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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76篇-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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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林柯尔入主之前的科龙，该公司有5位年薪超过300万元的高管人员，而对应的却是科龙15亿元的亏损。格林柯尔入主之后，身为科龙董事长的顾雏军只领取12元的年薪，但是科龙2002年上半年已经扭亏为盈。这一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郎咸平针对这一现象在《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一文中指出，以证券市场监管而言，英美等国均采用双管齐下的策略。其一是以刚性的证券交易法及其后定的监管规则进行监管（这些是判断不当行为合法与否的法律根源）；其二是以较柔性的惯例及社会道德尺度进行监管。这种柔性监管几乎完全取决于一个社会的道德尺度及生活习惯，因此非常难以被外国人所理解。
在我们引进国外所谓的“公司法”、“证券交易法”时，几乎没有针对柔性法条进行过了解，甚至可能还不知道此柔性监管的重要性。刚好“科龙”案件发生了，郎咸平希望能透过该案件向社会大众提出一个新名词：“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
郎咸平认为，就证券市场监管而言，刚性的证交法不可能详细罗列所有上市公司不该做的事。但这并不表示上市公司企管人员就可以随意地罔顾公序良俗而为自己图利，他们仍然会受到柔性“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的约束。
从“格林柯尔”到“欧亚农业”被质疑，在香港上市的民企股价都随之全部“遭殃”。这是什么原因？在《为什么香港民企股价一损俱损﹖》一文中，郎咸平指出，现行香港法令难以有效制止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一些民企上市公司正是利用这一漏洞。但是这部分民企上市公司的不实做法却连累了好的民企上市公司，更重要的是民企的股民全体受到伤害。郎咸平认为，好的民企不要就此丧失士气，而应充分和股民、媒体沟通，包括大股东担保一些投资项目的真实性；绝对不要因为目前股市的逆境而丧失了提高股价以嘉惠股民的决心。
公司治理是当前中国最为流行的一个术语，众多学者在不同的场合呼吁加快建立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但是，公司治理离不开历史和文化的背景，离不开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到底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公司治理？郎咸平在《从大历史动荡看中国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公司治理》一文中通过研究分析1533…2002年全世界商业和金融发展的历史，得出结论：小股民难以通过“激励合同”将经理人员与自己的利益拉在一起，但是始于16世纪、孕育于18世纪在普通法系下慢慢生根的“信托责任”起到了保护小股民的作用。当经理人员违反了“信托责任”，就会侵犯到普通法系的根本宗旨——平等及私有财产权，而且“信托责任”也影响到欧洲大陆各国。
政府强力监管和激励合同是比较可以依赖的。这也是郎咸平每每高呼的，诚信与良心是靠严刑峻罚维系的，也就是透过政府强力监管，让股市参与人不敢没有诚信，而对于公司治理人员则可以利用激励合同使其经营目标与股民相结合。目前的股市在既缺乏信托责任、又缺乏监管和激励合同的情况下，只会与“寓富于民”的想法背道而驰。
从证券市场引进新的金融工具到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收购，再到国有银行的协议转让中国正在大力推进金融业的改革。然而面对这些举措，郎咸平却感到了某种担忧。他觉得中国有关部门目前太强调开放和引进新金融工具，例如卖空机制或期权，但是又不太了解其利与弊，而只是盲目地复制西方的金融创新工具。这个现象和当时重商主义时代的做法非常类似，而且这种股市的泡沫现象在亚洲国家是较常发生的。其发生原因却与当时情况类似，也是由于股票价值只建立在某些科技或重组概念上，再加上公司治理不足，在亚洲各地形成泡沫。他觉得历史的巨轮不断重复着以往的悲剧，而我们还不知道目前的短暂繁荣已是欧洲数百年前经历过的悲剧，不知道危机的来临就在眼前。
对于目前国内很流行MBO的概念，郎咸平认为，管理层收购应该是一个短期行为，其成功的前提必须完全依赖该公司是否能在短期内努力经营以清偿债务，而且银行能不能成功地收回所有的债权也几乎取决于该管理层收购的公司能否有足够好的业绩，以便再上市筹集资金还给债权人。除非我们有很好的监管，否则推行管理层收购对于债权人而言是相当危险的，这将会是一次新的“打劫”债权人的活动。
郎咸平坦言，保护小股民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透过信托责任、激励合同和政府的有效监管而完善。因此这个保护小股民的治理结构的建立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如何建立一套保护债权人的治理结构，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目前根本没有答案。这也是中国国有银行改革将面临的最大问题。
郎咸平认为，要挽救中国股市，这是一条正道，但是绝非一条直道，想一步登天根本不可能。要达到目的，往往要走一些迂回的道路，或者暂时采用比较缓和的方法。针对这种现状，他提出了“放存量、抓流量”的想法。郎咸平认为，目前这种状况，要改变已有的存量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多年以来，大家的存量都不是用合法的手段得来的，要把存量的质量完全改变，难度非常大，因此应该从抓流量开始。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上市公司发行新股，要向股东承诺一个市盈率，承诺一个确定的红利回报，而达不到这个指标就要向股东赔偿损失。通过这种做法，对股权融资进行比较严格的硬约束，从源头上把住上市公司的质量。流量改变了，存量就会慢慢地被改变。通过流量改变存量，这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郎咸平简介：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曾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郎咸平的主要观点：
1。内部人的家人应与其本人一并列管，其朋友的交易亦应被列为内幕交易。不需要证明其行事意图，可将其本人、家人及朋友全部按交易事实提起控诉。非严刑峻法，不足以控制愈来愈猖狂的内幕交易。
2。因为存在着“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才有了美国前地产大王的10美元午餐及科龙现任高管人员的12元年薪。“科龙事件”不在于证交法的条款如何定义，而在于保持法律的原意和精神。
3。欧洲家族控制银行，进而控制政府。从一些资料来看，中国的情况正朝着欧洲的方向发展…家族开始介入银行。
4。监管资本市场关键在于提高违规成本：内地和香港两地资本市场目前陷于危机边缘，中小投资者信心严重缺失。要挽回中小投资者信心，需增加上市公司管理者和大股东违规成本，仿照韩国的方式，用管理者和大股东私人财产作为违规担保。
5。没有成本的造假＝没有希望的未来：美国的证券市场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证券市场，就是因为美国民众可以参与到惩罚侵害他们利益的违规者的行动中来，并且从中获得赔偿。最强有力的监管就是对违规者最严厉的惩罚。而这正是我们目前所缺乏的。
6。股民信心要公司业绩支撑：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提高股民信心的惟一办法，因为内地投资者已越来越成熟，仅仅依靠利好政策难以调动起投资者的积极性。
7。蓝筹股才能稳定股市：蓝筹股抗跌是由于其市盈率维持在正常水平，股价也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而有庄股嫌疑的公司股价上涨却是炒作的结果。
8。管住“超能力派现”：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公司的持续经营是公司经营的终极目标，而超能力派现势必给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9。应当审慎地提出一个“新监管”思维，考虑如何在大陆法系架构下，尽快融入“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这两项保护小股东的规则。
10。产业资本不要控制金融资本：产业资本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控制金融资本，是一种市场不成熟、不健康的表现，中国千万不能重蹈其他亚洲国家在这方面的覆辙。
11。大宗交易后的监管：大宗交易能影响股价，这是各国股市监管的重点。大宗交易应该被追踪、被追索。
12。国有股减持是大户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期疏于监管，导致大户和庄家形成了操纵的“惯性行为”，酿就的苦果就是大户有了与监管部门更大的博弈实力。在国有股减持过程中，这一苦果表现得淋漓尽致。（资料整理：罗率）
finance。sina 2002年12月30日 12：41 经济观察报
發表於 2006/12/10 12：27 AM
2006/12/10
郎咸平：中国经济的责任
2005年9月1日晚，由第一财经携手CN…BC财经电视台和皇家礼炮共同举办的“2005年中国最佳商业领袖奖颁奖盛典在上海四季酒店隆重举行。新浪财经全程独家图文直播。以下为郎咸平发表演讲：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被要求讲这个奇怪的题目，就是中国经济的责任。坦白讲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想象到我们的企业家会直接关心过这种题目。因为25年的改革开放，创造出在座各位，创造出了中国经济的繁荣。这些只是非常表面的，非常浮浅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我们学习到什么？我们的资本家所学习的是自由、竞争、开放、民营经济，是不断地追逐利润。2005年之后发现，我们这个社会要为此而付出多大的成本。我想请问在座各位，你今天敢不敢在晚上十点的时候叫你的宝贝女儿，一个人回家？另外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当民营企业家要做大的时候，你发现你本人的专业知识不够，当你聘请职业经理人的时候，我问你，你敢不敢把你百分之百的经营学都交到这个职业经理人的手上？你回想这两个简单的问题，你发现到根本不敢。你不敢让宝贝女儿晚上回家，因为你担心，第二你根本不信任职业经理人。到底我们25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通过去年的大讨论，专家、学者进行了很多反思，甚至是深思，到底这块土壤有什么问题？今天愿意接受邀请谈这个题目，我希望通过这个简单的演讲道出一个事实，你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就是靠着自由民主、民营经济而成功的吗？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就大错特错。西方资本主义表面上学起来非常简单，包括QFII，包括全流通，包括社保经济入市，你认为美国可以做为什么中国不可以做？去年我们谈到国企改革，很多人说郎教授，你对国有企业特别偏爱一点。我说你错了，我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我怎么可能偏向国企。因为我们这块土壤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西方表面上的东西我们都学会了，包括QFII政策，社保入市政策。我们中国欠缺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真正机制叫做信托责任。这个信托责任是我们国家所没有的。
在一个没有信托责任的土壤上，你讲到国营企业非常简单，国企想到的事情就是说钱拿少了，国家对不起我，民族对不起我，我有这么多的贡献，我非要把企业变成自己的。什么叫做产权改革？我们家里很脏了，请个保姆来清理。这个保姆是个没有信托责任的保姆。前天节目我请了深圳赛德的董事长，他讲了一句话，很可笑的话，他说国企老总只要有良心就能做到。我就问电视观众一句话，我说你们听起来他讲话是不是很可笑，是不是觉得说大话，是不是说假话？我的观众说是。因为你们都是没有信托责任土壤所培养出来的人，甚至不知道你有良心的做事是应该的。所以当你当了国企老总以后，当你上市以后会坑害中小股东。我们这么久的改革，有没有曾经告诉别人，告诉我们的企业家，你的责任在哪里？我跟你讲，从来没有。我们中国企业家只讲利益，不讲责任。
有人说郎教授讲这话会不会太伤人？我跟你讲，一个社会和谐的发展，要稳定的发展，根基不稳定的改革会是将来不安的主要源动力。在这种考量之下，我想请各位回忆一下，企业所碰到的问题。有没有觉得你们的基因环境越来越恶劣，你们的竞争对手是毫不讲理的，有没有觉得太多重复建设的事。这都是我们企业家这个社会缺乏责任的结果。我们总认为，自由竞争就可以带给我们财富，如果还是这么想的话就大错特错。这些东西都是有前提的，这种前提是我们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没有学到的前提，就是信托责任，怎么建立信托责任？必须有法制化的建设，规范社会个体行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一个法制化的结构之下，追求你的财富。当你追求到你的财富之后才不会侵害到别人的利益，才不会发生今天的上市公司坑害股民的问题等等。各位要理解，只有在法制制度的约束之下，才能保障社会群体。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透过政府，让你不敢没有信托责任。这种信托责任理念我们才能传承下来。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所创造的财富、权力以及地位，能不能平安地交给下代人？你思考一下这句话，这句话虽然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这一句话会让很多人心很郁闷。
最后我用几个例子做个说明，到底什么叫做信托责任。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确实创造出社会的繁荣，企业家们也累积了大量财富，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按照我的观察，我国的民营企业越走越像国营企业，等到你继续做大以后，你会发现，你会碰到国营企业碰到所有的问题，尤其是当年聘请职业经理人的时候，你发现无人可用。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欠缺这么一批有信托责任的企业家。我们这块土壤是一个奇怪的土壤，请问在座各位，什么叫做信托责任？我想用一个例子，你们在座的企业家，包括国企老总，你们认为谁比通用电气韦尔奇更伟大的举手？没有一个人敢举手，因为不比他伟大。但是韦尔奇1980年接任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一直到2000年下来总共20年的时候，把通用电气的市值由300亿美金，扩展到5000亿美金，是中国GDP的三分之一，这种贡献不比任何企业家伟大吗？他离开通用电气的时候，通用电气是他的吗？不是他的，是谁的？是中小股民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平台是中小股民给他的，所以他做好是应该的，我们哪一个企业家想过这个问题，做好是应该的？都是不应该的，做好都是自己的事，做错都是体制的事。我们企业不存在体制问题，关键是错误问题，存在管理的问题。有人说这样讲不对，别人一个破产的企业，企业家做好以后，难道不能分其中一点东西吗？不能拿三分之一的股权吗？我回答的非常清楚，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同样1980年代时期，有一个美国公司叫做克莱斯勒，他也发生破产，经营危机，请了一个重组大王来重组克莱斯勒。最后起死回生，克莱斯勒汽车继续上市。我想请问在座各位，这个公司是属于谁的？是属于艾可卡的吗？他的贡献这么大。很可笑的是，他可能太傻了，没有把克莱斯勒居为己有，只拿自己该拿的薪水。公司是属于谁的？公司是属于中小股民的。今天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讲这个话跟你没有切身关系吗？我跟你讲，与你切身关系大到不可心想。我讲这话，民营企业家今天碰到的是一样的问题，你自己是个创业者，你是个最大股东，我问你敢不敢去聘用职业经理人？一群会践踏国有资产的职业经理人，我们这块土地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群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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