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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最实用的纵横术奇书:帝王学的智慧-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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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2节:做一个成功的杂家(2)

  班固说:“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音乐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气心智的情性,可是哀乐喜怒却没有常规。人受到音乐的感染,心有所动,就要通过情感流露出来。因此,当轻柔伤感的音乐发起时,听众就会悲伤忧愁;当平和舒缓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感到安乐康泰;当粗犷猛烈的音乐响时,听众就会有刚强坚毅的反应;当率真坦诚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向庄严肃穆;当宽裕祥和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显出慈爱的情态;当放纵邪辟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受到淫荡骚乱的诱惑。古代的君王为淫荡的音乐而感到耻辱,所以制作了雅正、赞颂的音乐让人听。他们依据人的情性,遵循节律,以礼仪为其内容,注入蓬勃的生气,以伦理纲常的内涵来引导听众,不使阳刚之气任性发泄,不使阴柔之气郁积不散,使阴阳刚柔和畅而交融而后再用中正平和的乐音表现出来。这样,就能感召激发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们的心灵。这就是先王创立音乐的根本出发点。”
  《吕氏春秋》说:“国家灭亡或是行刑杀人,并不是没有音乐,然而这种音乐不会使人快乐。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会发出笑声;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发狂的人,也会舞蹈。乱世的音乐,和这三种人的歌舞很有点相似之处。”
  范晔说:“钟鼓不是音乐的本质,但是乐器离不了钟鼓;猪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东西,然而瞻养双亲却不能没有它们。只看重乐器的重要性而忘记了音乐的根本目的,音乐就失去了意义。用和谐的韵律来协调内心的气质,这才是音乐的盛事。因为崇尚瞻养老人而伤害了双亲,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确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抚养老人,这才是最大的孝。”
  东方、角音与仁、南方、徵音与礼,中央、宫音与信,西方、商音与义,北方、羽音与智——各各相应,这是乐理之常识。司马迁却认为徵音与心、智相应,羽音与肾、礼相应。这与旧例不符。这不是未流学者所能参详的。
  心志纯洁,见识精微而不邪恶,这是对《周易》深刻领会的结果。《周易》奥妙精微,爱与恶此进彼退,从遥远与近身的天地万物都有所吸取,不让人过于亲近以致互相伤害。恭敬俭朴,谦逊庄重而不浮躁,这是对《礼》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太史公说:“我曾到过秦代掌管礼仪的大行官署,在那里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礼制的相沿变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来依据人情制定礼法,必须依照人性规定各种行为规范。人情道理千头万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规矩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用仁义道德诱导人们上进向善,用刑罚规范约束邪恶行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贵,使爵禄厚重者蒙受恩宠。用这些手段来统一天下,治理万民。人们的身体既然喜欢乘坐车马,那就在车身和车辕上涂绘金色纹饰;既然眼睛喜欢缤纷的五色,就在衣服上制作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花纹来美化仪容;既然耳朵喜欢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调和金石丝竹来振奋人的精神;口舌喜欢品尝多种美味,就制作了形形色色的美味佳肴;人之常情是都喜欢珍奇美物,于是就打磨圭璧玉器来满足人们好奇的心理。古代贤王祭天所用的大车,只铺一块不收边的席子;上朝的服饰也不过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质料的衣裳;欣赏音乐,乐器也不过是朱红丝弦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没有调料的肉汤和水酒而已。其用意在于防止淫佚奢侈,补救由于过分奢华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贵贱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节制,这就是礼教维系社会秩序的功效。自从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都被废弃破坏,君臣上下,无不超越了自身应有的限度。譬如管仲的家,富贵可与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规蹈矩,坚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华腐败、僭越礼制的却被认为是显贵荣耀。拿子夏来说,他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尚且还说‘当我在外面看到社会上的繁华瑰丽时,心里很喜欢,可当我回来听了先生的教导,心里也很高兴,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里交战,可又往往无法取舍判断。’子夏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中等品质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响,能不被腐化的社会风气征服吗?孔子说:‘必须端正名分。’因为世间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可是他在卫国与当权者的主张格格不入。岂不令人感到惋惜!”

  第53节:做一个成功的杂家(3)

  班固说:“人吸收了天地间的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节制,圣人能找到办法加以节制,可是圣人不能灭绝人性。效法自然规律制定礼乐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通神明,立人伦,修正人的情性,节制人事使之恰当适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来的妒嫉,因而制定婚姻的礼仪来规范它;有交接之道和长幼之序,因而制订宴饮的礼仪;有哀悼死者、思念远方亲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订丧礼和祭祀;有尊重长者、效忠国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觐见的礼制。悲痛时有哭泣顿足的节奏,高兴时有载歌载舞的举动,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实,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说,婚姻的礼法废弃了,夫妇关系就有苦难,犯淫乱罪的人就会增加;宴饮的礼仪废弃了,长幼之序就会混乱,争斗的事件就会频繁;丧礼、祭祀的礼仪废弃了,骨肉之情就会淡薄,不热爱生活的人就会大量出现;朝拜礼聘的规矩废弃了,君臣的地位就会颠倒,犯上作乱的事件就会发生。所以孔子说:‘安定朝纲,治理天下,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所谓以谦恭礼让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礼乐啊!’
  善于言辞,言简义赅而秩序不乱,这是对《春秋》体会深刻的结果。
  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当初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微时,孔子正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处,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作《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只不过是为了实行上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要点。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适用的了。在《春秋》中,记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侯流亡国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计其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因为丧失了礼义为一为君治国的根本。”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代,上无贤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便判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先生还要著书立说,想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不,不!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淳厚,他作了《易经》的八卦。尧舜的盛德,记载在《尚书》里,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王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圣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满肃穆清和的气氛,天子的思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总觉得不能表达自己的全部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专管史籍,如果不去记载明君的功德,这是莫大的罪过。我只不过是记述历史,并不是什么著作呀,而你却拿它与《春秋》相比,这就不对了。”
  自从孔丘去世后,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论就断绝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儒家的要旨就乖乱不堪了。战国时形势纵横交错,造成真伪分争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然杂乱。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辅佐君主,和顺阴阳,昌明教化。儒家的信徒在编读六部经典,注重仁义道德品质的修养之际,师法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为宗师,这是儒家的高明之处。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经失去了儒学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统的人又随时代的变迁加以贬低或抬高,从而背离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学说哗众取宠独树一帜的。这都是浅薄的儒士所带来的祸患。

  第54节:做一个成功的杂家(4)

  司马谈说:“儒家学说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照办。但是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妻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六经》除经文本身外,加上以后的传注和说解文字不下千万,就是祖孙三代世守一经,也无法精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制。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别君臣父子之间的礼数,区别夫妇长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范晔说:“身着儒衣,游学求教,经常谈论的内容不离仁义,先生所传授的,都是圣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学习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纲常,家家都知道改邪归正的方法。自汉桓帝和汉灵帝以来,朝纲逐渐被破坏,国内的矛盾频频暴发,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没有不知道国家所以分崩离析之原因的,然而刚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识破心怀不轨的奸贼的阴谋罢了。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屈从于卑鄙浅薄之儒生的谬论,而人民只会复述开国之君的教导,身处乡野,只能屈从反动的潮流,苟且偷生。至于张温、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国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声却远播四海,俯仰顾盼之间,天下又风云变幻,功业风流云散。即便国家处在这样一种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动荡时局中,全国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昏君的政体,处境尬尴地奉行君命,收集残兵败将,遵守各路豪杰的讨贼盟约,毫无悔恨,这难道不是儒学的功效在起作用吗?由此可见,前辈尊师们鼓舞激励后世学生们的功劳,实在是太忠诚不渝了!”
  道家大都是从史官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经历、记载了历代的成败、存亡、祸福的经验教训,懂得执政的要点和根本,清静无为,善守本性,坚持卑下柔弱,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把这一原则作为君临天下、治国安邦的根本大法。道家的精神与尧的克已谦让、《周易》的谦恭十分吻合,这是道家的长处。等到后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抛弃了礼乐制度的束缚,同时抛弃了仁义的原则,说只要清静虚无,就能治理天下。这是道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谈举止都要合乎无形的‘道’,认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们的学说,源本于阴阳四时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名家和法家的精华,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事的变迁来待人处事,这样做则无处不适。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很容易实行的,但是他们所讲的话,一般人却不易理解。他们的学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也没有常居不动的形状,所以能彻底明白万物的实际情况。应付万物,既不抢先,也不居后,所以能够主宰万物。
  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他们说:‘圣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为能牢牢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原则。’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执政的纲领,君臣各尽其才,使他们各自都有自知之明,这才是统治天下的最高艺术。”
  阴阳家大多是从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吏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勤勉地通告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四时节令。这是阴阳家的长处。到后来法古不化的人,则受制于诸多忌讳,只注意阴阳卜卦、鬼神仙道之类的术数,舍弃人事而信仰鬼神。这是阴阳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阴阳家的方术,博大详尽,忌讳太多,使人受到许多约束,总是怕这怕那。但他们主张顺应一年四季的节令从事农作,却是不能不遵守的。阴阳家对于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明确的界定与忌讳。告诉人们如果顺从这些规范,就会昌盛得福,否则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完全是这样。所以说阴阳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阴阳家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没有头绪了,所以说它所规定的‘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第55节:做一个成功的杂家(5)

  《汉书》说:“天和人之间,如果两者的精气互相抵触,就要彼此发生震荡,善与恶之间互相斗争,彼此也会发生推动作用。事情出现在人间,征兆就会在星空显示出来。所以阴阳之理,就在于各自都有感应。阴气发动,寂静的就会运动,阳气会被掩盖,明亮的东西就会变暗,这时水旱之灾就会降临。所以说,日蚀、地震都是阴盛阳衰的表现。对于君王来说,臣是阴,同理,儿是父之阴、妻是夫之阴,夷狄是中国之阴。据《春秋》所载,日蚀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当时有的应验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权不在国君手中,或者妻子临驾于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国君、儿子背叛父亲。事情虽然不同,性质却是一样的。因此贤明的国王一旦继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视、听、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坛,上秉天心,下序民风,使阴阳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淫溺于后宫,歌舞娱心,游宴打猎,不亲自端正这五事,就会错失于躬身亲王,大中之道不确立,那么灾难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大的不幸就会到来。凡是灾祸的发生,各种怪异的、象征人事过失的现象就会发生,用来警告世人。”
  《左传》说:“夜间打猎,饮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礼节,夺人农时,或者朝中出现了奸臣,国内有了阴谋,树木也要出现该直不直、该曲不曲的现象。”又说:“废弃法规,驰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有了这各种不正常的事情,那么火焰都不会向上燃烧。”又说“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楼台,宫中淫秽污乱,侵犯皇亲国戚,侮辱父兄,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取得成功。”又说:“一个国家如果好战,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邻国家,那么刀枪之类的武器连兽皮都割不破。”还说:“简化宗庙的规格,不设置祈祷上天的祠堂,废除祭祀,不顺天时,那么连水都不会向下渗透。”
  管辂说:“高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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