雷伯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巧合而已……”
当然，……法庭判决的是罗歇省长而不是国家保卫局局长。
有一个时候，声援运动踏步不前。于是，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士的特雷伯委员会又于1973年3 月在伦敦举行会议，由法国社会党人斯科尔先生主持。
我没有参加为我的问题而进行的辩论，却一直住在华沙，处境十分孤独。从1973年1 月23日起，我就受到监视，在我自己的住所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犯。当局通过非正式的途径通知我说，我并没有受到警察的监视，对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并没有其它目的，只不过为了“保证我的安全”罢了。可是，谁来威胁我呢？ 我又威胁谁呢？ 他们想把我怎么样呢？ 他们有什么要责备我的呢？ 我天天翻过来覆过去考虑这些问题，可是得不到答案。总之，我觉得，如果我不反抗的话，这种局面大概会继续下去，直到那一天，波兰政府为我举行堂皇的葬礼，送来鲜花和花圈为止。1973年9 月，我病倒了，病情很重。吉尔·佩罗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对我示意要采取最后措施了。以后，我就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并把信的内容通知各新闻通讯社：“我完全知道，我在电话里所说的每一句话，波兰警察局都给记录下来。因此我决定第一次把我在华沙不得不忍受的那种生活和盘托出。”
我日日夜夜受到监视，在我家的楼上、楼下、街道上：到处都有他们这些人。我刚刚住了一个时期医院出来，他们原以为我的末日到了，所以才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即使这样，他们也呆在医院监视着我和把我隔离起来。没有人能想象我是多么地孤单。这不是生活，这是苟延残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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