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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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伦敦方面头一次跟法共地下领导接上关系。
　　第十章　我的双重生涯
　　关于当间谍的神活，真叫牢不可破。仿佛特工人员都上过什么专门学校，学会一套搞特工的神技。未来的特工人员在大学里学习特工，就象别人学数学那样。毕业时拿了文凭，这位特务博士便周游世界，以实践考证理论。这样想法的人却忘记了特工的规律跟数学、哲学的规律不一样，而且一般说来是不见经传的。
　　拿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上过什么间谍课，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自修生。我的学校就是党的战士生涯。要领导一个象“红色乐队”那样的情报网，最好的培养便是在我参加搞情报工作以前二十年风雨飘摇的生涯，有时还是地下生涯。地下活动，我是在波兰和巴勒斯坦学会的。这种无法代替的经验，比什么学习班都强。我那些老朋友，格罗斯沃格尔、卡茨为建立和发展我们这个情报网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搞情报也需要这样的得心应手，富有想象力。肯特是一位“间谍学院”应届毕业生，走进巴黎郊区一家普通的酒吧间，要了一份茶，跟周围的人都开玩笑，特别引人注目。搞情报的人却不兴这样呀。大概在学院里，老师们忘了告诉他“红葡萄酒痕迹难除”。
　　要不引人注目，不用什么隐身法，最高的高招就是普普通道，决不突出。在这个阶段，重在隐蔽，要存在，不要出面。
　　我在比京，取名亚当·密克勒，我当真就成了个亚当·密克勒。哪怕最细心，最坚忍的观察家也找不出我跟交易所里，饭馆里常见的商人有什么两样。　　　　要装得逼真，非精通当地情况不可，非得要熟悉周围环境、自己处境以及职业风俗。亚当·密克勒不是从魁北克来的吗？　我能够成天谈加拿大的景致，哪怕最有心的人也听不出破绽来。
　　在比京的时候，露芭和一个儿子同在一起，对我混进当地社会很有帮助。战争爆发，德军占领了法国，自然需要格外小心了。
　　表面上，我在巴黎的生活并没有变动，依然名叫让·吉伯特，西梅克斯公司的股东，住在福居尼街，不然就住在普罗尼街。邻居和门房都把我看做比国工业家，和我打招呼。
　　我一个人住两处公开的套间，不大接待客人。我的女朋友乔琪·德·温特绝对不上那儿去。她在1941年秋天离开比利时。自从美国参战，她便取名戴佛奈。她住在比加尔区，后来又在维西奈租了一处别墅。她为人沉静，敏慧，只知道我反对纳粹，旁的全不知道。格罗斯沃格尔偶尔到普罗尼街寓所来。有一天晚上，宵禁开始，他没法只得住下。从此，那位和气迎人的门房，便公然向我板脸。过了两三个星期，又有一位妇女来看我，第二天门房见了我，就满脸堆笑。我心中纳闷，不免向她问个明白。她说：“吉伯特先生，我认为您是规矩人，可是来了男人在您家过夜。昨天来了一位夫人，我才把心放下。不然，我还以为您不太正常呢。”
　　让·吉伯特每星期要到西梅克斯公司去几次。公司设在香什里大街。除了格罗斯沃格尔、科尔班，卡茨和苏珊．广德以外，职员们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在他们心目中，我只是一个企业家。带犯禁的东西到公司去当然是绝对不准许的，特别是在那儿谈情报工作。隐蔽一定要毫无破绽。为了跟德国人订重要合同，格罗斯沃格尔往往设宴款待，不拘形迹。
　　多特工程局的投机商，最喜欢一家俄国菜馆，东家叫柯尔尼洛夫。还有一家犹太饭馆，乃是占领军保存下来由他们专用的。每逢这样的宴会，我们非得加倍小心，五官并用。为了谨慎起见，我先喝一口橄榄油，再吞一匙黄油，免得喝醉。
　　因为胃里有脂肪，不吸酒精，人就可以始终清醒稳重。不用说，我们请的客人却不是这样。我的裁缝，理发师，酒店饭馆掌柜，我都跟他们公开打交道。他们跟吉伯特先生打招呼。吉伯特先生则嘴里叼着雪茄烟，慷慨地给小费。
　　在这样一位人物背后，经常附着“红色乐队”的指挥。
　　可是在吉伯特和奥托之间，却隔着一堵密封的墙壁。危险正在于两人之间的过渡。所以，在吉旧特钻进阴影的时候，谁也不许跟在后面。
　　我们布置了“隐蔽所”二十到二十五处。我每星期分两次去两处，一般都是郊区的别墅，都是由格罗斯沃格尔精心选中的。卡茨和他通过一系列约会，收齐材料，然后送给我编排。我利用大量的消息，压缩成简明的情报，分编为四份或五份电报。这个工作起码要搞一整天。联络员拿了稿子，交给译电员。一般由维拉·阿克曼交给索科尔夫妇，用电台发出去。每一个环节都层层隔离。组员只知道自己有必要知道的事情。对这种组织来说，性命攸关的东西便是通信联络。
　　所以我们一开始便特别注意约会的技巧。
　　最安全不过的是两个人在自然的场合会面。比方说，1939年露芭和肯特会面，非常自然，因为他俩当时都在比京大学上学。利用学校条件最为优越。不然，为了赴约，两个人各自都得提前离家，在街上遛达。而在学校会面，各人只消照旧干着各人的事，尽量别到会晤地点去遛达。原则上，乘地道车最好坐最末一节，最后才下车，这样才便于观察前面下车的乘客，自己却没人能跟踪。换了车，再来这么一套，直到确实知道背后实在没人盯梢。两个联络员这才各人找预先指定的公用电话，检查一下电话本，看看约好的暗号是否做了记号。比方说第十行，第十号画了一画，等于说太平无事。
　　会晤本身，看上去应该出于偶然，最长不过几秒钟，一般都在地铁过道里进行。我有时在游泳池里约会人，只消两个更衣间连接在一起，而中间隔的板壁又不到一人高。在这种条件下交换文件，确实十分理想。稍为变化一下，也可以利用比较冷清的咖啡店和饭馆的盥洗室。两位情报员也可以在剧院碰头。当然，两个人是素不相识的，碰头纯出偶然，各人的戏票也是别人代买的。
　　这种辗转投递的情报，一般写在极薄的纸上。重要消息则用化学墨水书写在一封无足轻重的书柬行距中间，有时候，情报员投递情报，彼此却不用见面。一方面把包裹搁在约好的地方，诸如树脚下，铜像脚下，另外一个人则稍为等一下，便去拿了。照规矩，我们从不用电话谈工作。
　　在比京的时候，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了肯特，并一再叮咛，若非大祸临头，万万不要使用。有一天，我刚回家，只听见露芭在打电话。原来是肯特在跟她讲鸡毛蒜皮。我记得很清楚，我为了这件事大发雷霆。对我们来说，电话不过是一种检查手段。每逢发完了报，我往往打一个电话到发报的公寓或别墅去。一听到熟悉的答话声音，我马上把话筒挂上，这说明一切进行顺利。有时候我也用暗号，比方说：“喂！某某先生住在这儿吗？　”　　“他不住在这儿，你搞错了。”译成明码就是说：“太平无事。”万一非打电话不可，那就说反话。“我离开巴黎”就是说“我呆在巴黎”。“我星期一回来”就是说“我星期六在”。因为我们绝对不说真日子、真钟点。时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我们搞联络的技巧也与日俱进。1941年，我们几乎已经炉火纯青。机器开动，由下而上，不出事故。然而，搞情报的人跟别人一样，各有弱点，而且很不容易克服。例如阿拉莫最爱汽车。可是我们一般不用汽车，因为领执照，出车祸等等，都会招惹麻烦。我很喜欢阿拉莫，所以为他开一个例。他开起跑车来好似开飞机。有一天，他送我去诺克，跑车当真飞了起来。我出了汽车，车子已经不成东西，我就是一声不吭。阿拉莫瞅着我大叫：“你骂我吧！　骂我吧！　我差一点要了你的老命啦！　”
　　“你要我说什么？　傻瓜，你连一辆汽车都不会开。”
　　除非“因公”，喝酒是禁止的，赌钱也不行，情报员整夜玩牌，乃是最坏不过的。棘手的是男女问题。又是那个阿拉莫，他有一天来跟我说：　　　　“告诉你，奥托，我实在闷得慌。我当然愿意服从命令，可我到底不是和尚嘛。”
　　“别人在莫斯科怎样对你说的？　”
　　“不准跟女人发生关系。”
　　“噢，你还没有动身就骟了。你想干就干。我只给你出三个主意：别去窑子，别着迷，别搞朋友的老婆。”
　　阿拉莫基本上照办了。
　　搞秘密工作的人缠上了女人，真是后患无穷。白天，我们还能掌握自己的言谈，举止。可是，夜里谁能一定不说梦话呢？　对我来说，讲话还不算短处。我讲法语，口音特重，语法也不怎么样，可是，我是比国人嘛，有什么稀罕呢？　不过，也不一定逃得过细心的人。有一次，在比京，肯特慌慌张张来赴约。他对我说：“我让人看破了。我打电话租房子，房东问我是不是俄国人。”
　　“你把对他讲的话再说一遍。”
　　“先‘伤’，您好。”
　　我打断他说：“这就够了。”
　　房东认识俄国人，知道他们口音的特点，说不好“先生”。
　　这些小事故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也不敢说迟早不会由于这些小事情让盖世太保发现我们的踪迹。
　　第十一章阿特雷巴德街…101号
　　1941年6　月26日，3　点58分，东普鲁士，克朗茨监听站值班员收到密报：“KLHDE　PTX　2606　0330　32　WES　N　14　KBV……”
　　接着又是五个码，三十二组：〃AR　50　385　KLK　DE　PTX　……”
　　收报员记录下来。一时，报文是什么意思？　谁发？　谁收？　都莫名其妙。若说是从银河发来的，也未始不可。
　　从战争一开始，霄汉之间，电波嘈杂。各国特工各用密码交谈，有的发命令，有的收回成命，有的传送情报。德国的监听站林立。克朗茨监听站不过是其中之一。夜里老听到小乐曲，一般都是为了取悦于英国人的耳朵。可是这一次呢？　这一次却不会迎合英国“听众”的口味。
　　整整三个月，一直到1941年9　月底，德国人截获二百五十份乐章。到了这时候，德国人才确实知道这些神秘的，翻译不出来的电报，都是发往莫斯科去的。
　　原来全都是“红色乐队”的电报。
　　德军总部接到专家们的报告，真好比响了个晴天霹雳。
　　什么都可以猜想得到，就想不到莫斯科。德军情报部和保安局不是老说在德国本部，或是在德占区苏联一个情报组织也没有吗？　他们到底有什么根据把话说得那么样有板有眼呢？　根据他们知道斯大林下的命令，禁止特工人员在德国境内搞情报。在头一次截获密电的1941年6　月夜里，德苏破裂还只有五天。
　　短短五天就够落实斯大林发下去的新命令吗？　“红胡子”
　　作战计划投入行动的时候，德国特务头子海特利希不是向希特勒拍了胸脯吗？他担保专家们的信念是可靠的。他还向希特勒打了书面报告，保证德国全境已经全部肃清“共产余孽”。
　　这一重大发现迫使希特勒召开紧急会议。纳粹头子们也暂息内讧，联合起来。海特利希拍错了胸脯，威信下降，但仍然起来掌握了局面。在他的领导下，主持军事情报的卡纳利斯海军上将，主持情报的梯克将军，特工头子席伦堡，盖世太保的大老板缪勒决定协同行动。第一线和第二线的情报人员，跟各色各样的警察特务，全体出动，对付苏联间谍·。
　　在德军控制的任何地方，电波检查站全体出动，搜索日益加紧。德国人迟早总会找出线索来，就得看他们的能耐和运气了。
　　果然，1941年11月，德军情报部派在比国的头子皮普上尉，在比京侦察出了一部发报台。那时候，我们到底搞得怎么样了呢？1940　年底，我在比国布置几架电台，碰到不少困难。我请情报中心给我联系一位能够修配电台的技术员。这样我才接触了约翰·温策尔。他从1936年便在比国定居，领导一个专业小组搞兵工情报。
　　他的过去足以保证现在，年纪很轻，已经为德共工作；原籍革坦斯克，汉堡红色堡垒的积极分子，熟识德共总书记台尔曼。他在鲁尔区建立了一个工业情报小组，后来迁往比利时。他是地下工作的老手，对无线电专业又十分内行。
　　比京小组的全体成员都把他当老师，因为他能以身作则，既能培养报务员，又在他的电台上发报。他收的头一个学生便是阿拉莫。1941年年中，法国小组缺报务员。我决定派去两个实习生，一个是大卫卡米，一个是索菲·波兹南斯卡。
　　卡米是位百分之百的革命家，一位不分国界的战士。他是卡茨介绍给我的。他们俩又是在巴黎第五区党支部里认识的。年轻时候，他在巴勒斯坦住过，后来又去西班牙打仗。
　　“红色乐队”里不少类似人物。在加入我们这个组以前，他在法共担任技术工作。他爱好无线电，又是一位很好的化学师。他布置了一个小小的地下化验室，制造不少玩意儿，诸如化学墨水，自动灭迹的文件等等，更主要的是制造微型胶卷。他在这方面已经十分精通。
　　温策尔老师讲课的时候，索菲当助教。她也是我在巴勒斯坦认识的，表现十分出色，既勇敢又聪明。
　　可见我很关心这两位实习生。我曾吩咐肯特给池俩找个可靠的隐蔽场所。可是肯特没理睬，只让索菲住在阿特雷巴德街101　号，原来是我们租下来发送材料的。卡米则住在阿拉莫家里。连最起码的安全条件也不具备，简直是要诚心闯祸。
　　12月初，我接到索菲一个通知，说她很担心，要我去处理一下。阿特雷巴德街的情况十分糟糕，很可能出事情。
　　12月11日，我来到比京，发现情况确实不妙。阿拉莫的积习难改，老带些外面的男女朋友到别墅里玩。温策尔觉得不对头，暂时停止阿特雷巴德发报站的工作。11月份，每天只工作几个小时。
　　12月12日中午，我会见了索菲。她向我报告了这种恶劣的情况。我马上决定叫她跟卡米一道回巴黎。丢下的工作由肯特设法找人代替。然后，我又约大家第二天中午在阿特雷巴德街会面，把新采取的措施通知他们。可是，德军情报部的皮普上尉也跟时间展开了竞赛。他虽然侦察出了发报地点，但是还说不清到底是99号，101号，或者是103　号。当天深夜，他决定搜查101　号。他率领部下冲到楼下，遇见丽达·阿尔努。丽达是荷兰人，反对纳粹，是斯普林格的朋友。房子就是她出面租的，可是对于我们的活动，她几乎全不知道。
　　楼上，索菲正在译电报，一听见楼梯上的皮靴声，马上把手头的东西都扔进壁炉。基本上什么都烧掉了。德国人毕竟还抢出了一张纸，只烧了一半。
　　卡米却在另外一间屋子里监听别处一个电台发报。这是规矩。我们的电台发报，总有自己的电台监听。他一听见德国兵到，拔腿就跑。经过一场狂奔猛追，他终于被捕。丽达，索菲，卡米都被带走。德国人还布置下一架老鼠夹子。
　　第二天11点半，阿拉莫还一无所知，扬长而来赴约。他几天没有剃胡子，手里挎着一筐子兔子，准备做饭待客，脚还没有跨进门槛，德国宪兵便扑上去，要证件看。
　　他倒神色不动，摸摸口袋，掏出一本乌拉圭的护照，署名卡尔罗斯·阿拉莫。
　　问话一句接着一句：“你来干什么？　你打哪儿来的？　你是干什么的？　”
　　他便讲了一个小故事；他的铺子在奥斯当炸毁了（　这倒是真的）　，从此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