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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害怕时一定要面对-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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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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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大学毕业，2000年留学澳洲，2002年获得新闻学硕士回国发展，现漂在北京，从事电视编导。EMAIL：kathycn@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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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可以不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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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家都不勇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恐惧，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能不勇敢，所以就都勇敢下来了。
天空不可思议地蓝，空气也似乎分外清新，阳光灿烂地有些刺眼。这里是2000年6月28日早上9点40的悉尼国际机场。我拖着两只硕大无比的箱子，忐忑不安地四处张望。如果ANNA没有来接机怎么办？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身上没有带澳元，学校的地址也不知道打在哪只箱子…。我的脑袋顿时一片乱码。终于看到ANNA向我挥手，当时觉得她就像天使在五颜六色的人群中熠熠发光。ANNA是与我一同做托福题一路走过来的同学加战友，半年前先我来到澳洲，也是我在澳洲惟一可以投靠的人。
ANNA的学校与我的学校之间相距60公里。对一个刚到悉尼半年人来说，60公里以外的地方，她也与我一样感到陌生。于是她辗转通过朋友将我安排在一个叫小秦的河南老乡家里暂住两个星期。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木房子，小秦和另外两个男生个一间，客厅放下一张餐桌后，只剩一条过道，我实在看不出哪里会是我今晚要睡下的地方。
我们卸下行李，ANNA就带我出去购物，枕头、被子、肥皂、方便面…ANNA像对待8岁小孩似的将我安排停当。直到下午4点，天有一点暗了，ANNA终于忍不住说，我要走了，你自己在这里，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吧。
晚上，小秦和他的室友老刘一起回来了。老刘说：“今天刚碰到荣哥，咱们学校的博士，他家正好空了一间房子。你一个小姑娘跟我们三个男生挤在一起多不方便呀，你先到他家住几天吧。”听了这话，我连忙说是。
不到8点，外面就漆黑一片，又静得要命。即使是白天，出了小秦家的门我也会立即迷路。答应完我就立即后悔。这个情节突然让我觉得有点像遇到了人口贩子。我把刚打开的行李一件一件又放回箱子里，等着被转移到又一个陌生的地方。荣哥来了，小秦帮着把我的大包小包防到荣哥的车上，最后递给我一个纸条，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有事找我。
荣哥住的是一个两室一厅的木房子，后面带一个小院子。他把我领到了一个地上放着一张床垫的8、9平米的小房间，说，“你就住在这儿吧，每周75块（370块人民币）。”
夜已经深了，小木屋外是茫茫无边的黑夜，和黑夜笼罩下的草地，房子、和路。父母应该还在北京某个旅馆的房间里。而我已经飞了10个小时，跨过半个地球，躺在了这间小木屋子里。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任何人。我与这片大陆的联系不过是两个并不确定的电话号码。如果有什么意外，我不知道怎么离开，也没有人知道我曾经来过。我就好象被撒上了韦小宝的化骨粉，随时都会消失得不留任何痕迹。
从那一刻开始，我后悔出国。天生是个胆小鬼，一直在父母跟前长大，天黑九点就睡觉，不敢陌生人说话，从没出过远门。为什么给自己弄这么个差事？一闭上眼睛，我就感到害怕。于是我就睁着眼睛，看着黑夜一点点退去。
在澳洲的两年里，我先后搬过8次家，每次都是买份报纸，看到有人招租就打个电话，问到地址，然后带上地图就过去看房子。每次都是新的地方，和不同的陌生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再也没有失眠过。
后来听说我的另一个考托福的战友去了德国，下了飞机当天晚上就给爸妈打电话哭着说：我想回来。还有后来遇到的同学，有不敢自己坐火车的；有看房子大白天也要人陪的…
其实大家都不勇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恐惧，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能不勇敢，所以就都勇敢下来了。在你最无法忍受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忍受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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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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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waslikeaboxofchocolate；youneverknowwhatwasinit。
——《ForestGump》
阿甘的妈妈说：“生活就像一盒包装精美的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在这部情节离奇，充满暴笑场面的电影中，惟有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备受鼓舞。
我是一个喜欢设计未来的人，总是每走一步恨不得看三步那么远，贪心地想把盒子里的巧克力早早都尝遍。上高中的时候，就设计着大学生活；上了大学没两年，就开始为出国留学刻苦备考。出了国呢？
在那个全国人民一起迈入新世纪的2001年的春节，我会干什么？如果用我以前极其贫乏的想象力来预想的话，无非是全家一起吃吃饺子，看看春节晚会，即使稍具创意一点，也不过是和几个死党找个热闹的地方扎个堆儿，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歌舞升平，尽享良辰美景的范畴。
但是，这回打死我，我也想不出来了。在你们刚刚进入新世纪元年的第一个甜美的梦乡的时候，确切地说在悉尼时间凌晨三点半的时候，我一身短衣襟小打扮（这里是夏天，澳洲的圣诞老人这时候都是穿泳装手举冰激凌的），行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去跟我那帮受苦受难的亚非拉兄弟汇合，学校里数不清的教室和办公室都在等着我们用劳动去改造。
尽管咱从小就受教育说：劳动最光荣，但是当我身背20多斤重的吸尘器，手提垃圾筒，一脸睡意，头发都没来得及梳好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光辉高大的劳动者的感觉。上课的时候跑到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还怕被老师看见，然而当我背着吸尘器一阶一阶吸地的时候，才发现眼前永远都是台阶，最后一排竟然比登泰山时的南天门还遥不可及。不过令我兴奋的是，那些平时看起来像是三尺禁地的教授们的办公室，这会儿对我来说畅通无阻了，每个角落都要让我的吸尘器过一遍，就像《古墓丽影》中的安吉利娜在古堡探密。
这个清洁热身运动，一直持续到清晨7点半，我和我的亚非拉兄弟们领完了今天的工钱后终于获得了解放。我终于可以卸下那个20多斤重的吸尘器，伸伸懒腰，和21世纪升起的第一轮朝阳打个招呼。然后，我还要飞快地回家洗澡换衣服，去赶八点半开始的第二个场，在那里我是服装店的销售员，一直到晚上六点，我在新年第一天的节目才算结束。
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以另一个面目出现，让你有条不紊或是平淡乏味的日子荡起一圈不深不浅的涟漪。我从来没曾设想过，在我的人生进程中，也会去尝试清洁工、售货员这样的角色，更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过了一个如此另类而又难忘的新年。
我的一个英国同学Ean，年过30以后，突然转行来学电视制作，每年的假期都要飞到拉斯维加斯的雪山，在那里干两个月的打理雪橇之类的活儿。现在毕业一年了，据说他一直在印度尼西亚一带活动，在为自己的第一部DV纪录片忙碌。其实之前，他曾是英国电信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按部就班地过着平静的生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生活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贷款买房买车，生儿育女，赚钱还贷。但是，每当他看到自己对面办公桌的那位年过50的经理，他就仿佛看到了自己20年后的影子。在他觉得自己要被这种平静生活淹没下去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于是三年后，他扛起了摄像机在印尼群岛上转来转去。
结束了两年的留学生活，我回到了北京，也过起了上班下班的平静生活，带上一副严肃的面具去认真工作生活。我再也没有机会玩票似地去客串客串服务员、清洁工，似乎生活又定格在我的那片方寸之间的小电脑桌前，每天写稿，拍片，我依稀从年长的同事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的盒子里好像只剩两块巧克力了，结婚、买房，吃一块少一块。
但是每当我觉得人生没有多少悬念，激情也一点点耗尽的时候，我总相信，上帝没有这么笨，他总会在我觉得最沮丧无望的时候，突然给我打开另一扇门。
每当他看到对面办公桌的那位年过50的经理，就仿佛看到了自己20年后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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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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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在落日的余辉中泛着金光，游人三三两两地躺在码头上，白色的海鸥飞来飞去。这是悉尼最著名的达令港落日。我捧着一大杯可乐坐在岸边，身边是一大堆报纸，上面的招工广告都被我翻烂了。这是我第七天坐在这里了。每天早上我都会跑到达令港买上几份报纸，坐在这里打电话找工作。因为这里是市中心，离CHINATOWN咫尺之遥，我可以在打电话后快速地赶到打工地点。
又一天过去了，我还没有找到工作，离交房租的日子又近了一天，银行账户上的钱除去交学费已经所剩不多了。我必须在开学前找到工作赚些钱，这样开学后就可以专心读书了。从来没觉得钱这么重要过，但现在甚至到了要为三餐担忧的份上了。我的午饭从麦当劳套餐一度变成了薯条加可乐。
终于在第十三天的时候，我同时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是一家中文报社，一个是一家越南餐馆。看在钱的份上，我同时答应了两家。白天的时候在报社做记者，晚上就到餐馆端盘子。
每天早上，我都搞得像个白领似的，衣着光鲜、洒着香水、出席各种记者会，跟那些参赞、议员以及活跃在CHINATOWN的头头脑脑们握手举杯；到了晚上，脱下水晶鞋，换上服务员油渍渍的工作服，收拾杯盘狼藉的餐桌，在后厨房里忙上忙下。白天的时候，要不卑不亢，端着优雅的架子；晚上的时候，要吃苦耐劳，随时听候厨房的传唤。
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若以此计算，咱们的有生之年不过是在河东河西两岸跌宕起伏几个来回而已。而报社与餐馆不过两街之隔，我一天就把河东河西走了个遍。
看在钱的份上，我同时答应了两家。白天在报社做记者，晚上就到餐馆端盘子。报社与餐馆不过两街之隔，我一天就把河东河西同时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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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意味着多次回炉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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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以前，我们统一的身份是学生，只是根据年龄的不同，论资排辈，六年一升三年一长，最终向“大”字头衔迈进，其中的历程着实乏善可陈，惟有迈进了大学这个门槛，才稍有喘息之力。那个时候我们最爱以哲学的名义讨论讨论我是谁我的价值这样的无聊话题，其实心里都自命不凡自鸣得意。
1995年的时候，我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那个时候，咱恰逢少年，又深受各种名人传记的毒害，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从一等奖学金到团总支副书记，一切都被咱轻取囊中。大学毕业，咱一边忙活着留洋，一边在报社上班，尽管年纪不大，但也常被当作记者老师供着，一句话概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找不着北。
2000年6月28日上午11点，我被卸在了悉尼国际机场。这个日子是很长时间以来都被当作梦想成真的时刻，而实际呢，则是我一步一步被彻底打回原形的开始。
咱没别的功夫，但是自信读书考试这本事十几年磨练下来，对付那些头脑简单自由懒散的洋鬼子按道理应该毫不含糊。谁知道，这正是我受重创的第一步。我学的是新闻，一上课就傻眼了，除了一个香港女生外，其他同学无论黑白，清一色都是母语说英文的鬼子。新闻这行就是靠听说读写吃饭的，尽管咱的英文苦学多年也不赖，但是，跟这些生下来就说英文的鬼子比写文章，虽然咱也得过几次高分，打过几回胜仗，但比起来确实有点不靠谱儿。
一直以来，支撑我的信条就是“别人行的我也能行。”尽管据考证这是条来自鬼子们的警句，但是，在他们的地盘上却灵光。你以往曾经引以为豪的东西在这里统统都玩不转了，而且横在你面前的似乎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让你觉得怀疑甚至绝望。
后来遇到很多在国内事业有成的人，心境也基本相同。无论曾经在国内怎样，从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就只是一个自然人。国内的很多影视明星说起自己的留洋经历的时候，说自己是个普通的留学生，请相信他们绝对不是谦虚，在咱们的游戏规则中，你是老一，可是到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就得按人家的规矩办事，你必须洗牌重来，再赢了才算数。对有些人来说，这意味着破坏和否定；对有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
那个时候，我只是个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大学刚毕业，彻头彻尾的无产者，就算输都没什么好输的。但是那拨三十多岁到异国打拼的留学生现在想来确实让人佩服，这边的路不管顺利也好，艰辛也罢，已经走了十年八年，现在却突然全部清零，一笔抹去，一身疲惫却要重新上路。
2002年的春天，我拖着那只与我一起闯荡过澳洲的红色行李箱来到了北京，很快混进了一个听起来挺吓人的地方工作，从最初级的活儿干起。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同事曾经很感激地对我说，以前老觉得自己很惨，很失败，但是自从你来了之后，我就平静了很多，你折腾了那么久，拿着洋文凭，不也在跟我干一样的活儿吗？确实如此，到了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两年的留学生活，其间艰难险阻不足与外人道也，终修得正果，蓦然回首却发现又要从头来过。
一位过来人曾经告诫，海龟必须要经历两轮磨练，在国外时忘掉自己，彻底国际化；回国以后再忘掉自己，彻底本土化，如此说来，我不过刚刚走完了第一回合，又被打回原形，回炉重造。上帝他老人家造人的时候，也一手捏不出个人型出来，其中必然也要三番五次打碎重来，次数越多，你就越可能是精品。
这边的路不管顺利也好，艰辛也罢，已经走了十年八年，现在却突然全部清零，一笔抹去，一身疲惫却要重新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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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舍不得，大舍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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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怕别人叫我“海龟”，就算在我刚回北京的时候，那时候海龟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臭大街。在刚回来的时候，确实有些日子，中文说得还不是那么利索，但也咬着牙把溜在嘴边的英文单词给吞回去，生怕露出马脚别人认出来，“嘿，这儿还有只海龟呢。”
让我如此恐惧的原因有三；一是，跟那些泡过哈佛耶鲁，和从硅谷爬回来的海龟相比，咱大不了是个呛过几口盐水的小鱼小虾，腆列其中，怕有点对不起同类；二是，说远点，如果将海龟的来历追溯到三四十年代，把胡适之、林语堂之类的大方之家算做近代海龟的鼻祖的话，我就更不敢往海龟这顶帽子下钻，实在怕辱没先贤，尽管最早咱也是奔着学贯中西这条道儿去的。
当然我并不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其实让我最痛的是第三点，最怕别人顺藤摸瓜问我为什么回来，我总是禁不住以小人之心来猜测，潜台词就是：在国外混不下去，回来了吧？！如果我回答说：“曾经有一个绿卡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不想要它，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去选择，我还是不要它！”估计听到这话的人不少会扼腕兴叹：这孩子脑袋准有病！
在学校的二三百号中国留学生里，像我这样铁了心回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张绿卡的人，绝对是个另类。这个圈子里，没几个不是看见绿卡眼睛就发绿的。在澳洲的两年里，对我发出过这样感叹的人不下百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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