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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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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巴黎大门时，询问情报中心，他是否应该留在法国首都，或者跟他的德国朋友走。他得到情报局长的答复，劝他跟纳粹一块走，同时保持联系。潘维茨显然对这些指示大为满意：他认为同俄国人合作是个意想不到的办法，可以让自己因祸得福。这样，由于潘维茨的插手， “大赌博”进入第三阶段。希姆莱原先的计划是要分裂反希特勒同盟，同时欺骗莫斯科和英美。别动队通过“红色乐队”的发报台，让俄国人相信盟国准备同第三帝国谈判。与此同时，又对盟国使用同样的手段。然而， “大赌博”的这一阶段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开展。从1943年中起，战争的结局是肯定无疑了。
这时候，纳粹的领导人便改变主意，想利用“大赌博”来寻求“真正”的单独议和。希姆莱是倾向西方的，至于在这个问题上抓总的包尔曼就不那么肯定了。
不论怎样都已经为时过晚。这个企图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因为无论罗斯福也好，邱吉尔也好，更不用说斯大林，都不想谈判，都相信必定在军事上大获全胜。就是在1944午这一阶段，潘维茨设法利用“大赌博”为自己服务。
为了走通向莫斯科的路，潘维茨想稳住自己的后方，也就是要消灭证人，以掩盖他当别动队队长的活动。布拉格的刽子手从来就是个特务。灭口，谋杀，他已习以为常。人头一个接一个落地了。我们遭到逮捕、拷打的同志一批接着一批被处决。首先是莱奥·格罗斯沃格尔。1944年5 月，他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他从1942年12月，就给关在弗雷尼监狱，从来无人过问他的命运。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同样关在弗雷尼，也被判处了死刑。
我们得悉格罗斯沃格尔被判处死刑，就知道这是个警报，肯定接着就是其他人。我们确信别动队决定逃跑前，要杀害被捕的人。马克西莫维奇和罗宾逊都遭到同样命运。
所有的被害者都是在巴黎解放前最后几个星期被处死的。弗尔南德·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于1944年8 月12日在弗雷尼监狱被枪决。7 月6 日，伊兹布茨基在柏林被斩首。
温特林克在布鲁塞尔被枪毙。格罗斯沃格尔的妻子珍妮·佩桑8 月6 日在德国首都被处决。战后，潘维茨曾多次申述（ 让我们明确这一点，他企图为自己辩解） ，他声称：“……由我下令处决的‘红色乐队’人员，都是在我到来之前判处死刑的。”不对！况且，不管怎样，别动队队长有权力决定缓期执行。他之所以没有缓期，是想在逃跑之前，实行灭口。
我现在想进一步谈谈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是怎样死的。这是在巴黎解放的前夕。他们是多么希望有这一天啊I ……我在想象中看见他们同无数人群共同欢呼胜利，涌到街上，庆祝这个伟大的事件。
在漫长的几个月里，潘维茨曾希望逼出包利奥尔和苏珊的口供，他知道这两人肯定了解“大赌博”的底细。但在出走前的一片慌乱中，他决定把他们干掉。我们这两位同志，便被那些胆小鬼卑鄙地杀害在牢房里，然后秘密地埋葬掉。
潘维茨竟然无耻到写信给苏珊的姻兄保罗·亨利·斯巴克，即当时比利时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外交部长，亲自向他保证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她的性命。保罗·亨利可以放心了，她会安全无恙，直到战争结束。我深知潘维茨的为人，说不定他就是在把苏珊交到刽子手手里的那一天发出这封信的！
1944年8 月27日，巴黎已经解放了，我同阿历克斯去到弗雷尼监狱，设法了解一下我们朋友们的遭遇。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把情况告诉我们。但是经过一再追问，我们终于获悉德国人并没有把他们带走，我们熟悉盖世太保的习惯，所以只好等侯最坏的消息：既然苏珊和包利奥尔没有“跟”别动队的人走，那就是说，他们被杀害了，很可能就埋在附近。
于是，我们便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查看最靠近弗雷尼的坟墓，一面参阅落葬登记册。由于德国人一向很精确，通常都列上受害者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处决的日子，我们认为这会使我们的调查方便一些，可是没有考虑到潘维茨必需冷酷无情地隐瞒事实和消灭罪证。他犯了双重的罪行，比其他任何人都要负更大的责任……
就在巴黎南郊的坟场，经过一次又一次调查，终于在巴岳发现了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利奥尔的消息。在登记的那一页下面，注明的时间同估计他们被害的日期相符，上面写着：‘比利时人一名’，“法国人一名”。没有疑问，这就是苏珊和包利奥尔。于是，我们希望看守能告诉我们一点消息，便接二连三追问他们。开头，他们装做什么也不知道。最后，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得吐露真情。虽然盖世太保
警告过他们不要说话，否则就要进行报复，他们心有余悸，十分害怕，但到底还是告诉了我们： 8 月12日晚，德国人来了，带来了两只木箱，要求把他们带到坟场一个潮湿的角落。他们征召了两个挖土工人，叫他们挖了两个洞，把尸体放在里面，洒上一种化学药品，来加速腐化作用。
潘维茨真的希望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他的罪行就不会有人知道了。
1974年3 月，在哥本哈根，包利奥尔夫人告诉我，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最后一次见到她丈夫包利奥尔的，还有她怎样获悉他被害，怎样在巴岳坟场同阿历克斯和我那样发现他的遗骸。她说：1944年上月初，大概是1 月15，16日之间，我接到一封信，地址是我丈夫写的。信写给海伦娜·包利奥尔夫人，由普鲁尼埃夫人转维西内、大草坪大街19号。信里写了几行字，要我在19日到索赛街去——说我也许能见到他——并叫我带上套衣服。我就这么办了。1 月19日，我便到索赛街去，带着这封信，我同小女儿一块去。到了那里面，我才在心里说： “我疯了，我不该把孩子带来啊！”我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只是……想着……看看他是否还活着，看看是不是真的是他……我并没有醒悟到，把孩子带来真是疯了，因为他们有可能把她也扣起来啊！再说，你知道怎么一回事吧，有些时候，简直没法知道自己会有什么反应，简直没法知道。
只要不是自己亲自经历过，就不会知道会有什么反应，会干出什么事来。
他们把我带上楼去，我不知道是几层了，可能是四层。我在一个房间里等候，同孩子一起坐在一张长椅上。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有两个德国人进来，后面跟着我丈夫。他坐在我旁边，穿着他被捕时那套衣服，血迹斑斑，他把行李箱拿过去。我们呆在那里有一刻钟或二十分钟，后来，人家把我叫出去。于是，我在外面等着，看见他坐上盖世太保的一辆汽车走了。这就是全部经过。
以后，我就没有他的消息了。于是，我想，也许，他参加了……你知道……在弗雷尼发生了暴动，发生了反抗。于是，我对自己说； “他是不是也在这列幽灵火车上呢，因为他1 月份还活着，从8 月到1 月他们还没有杀害他。他不可能已经死了。”你知道，一个人总是……总相信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能发生在别人身上，不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特别是，他还那么年青。我说：“这不可能，他一定在别的什么地方，．或者给流放到别处，或者在那列火车上。”等到巴黎解放，我到《人道报》去，因为那里有名单。人家告诉我说； “不，什么也没有，没有名单，啥也没有，但是，应该抱有希望……”
1944年10月头一个礼拜天，有人按我家的门铃。我看见一个少女。她问我是不是包利奥尔夫人。我说：“是的。”这个少女问我： “我能进来吗？ ”我说：“请吧……”于是，我请她坐下，她便问我： “你丈夫被捕了吗？ ”我说：“是的。哦，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的。现在我可以有消息了……”
她有点犹豫，然后，对我说： “你知道，我有个伤心的消息要告诉你，你丈夫……”当场，我就把她赶了出门，这个女人！不可能，这种事情。但是过了两个钟头，她又回来了。她说： “对不起，请听我说……”于是，她把我丈夫的信交给我，简单地对我解释说：这里有我丈夫最后的一封信，有他的结婚指环。信里面还有一张证明条子，是那个牧师拿来的。你知道，这个德国牧师，他在弗雷尼，常到牢房里看那些死囚，他大概自始至终都在场，因为他一直跟到巴岳坟场，拿回这张证明条子，在那上面，他写上“无名氏，法国人，枪毙于8 月12日。”这时，我再也没法不明白了。到了一定时候，——个人不得不清醒过来。但是，我还不相信真有这样的事。我心里想：“也许是弄错了吧。”只有看到了尸体，我才能死心。1944年11月14日，我得到了准许。我们便去巴岳，到那里时，只知道有两个不知姓名的人是在那一天枪毙的，一个是比利时女人，一个是法国人。
打开了棺材，还有那一天我带去的衣服。这是一套灰色的法兰绒衣服。就是他！……
“红色乐队”所有被捕的人，除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利奥尔由潘维茨亲自主持审问以外，都被送到了德国。
乔琪·德·温特解送到弗雷尼，在那里，她居然同苏珊·斯巴克取得了联系。然后于1944年8 月10日被押送到东车站，在月台上，她遇到了玛格丽特．芭尔扎和她的两个孩子。潘维茨亲自指挥开车，并且提醒她，要是她逃走，她的儿子，小帕特里克就要遭殃。潘维茨这个讹诈恶棍，直到最后一秒钟，不失其本色……
载运乔琪的那列火车，第一站停在卡尔鲁克。雷塞是该市盖世太保的头子。我在前面说过，他在巴黎被革职后，被任命担任这职位。他得到了乔琪到达的通知。大概出于一种体贴的意愿吧，他来看乔琪。作为问候，他重申了潘维茨的威胁。乔琪从监狱熬到集中营。离开卡尔鲁克后，到过莱比锡，拉文斯布鲁克，法兰克福，萨克森豪森，这就是她走过的苦难历程。
肯特给逼到墙脚下，无论他转向哪一边，他都明白自己失败了，输了。如果我逃脱盖世太保之手，他知道我就会揭发他背叛。从别动队方面来说，自从我被捕以来，肯特是为虎作伥的忠实奸细，奴颜婢膝的打手，但也不能指望得到好一点的下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为了争取最后开恩，办法并不多，摆在他前面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倍卖力，向主子献媚，施展出最后解数，证明自己害人的本领。
他的最后一招最为严重，远远超过其余的。
1940年底，情报局长要求我调查一个人，名叫瓦尔德马．奥佐尔，外号索利亚，过去曾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过。这个前立陶宛将军在西班牙内战时，曾参加共和派作战。虽然情报中心怀疑这个人同维希方面有瓜葛，但仍然希望试探一下 ’有没有可能同他合作。我答复说，经过调查，这个人不具备各项安全保证，建议放弃。肯特很清楚同情报中心交换意见的情况。他本人曾译出那些密码电报，包括我们提出的问题和得到的答复。
杰林却对奥佐尔发生兴趣。我嗅到了别动队队长的阴谋计划，便设法不让他找到这个人。但是，在我逃跑前几天，潘维茨找到了奥佐尔的踪迹。肯特居然能同他见了面。这就惹起了大祸。他同意介绍肯特认识勒金德尔上尉，这是米特里达特情报网以前的领导人。勒金德尔太缺乏警惕性，以为是同一个苏联情报人员打交道，就把法国抗敌战士的一份名单交了给他。随后，在肯特一再要求下，勒金德尔还同自己的组织一道提供了盟军解放地区的军事情报。这是肯特搞得很成功的一手。潘维茨乐得飘飘然，表扬了肯特干得出色。
至少，我想潘维茨是会这样做的。勒金德尔问肯特为什么苏联那么想知道这些情况，肯特就回答说，英美参谋部不愿在情报方面同红军合作，由于彼此不配合，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因此，他只得依靠勒金德尔上尉的情报网来弥补这个缺陷。
不错，肯特确实不愧是个十足的别动队队员，这个衔头是他自己挣得的，他干得很出色，博得了潘维茨的感激，所以是不会给干掉的。头头会记得，就在卷铺盖的时候他作出了多么了不起的贡献。因此，他有理由象在相片中表现的那样，就在解放前几天公然在库塞勒街公馆大门前趾高气扬。
巴黎起义了，德国法西斯及其爪牙都得滚蛋了。别动队的人挤进了塞满了行李的汽车……有一个人跳到看门人面前喝道：“要是你讲出来，小心你脑袋！”
这就是他，这就是肯特。
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了。1944年8 月25日大清早，阿历克斯就到梅尼街来找我。我们急于到库塞勒街别动队所占据的那座私人公馆去。
巴黎在自由的空气中醒来了。我们穿过市区，情况是动荡的。到了利窝里街，战斗正在激烈展开。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我们马上向游击队员打听情况，他们正在同德国人交火。
德国国防军的士兵在最后顽抗。枪声有时在这里、有时又在那里响起来。但是，这些年青人，胳膊上缠着臂章，衬衣大大敞开，露出胸膛，脸容消瘦，表现出他们坚决要结束压迫的意志。小伙子们从四面八方奔来，要肃清占领军的最后残余。他们有大批手榴弹，就是不会使用。
我们这些战士从地下回到了阳光下面，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援他们！ 阿历克斯·勒索沃尔过去从事地下斗争，围剿敌人，现在能同敌人面对面打一仗，高兴极了。他临时充当军事教官。他的示范起了决定性作用，德国人设置的障碍给炸掉了。
再远一点，我们参加了德国国防军总部周围的战斗。到了协和广场，在克里戎旅店附近，又发生新的战斗。最后，直到下午了，我们才到达库塞勒街。别动队离开那里已经有两个小时了。 我们走进潘维茨和他的刽子手们的巢穴。我们的同志曾在这里遭受残酷的折磨。我激动得气都透不过来。我们小心地往前走，这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要看到什么是恐怖的真面目。他们走了，一切迹象表明他们是仓促逃跑的。办公桌上捕满了文件，他们没有来得及把什么都烧掉。地窖，牢房里，以前一直关着囚犯，地上还撒着腐烂的稻草。我们走进旁边的一个浴室。浴盆上，地上，墙上，血迹斑斑……他们就是在这里行刑的！ 在二楼的画廊里，同样是大片的深色血印。我们走上三楼：有一间房子的桌子上，放着盖满密码的纸张。毫无疑问，艾弗雷莫夫工程师就是住在这里的。看门人证实了我们的猜想：他随同别动队离开了巴黎。
我们收拾了找到的所有文件，对这罪恶渊薮拍摄了许多照片。这些物证，敌人兽行的这些无法抵赖的罪证，我们都送到了莫斯科去。
第一章 奇怪的旅程
在斯特拉斯堡大道的一座寓所里，住着一位老太太，她曾经当过我同阿历克斯·勒索沃瓦的联络员。巴黎解放后几天，我在她家里接到情报中心给我的一份电报，表扬我的行动，并要求我等候苏联第一个军事代表团到来。
到处都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但是尽管有这种欢乐的气氛，有这种如释重负的兴高采烈的印象，我不应看不到放下武器还为时过早。有时，正是你最想不到的时候，正是你认为敌人已经被打倒的时候，敌人却利用这种机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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