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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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奈德答应他第二天给回音，马上赶到巴黎向我报信。
　　我立刻派她去里昂。德国人发现施奈德失踪，随即逮捕了她的丈夫和她两个姊妹。
　　施奈德两口子都是瑞土人，在第三国际工作了二十多年，当过联络员，交通员，搞过通信站，见过和认识很多欧洲的党员干部。他俩在比京的住宅在战前一直是负责同志路过比京时候的掩护所和转运站。多列士、杜克洛都在他们家住过。好些第三国际的元老跟他俩有交情，特别是罗宾逊和他的前妻克拉拉·莎贝尔。莎贝尔是温策尔和柏林小组之间的联络员。
　　施奈德的丈夫并不是“红色乐队”的正式成员，但是由于他过去的关系，毕竟知道不少情况。在酷刑之下，他供出了罗宾逊电台的报务员格利奥托。从这一天起，罗宾逊便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这一切，我当然立即报告情报中心，而情报中心的回信却叫人听了瞠目结舌。局长回电说：　　“奥托，你完全搞错了。
　　我们知道艾弗雷莫夫被捕不过是查查证件，什么事也没出。
　　而且他仍然送来许多材料，经过严格的检查对证，这些材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情报中心连想都不想一想为什么忽然之间艾弗雷莫夫变得那样的神通广大。实际上，德国人放的毒已经开始生效。局长大概认为被捕人名单还不够完全，叫我在9月初到比京去会晤艾弗雷莫夫……我们的监视小组先到现场察看，发现周围咖啡馆里的座上客不大留心杯子里喝的，却只管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街上。离那儿不远，黑色小轿车悠转得叫人寒心。
　　就在这时候，温策尔昂然不动，身旁搁支手枪，另外准备化学燃烧剂，只消几秒钟便能把电报全部毁掉，他布置停当，继续发报。他的住宅被电波侦查队发现以后，突然深夜被包围。他爬上屋顶，枪击追兵。人们为枪声惊醒，瞧见他奔跑的身影，在邻近一座楼房里消失了。结果，德国人在地下室里把他抓住。我知道，在德国人搞的档案里，温策尔被看做叛徒，说他被捕以后，同意跟敌人合作。真是无耻的阴谋，用意在于污蔑共产党老战士、台尔曼的战友。事情的真相，我们下文可以看到，完全是另一回事。
　　1　月末，我们的监视小组发现阿特雷巴德街的房子已经没有人在监视。我马上派两个人，身上带着盖世太保的证件，去收回那些留在索菲屋子里的书刊。这些书的确很有关系，因为我们的密码就是利用其中一本书来编的。
　　德国密码侦查组组长沃克博士，也深知其中奥妙。他要求比京盖世太保把搜查到的书本都交给他。盖世太保说当时投管那档子事，而且要的书都不在了．沃克这才明白书已让我们取走。可是，他并不罢手，重新审问丽达，审出了丽达还能记得的五本书的书名，因为这五本书老在索菲的桌上摊着。
　　为了找出密码的钥匙，沃克博士手里只掌握一个字：aProctor~　。这是他反复演算，才译出来的。根据的就是那壁炉里抢出的一纸余烬。那个字，找遍了四本书都找不到。
　　第五本书叫做《海尔曼教授的奇迹，，什么书店里，旧书摊上都没有。一直到1942年5　月17日，才由卡尔·冯·维特尔上尉找到一册。沃克博土马上拿来译手里的一百二十份密电。
　　这些密电就是德国监听站在1941年6　月截获的。
　　1942年7　月14日，沃克的译电员才把下面一封密电译了出来。
　　KL3　de　R．T　．X　，1010—1725WDS　GBT　由局长发给肯特亲阅。
　　立即在柏林下列三个地址会面并找出电台联络失败的原因。如果再有中断，由你负责转发。柏林三个小组的工作以及情报的发送极其重要。地址，纽卫斯顿，阿尔顿伯格街19号，右手第三。查尔洛顿堡，弗雷德利亚大街26号，左手第二。伏尔夫一弗利埃瑙，凯撒大街18号，左手第四。包威尔。记住“欧伦斯别格尔”。口令，局长。
　　10月20日前回报。新方案（　重复新字）　适用于三个站。
　　gbt　ar　KLS　de　RTX　。
　　这真叫人说也不信，情报局长竟然会把这么样三个地址用无线电打出去。怎样三个地址呢？　一个是波森的，一个是哈纳克的，一个是库霍夫的！我当时看见这等样的麻痹大意，已经十分吃惊。万一德国人把密电译了出来，岂不是把德国组双手奉送给了敌人？　在我看来，密码这个东西，不管你编得多么巧妙，总不是长期破不了的，而1942年7　月14日，这个密码硬是给人破了。
　　盖世太保并不急忙去享受这份厚礼。他们沉着地布置下老鼠夹子，派出了盯梢眼线，电话安了窃听器。夏天没过，柏林小组六十名成员都进了罗网。
　　外加运气不好。沃克博士那儿本来有海尔曼在埋伏着。
　　偏偏弄到8　月29日，他才得知这件事。他马上打电话给波森。
　　偏偏波森不在柏林。海尔曼留下话，叫波森马上回电话。8　月31日清早，波森一打电话，谁知接话的不是海尔曼而是沃克博士。
　　“我是波森……”
　　沃克听了吃了一惊，以为有人挑衅，马上通知盖世太保。
　　波森即日被捕。两星期以后，穗国小组八十名成员都落入盖世太保之手。株连还在继续。1943年初，监里已经关了一百五十人，很多人跟“红色乐队”全不相干。
　　阿特雷巴德街事件以后，黑名单越来越长了。
　　第十三章别动队追踪
　　阿特雷巴德街那件案子是德军反间谍部办理的。为了更加有效地对付法国和比国的“红色乐队”，又在1942年6　月成立了“红色乐队”别动队，由卡尔，杰林领导。他揪出了阿拉莫，表现得十分精干。他指挥的这个队伍是经过精选的，专门受过地下斗争训练的党卫军战士。巴黎分队由亨利希。
　　雷伊瑟率领。盖世太保的头子缪勒监督各次行动。希姆莱和包尔曼这两个特务总头目都亲自负责管理。
　　1942年10月初，别动队来到巴黎，在索赛街原法国保安局四楼安营扎寨。
　　针对法国小组的战斗打响了。
　　其实，这时候，小组已经初战不利，不过杰林却不知道。
　　原来，1942年6　月9　日，我们两个报务员，就是索科尔他们两口子，在拉菲特郊区一所别墅里遭到突袭。那时候，他俩正快要发完一封电报。一辆电波侦查车偶然巡查过去，发现了地点，立刻行动……
　　当时，盖世太保没有联想到“红色乐队”，因为索科尔他们使用的电台是包利奥尔安装的，功率太低，不能向莫斯科直接发报。这个电台发出的电报都是由伦敦转发的。所以德国人肯定索科尔他们是为英国工作的。
　　索科尔夫妇两人被捕的消息马上送到我们那儿。包利奥尔在另外一架电台上监听，忽然听到发报中断，知道出了事。
　　我马上派人到拉菲特郊区去侦察，结果证实了两人被捕。我们立刻去索科尔家“打扫”屋子。等别动队赶到那儿，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已经“打扫”干净。
　　就在当天，我把编码员维拉·阿克曼派去马赛。一面通知斯巴克，因为他是索科尔两口子的好朋友。索科尔夫妇受尽酷刑，英勇不屈，一个人名字也没能从他俩嘴里逼出来。
　　杰林不知道索科尔他们跟“红色乐队”的关系，但是，沃克博士的部下在柏林译出的密电，以及在比国被捕人员的口供都提供了很多消息。莱希曼受了酷刑，听说艾弗雷莫夫叛变，他便垮了，跟他的情妇玛尔维纳·格吕伯一道投靠别动队。杰林就靠了他们俩，对我们的巴黎小组有了一些认识。
　　他的头一招是想引我上圈套。他派人去跟里科宁夫人说，有一笔钻石买卖一本万利，不过只能跟吉尔伯本人接头。里科宁夫人是西梅克斯公司跟多特工程局搞联系的代表。
　　就这样把约会定在比京。幸好比京的别动队队员傻呼呼的告诉里科宁夫人，说我是“苏联特务”，他没有估计到里科宁夫人虽然是白俄，毕竟还有爱国心。
　　她马上告诉我说；　　“我反对共产党，但我首先是俄国人，我不愿意把你送给盖世太保。”
　　我一面安慰她，一面劝她去告诉德国人，说我忽然不舒服，不能赴约。
　　杰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放出莱希曼来追我。他在阿特雷巴德街事件以后，曾经在巴黎住过一阵子，知道一些地址和一些信箱。他一处一处去找，可是，他的身份已经暴露，谁也不理睬他。别动队只好原地踏步。杰林知道“红色乐队”的神经中枢肯定在巴黎，他包围了几个组员的家，但是搞不出下文来。
　　杰林从格吕伯那里得知肯特的妻子芭尔扎在马赛。因为芭尔扎是格吕伯陪着去马赛的。肯特也在马赛。杰林马上发动马赛的别动队，于1942年11月12日把肯特夫妇双双捕获。
　　其实，肯特完全可以不至于落网。但是他不遵照我的指示在8　月里前去阿尔及利亚。他要去却非常方便。西梅克斯设在马赛的分公司经理儒勤·贾斯巴，跟卡特鲁将军交好。
　　卡特鲁将军在那时候正在阿尔及利亚当总督。可是肯特的情绪十分低沉，既不能行动，也失掉了反应。10月里，我到马赛找他，他自己觉得处境危险，知道几星期内，德军便要占领自由区了。　　　　·他对我说：　　“我不能到阿尔及利亚去，去了一定会被召回莫斯科，办我搞垮比国小组的罪。”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
　　“我如果被捕，就来一个假降，把德国人的意图搞清楚……”
　　“根本办不到。要假投降，必定要有办法通知情报中心。
　　这一点，你是办不到的，反而不得不交出密码。你摆弄不成德国人，反而受德国人摆布。”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并没有能说服他。我又劝他到瑞士去避避风头，他说他的妻子正在等护照，决不肯在这时候分手。
　　第二天，德军便占领法国南部。肯特夫妇双双落网。别动队真没有浪费时间！肯特不等盖世太保费什么气力便从实招供。只要夫妻，团圆，什么都行。肯特知道西梅克斯两家公司和“红色乐队”
　　的关系，也知道阿尔弗雷·科尔班起多么重要的作用。
　　11月17日，我会见科尔班，对他说：“你的处境不妙，阿尔弗雷，你得走。”
　　“我？　为什么？　只有肯特一个人能害我。而肯特是个苏联军官，苏联军官决不会出卖人。不是吗？　”
　　“阿尔弗雷，你做买卖非常现实，可是办旁的事，却太凭理想。你不了解盖世太保到底有多么厉害。你不仅得走，还得快走。你全家都到瑞士去！”
　　‘没门，我那口子根本不知道我于些啥，她决舍不得离开寓所。”
　　11月19日，别动队突袭西梅克斯公司‘，逮捕了主要负责人：科尔班，苏珊·广德，凯勒，密农夫人等等。
　　格罗斯沃格尔，卡茨和我撤退到安东尼。我们在那里有一处别墅，除我们三个人，’谁都不知道这一个去处。
　　我们很快就把情况总结一下。情况不妙。比京，荷兰，柏林以后，轮到了巴黎。我们决定先搞安全工作。　　“红色乐队”法国组组员没有出事的还有五十来人，人人都接到了我们的通知。我们又跟法共代表米歇订出一套新的约会暗号。
　　格罗斯沃格尔也照样跟包利奥尔定了一套新暗号。
　　可是，最严重的是情报中心显然对我们失掉了信心。这将大大影响我们将来的行动。我们很快就看清了这一点。每逢报告情报中心有人被捕的消息，回电老说：“你们搞错了，发报仍在继续，而且发来的材料很有价值。”
　　情报中心并不错，发报是没有停止，包利奥尔已经截获几次艾弗雷莫夫发出的电报。他也截获过从荷兰、从柏林发出的电报。事情很明白，别动队不想让情报中心知道有人被捕，所以便让“乐队”不停地奏乐。用意何在呢？　我们一时还搞不清楚。敌人破获一处电台，就让它反过来为敌人工作，发些假情报，让对方上当，这是合乎逻辑的，是特工惯用的手段。但是，德国人破获了电台，又用来发出真情报，使莫斯科了解真情实况：那就难以置信了。
　　我们觉得这样一种新策略大概隐藏着什么深谋远虑的东西，不过目前还猜不透其中奥妙。我们有责任把敌人的动机搞清楚，然后使其不能得逞。不管情况如何，一定不能让他们得手。万一我们再有人被捕，我们就表面上同意合作，以便更好地钻进敌阵。
　　有必要再一次把局势发展的情况通知情报中心。11月22日，我发出一份电报，把情况讲得详详细细。同时又写信通知杜克洛。然后，我们准备隐蔽一个时期，不留任何踪迹。
　　我在克莱尔蒙费朗附近一个名叫鲁瓦亚的小城里，办了一桩丧事。死亡证和墓碑都准备就绪。让·吉尔伯过不了几天就要一命归阴了。
　　我打算17日离开巴黎，卡茨晚几天走，格罗斯沃格尔一拿到居留证便去南方。
　　我在动身以前打电话给马尔布拉德医生。他是牙科外科大夫，本来要他给我送两个花圈，可是我又要他先跟我看看牙。恰好他在24日有一点空工夫，便约好14点钟见面。
　　第十四章“奥托先生，怎么样……”
　　11月24日，我起得很早，不慌不忙地盘算盘算最近发生的各种情况，觉得脚下荆棘丛生，非得十分谨慎小心，越想越觉得暂时分散的决定是聪明的，也是必要的。
　　我和卡茨在一起吃了午饭，没讲多少话。这不是长篇大论的时候，也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我们约好在16点左右会面，等我会过那位牙科大夫。随后，我再去跟德·温特告别。晚上还可以跟格罗斯沃格尔最后见一次面。当夜便搭夜车去鲁瓦亚。
　　卡茨陪我到牙医家去。诊所在利窝里街。我们还没有走到就分手了。卡茨离开几十米，跟在我后面。这是为了提防被捕而规定的新办法。14点正，我走到那座楼房前面，向左右两方瞧了两眼，行，可以进去。两旁既没有形迹可疑的人，也没有停着的汽车。我走上楼，按一按电铃。大夫自己来开门。我觉得奇怪。通常都是助手来接待就诊的人。还有一件事也叫我纳闷。候诊室里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平常老坐得满满的。此外，大夫一直把我引进诊室。我瞧瞧他。
　　他神色不对头，脸发白，手发抖。我问他：“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
　　他结结巴巴，听不清说的什么，接着就推我坐上治牙的椅子。他叫我仰头靠紧椅背枕垫上。我照办了。他拿起器具，手抖抖霍霍！　简直伸不进我的嘴巴。忽然，我觉得身后有响动，可是已经来不及！　我觉察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按说可以提起我的警惕，及早溜掉。现在却太晚了，背后大叫一声：“举起手来！”
　　我走进诊室一共还不到一分钟，身旁已经夹着两条大汉，各人都握着手枪，脸色灰白，跟牙医不相上下。我瞧瞧他们手里的枪，都霍霍地抖。嘿！倒是他们发抖，大概心慌得很。
　　突如其来的冲动刚刚过去——说不定我还是在场的人里面最不慌张的人——我马上恢复了镇静，脸上重新有了血色。我慢腾腾地举起手来，平静地说：“我没有武器……”
　　他们听了，大概也心定一些。另外一个人一步窜到窗户跟前，大概想挡住我跳楼的去路。
　　我站起身来，全身搜过，戴上手铐。他们眼神里仿佛有什么惊讶的意思。如果他肯说话，我估计他们会说：“怪事，你出门不带枪，也不带保镖？　”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办得那么利落。
　　牙医走到我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