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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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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根本问题
对日常生活问题的反省提供了辨识“根本问题”的机会。如何发现这样的问题呢？假如说，某人坐在教室里，下定决心——我这一生，要做一门大学问，找到一个根本问题是可以救中国的，然后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就拿诺贝尔奖。抱着这种态度去寻找根本问题，那是找不到的。根本问题之所以能成为根本问题，必源于“自行显现”。你自己找，那只是从一个角度出发，那是找不到的，你必须要去倾听生活，从各个角度让它自行呈现。什么样的环境能够提供让根本问题自行显现的机会呢？下面这句话提供了一个线索，并且符合我们的逻辑直觉：我们关注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等待它们显现出来的那些问题越根本，可以想像，参与对话的、卷入这类问题那些对话的这些意见，就越趋向于“整全”。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最近发起了一起争论——郎咸平和张维迎的争论，多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律学家都卷进来。为什么呢？因为国有资产按照什么样的形式改革可以少流失，可以更公平，这当然是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所以就吸引了众多参与对话的人，在这场对话当中表达出来的意见就越趋向于整全。根本问题给我们的一种直觉是：参与对话的意见越趋于整全，这个问题就越趋于根本。
人类的认识能力似乎只能辨识那些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被反复提出来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里面，我们试图去把握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构成了思想史。孔子在“轴心时代”提出来的问题，后边的人也免不了要想，挥之不去。常见的情况是，根本问题是通过历代思想者之间的对话，而不是通过同代人之间的对话呈现出来的。我们把这样的对话称为思想史，因为它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的“思者”发出意见，在对话当中，这些“意见”不断趋于“整全”。
故而，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史课程，其实是要讲解“社会理论”，也叫做“社会思想研究”。在经济学思想史这门课程里，我们将介绍那些首先是思想家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第一身份”是思想家，其次才是经济学研究者，例如大卫·休谟或亚当·斯密，借着他们的言说，我们可以了解那些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那些指导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二部分 3。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
上一讲我们从演化理论的角度，勾勒了生物与人类的演进历程。现在就让我们考察一下物质生活的历史和人类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这是我们问题意识的来源之一。
首先，让我们来看农业的发生。在人类长达两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并没有农业，人们只是依靠狩猎和采掘生存。农业产生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的时候。农业的诞生带来了定居人口，于是有了储存财富的各种方式。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开始增加。
这篇文章的作者研究了最早的经济史记录，即3500年前巴比伦神庙的泥板文书，那时候有了银行活动，神庙女祭司们积累了足够多的私人财富，可以从事公共活动之外的私人放债和收取利益。庙宇收入的重要来源是王室捐赠，文书表明，当时谷物借贷的年利率是20％。这是比较普遍的历史现象，这些数据对中国的历史研究有参照的价值。这篇文章记录，有若干年，谷物借贷的利率是33％，后来又下降到了20％，所以，均衡的利率对于谷物来讲就都是20％。这是很枯燥的一篇文章，但是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最早的银行活动。
西欧人口变化的两千年比较
纵轴刻度为对数标准。
上图引自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中译本，第20页），它描绘了过去2000年西欧人口的变化。在公元0年到公元1000年，人口保持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相抵消的零增长稳态。这样维持了1000年，到了公元11世纪的时候，变化发生了。人口增长开始出现了向上的拐点。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比如，人们学会了使用不会闹霍乱的水源——不洁净的水是传染病的第一原因，喝干净点儿的水，就足以使人口的净增长率大于0了。到了14世纪中期，欧洲人口突然锐减，我们可以判断这一段是欧洲黑死病的时段。据当代有关学者考证，黑死病是成吉思汗带入欧洲的。然后，人口开始逐渐恢复。到了18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发生了。工业革命使得维持生命的技术条件尤其是医院的条件进一步改善，一直到今天。这是长期经济史的第一张图。这里面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我们把欧洲社会当做哺乳动物灵长类欧洲人的群体来研究的话，那么他们的人口种群的爆炸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请大家记住这个特点。
麦迪森引用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长期人口史专家的著作。上面两张图描绘的是瑞典人的年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我们把这两张图结合起来，就得到了第三张图（右上角的图）。如图所示，由于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瑞典的死亡率在1740年以后开始逐渐下降，到1820年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的时候，我们看到，瑞典的死亡率急剧下降，对应着第一张图的欧洲人口的迅速上升阶段；到了1960年的时候，每千人的死亡率降低到10，基本上达到了稳定状态。因为主要的致死原因变成了老年病，不是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就可以降低死亡率了。出生率的图在左下角。我们看到，出生率的下降远远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从1880年以后，瑞典的出生率才开始有下降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统计研究表明决定出生率下降的第一位因素是母亲的受教育的程度，你们谁觉得这样的研究成果有点令人惊讶？因为作为经济系的学生，你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是第一因素，但是，统计表明，出生率下降的决定因素首先是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第二位因素是避孕技术的进步，第三位因素才是人均收入。所以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人口爆炸没有完成的国家，我估计，中国已经接近于完成了这个过程，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初步的老龄化社会，但是还有一些国家至今尚未完成这个过程，例如墨西哥。
人口爆炸有一个数学的含义，数学的度量方式就是积分，即右上角图中的CBR（粗出生率）－CDR（粗死亡率），我们可以用积分来计算这两条曲线之间的面积，可以算出人口爆炸过程中增加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这部分人口的出路。劳动力突然爆炸了，但若人口增长模式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就会很快老龄化。如何在两代人之后——也就是人口老龄化之后，维持人们的生计？方法是把新增的劳动力转化成资本——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经济发展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在这两代人或者50年的时间里，成功地把过剩的劳动存量转化成资本存量。
JeffreyGWilliamson是哈佛大学的一位重要经济学家，他在两份重要的经济史刊物之一的《经济史探索》（TheExplorationofEconomicHistory）杂志上，描述了刚才我说的这个人口爆炸过程。
但是这幅散点图说明什么呢，说明宣传计划生育的那套理论好像不能让我们信服。如图，纵轴是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横轴是人口增长率。从图上可知，人口增长率对人均收入增长率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东亚奇迹确实发生了，一部分经济学家，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几位老师，倾向于认为是发展战略对头，这个观点我很尊重，但没有被完全说服，我自己也没有提出什么道理来，我不懂这些东西，只是给你们介绍一些文章。
Inepercapitagrowthandpopulationgrowthindevelopingcountries；1970—1981（reprintedwithpermissionfromKelley；1998；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27（4）；99－111；Fig2）
StylizedmodelofcconomicgrowthandthedcmographictransitioninEastAsia
我们可以看到，在东亚经济奇迹发生之前是什么呢？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国家的崛起和生育高峰，1945年以前，东亚的人口出生率很低，战后有一个生育高峰，每个家庭生了好多个孩子，所以储蓄率为负值。这是我们根据莫迪格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可以预期发生的现象。到了1960年以后，为什么东亚就崛起了呢？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然后是中国内地。我们有50年劳动力非常廉价的时期，因为这时战后生育的孩子都长大了，然后就有一个相应的经济奇迹。储蓄率非常高，因为劳动力丰富了，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东亚各国和地区居然把众多过剩的劳动力转化成了高额储蓄。储蓄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品，于是，到了现在，它们可以维持很高水平的老龄化社会的人均消费，这被称为“东亚奇迹”。这奇迹很可能和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有关，也可能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看法。
再回到《世界经济千年史》的另外一张图。麦迪森的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他居然想出了一种办法，把各国的GDP变成可比的，不仅当年可比，回到公元5世纪的时候都可比，然后才会有长期经济史的定量分析。下图就是他的研究成果。
资料来源：附录A、B和C。纵轴刻度为对数标准。
图中的两条曲线分别是西欧和中国的人均GDP（400—2000年），这和以前经济史的公认结论是不一样的。麦迪森认为，西欧的GDP超过中国远远早于亚当·斯密的时代，在公元1200—1300年之间，西欧就已经追上中国了。中国的人均GDP始终停留在450国际元，停在这个水平上，然后经过战乱掉下来，到了20世纪末才开始上升。从13世纪起，西欧的人均GDP开始超越中国，而且从此就不再低于中国了。
另一方面，这段报告显示；“没有人能够否认，16世纪工人阶级变得更加贫困，政治地位更加低下。……欧洲大多数地方的商品全面涨价。一代人以前足够买到一套服装的钱，现在只能买到一双鞋。1500—1600年期间，小麦价格在德国上涨了300％。……16世纪90年代，横跨欧洲的大饥荒，尸横遍野，许多人嘴里含着草死在路边。”
麦迪森总结出来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经济绩效的三大解释因素。这三大解释因素，虽然符合我们的常识，但是以前没有人总结过。第一是殖民。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视角，把这类殖民当做地球上的一类科学现象。例如10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对长江以南相对风化和潮湿地区的殖民，由于这种殖民带来了土地扩张，中国的人均收入在300年内增长了33％。第二大因素是贸易及其相应的资本流通。“例如11世纪到16世纪之间”，威尼斯作为当时欧洲贸易的中心，成为当时欧洲最富的城邦。第三个重要方面是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创新。例如18世纪，英国在（政治、金融、工业组织、学术交流）制度创新和与航海相关的各项技术领域（天文、物理、时钟、医学、化学）的领先地位，极大地降低了海外扩张成本。1820年，英国海外殖民地的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亿——这是很惊人的。
第二部分 4。鲁卡斯论经济增长
我们大家都知道鲁卡斯（RobertRucas），他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位很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他的2000年的文章“SomeMacroeconomicsforthe21stcentury”很有意思，采用的也是计算机仿真——我们发现仿真已经渗透到主流经济学里面去了——他利用计算机仿真提供了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增长模型。他用了宏观经济学的最简单的假设，即从1800年起，英国的人均收入以每年2％的增长率，持续增长至2000年，达到33万美元，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假设，与事实相差不太远。然后，鲁卡斯按照历史事实模拟其他各国的经济增长。由于其他各国都仿效英国发展经济，故具有后发优势。具体表现为：每隔50年，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增加25个百分点，但后发展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超过先发展国家，即得到下面这张图，这当然是一个无限增长的发散的过程，所以还需要加以限制。
InePaths，SclectedEconomies
这是第二张图，鲁卡斯认为，后发国家除了具有后发优势，还有后发劣势，当两国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太大，超过一定阈值的时候，后进国家就永远赶不上了。加里·贝克尔1990年的一篇文章把这种现象叫做“低收入陷阱”。发展越晚，经济停滞的概率就越高，然后用仿真做一个经济停滞概率的上限和下限，仿真的结果如图所示。
FractionofEconomiesGrowing，byYear
WoldGrowthRateandIneVariability
然后是经济收敛，哈佛大学最年轻的教授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就做这方面的研究。鲁卡斯的这个模型格外简单，它仅仅假设，譬如，平均增长率在1970年达到顶点，并且逐渐下降，标准差趋于零，这基本上符合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史。仿真的结果是这样的：在201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年增率开始下降，到2010年，每年低于25％，这是标准差的收敛情况。
Incqualitytrendsvsmigrationsimpactonlaborforce1870—1913（repintedwithpermissionfromWilliamson；1997；WorldBankResearchObserver12（2）；117—135）。
上面这张图不是从鲁卡斯这篇文章里出来的，它出自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国内移民是改善一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条件的重要因素。”为什么我们在鲁卡斯的增长模型之后，把收入分配作为必须讨论的一个议题呢？因为如果仅仅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他们增长得很快，但其他人一点好处都得不到，甚至受到了损害，那么经济增长的意义又体现在哪里呢？所以，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史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欧洲的经济学研究尤其重视这个议题。
第二部分 5。环境与能源问题
有几个重要的题目我们不能够回避，其中就包括环境的议题，从发展的视角来看，环境问题讨论的是发展的代价问题。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的统计里面没有环境损耗成本的会计项目，现在我们正在改进。
“人均收入—环境污染”跨国数据散点图：库兹涅兹曲线
下图描绘了环境的库兹涅兹曲线，出自《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这张图把人均收入作为横坐标，环境污染作为纵坐标。当人均收入刚开始增长的时候，环境污染上升，人均收入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环境污染下降，就形成了库兹涅兹的倒U形曲线。对这条曲线的解释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污染程度在不断上升，资源和环境的损耗没有人过问，找不到政治的代言人；到了经济发达阶段，人们越来越关心环境问题，各种环境代言人也应运而生，比如绿党，人们的关注和积极行动带来了环境的改善。
TheevolutionoftheeconomicandenvironmentalvariablesforthebasescenarioInthisexanplefeedbackformtheenvironmenttoineandfoodproductioncausestheprocessofeconomicgrowthtoreversewiththeincreasingenxironmentaldamagethetopollutionPollutiondec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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