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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笔记-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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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回答，“我并不是说美国比中国更有道德，而是说中国在非洲比其他国家更积极地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虽然道德标准在帝国发展路径的讨论中被时常提到，但所有帝国都是在想，如何得到比在公开市场购买资源更便宜的渠道。 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你想想，中国为什么愿意在苏丹大量投资建路，把非洲连接到海岸线？他们是想把自然资源更便宜地运到中国，比在公开市场购买更便宜。”
有听众问经济增长和融入世界（即“与国际接轨”）是否会把中国引上民主之路。弗格森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任何人都很难回答。一方面，现在比100年前有更多的民主国家。另一方面，通向民主之路从来都非常崎岖。一党之国的生命力可能很强。为什么苏联解体了？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失败迫使戈尔巴乔夫下台。中国领导人有可能从中得到结论：我们或者改革经济，或者改革政治，但不能二者同时，否则，国家就会一盘散沙，一片混乱。 担心政治分裂使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在高层展开）民选政府。 中国政府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继续提高物质生活的时候就是人们开始要求民选政府的时候。但民主的进程会伴随着混乱。”■
九十二 库珀：换角度思考中国通向世界领导之路
第一，中国与世界融入得越深，中国国内政策就越要面对世界范围的审视、指责、还有修改建议；第二，成为领导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起模范带头作用；另一种是成为发起人，游说其他人以达成共识。
4月25日，世界银行批准增资方案，增资总额达862亿美元，并把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整体投票权由44。06％提高到47。19％，增幅为3。13个百分点。这履行了世行2009年10月在伊斯坦布尔作出的承诺，即把发展中国家投票权提高至少3个百分点。至此，自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共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投票权4。59个百分点。世行行长佐利克一直认为，当今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多极世界经济体，世界已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愈加重要的作用。世行此举是承认并适应这一新的变化。 在这次决议中，中国投票权增长了1。65个百分点（从2。77％提到4。42％），占总共增幅（3。13）的1/2强，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巴西、印度投票权也获得了小幅增加。与此同时，美、日、英、法、德、加等国投票权比例相应下降。美国投票权由16。36％下降至15。58％，但仍稳坐世行头把交椅，在实际运作中会保持“一票否决权”。日本投票权从7。85％下降至6。84％，依然位列第二。此外，作为世行的投资部门国际金融公司（IFC）也通过了2亿美元规模的特别增资方案，使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提高至39。48％，增幅为6。07个百分点。其中，中国投票权由1。02％提升至2。29％。
中国在世界银行发言权和影响力的提升意味着中国将面对更重的国际责任。如何坐好世行的“第三把交椅”？中国未来的国际合作道路怎么走？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在4月17日哈佛学生组织的第13届“哈佛中国评论”的年会上的公开发言与这些问题有直接关系，值得人们深思。库珀是资深国际经济学家（其简历及对美国储蓄、美元地位、美国债务、2008年金融危机等问题的主张见《哈佛笔记》第70到74节，关于气候变化的主张见第84节《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是必然的》），这次发言的中心思想却是他对国际事务的政治见解，直指中国的对外心态。
站在设计国际游戏规则的视角上，库珀建议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出发（systemic perspective）思考国际问题。什么是国际体系的角度呢？例如，出口创汇解决就业对刚刚起步的某个发展中国家可能是好事，但这个办法不能推广，因为如果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这样做，整个系统受不了。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也是一样。有国家盈余，就一定有国家赤字，这个系统应该如何调整这个不平衡呢（adjustments to balance of payments）？库珀处理国际问题的基本思考方式是：如果你不喜欢别人的方案，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对别人的提议仅仅说no是不够的，消极抵抗不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
库珀首先肯定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的惊人表现：真实GDP增长了16倍，这意味着9。8％ 的年均增长，8。8％的人均年均增长。这样的高速增长在1980年是始料不及的，没有人能在30年前预计这么好的经济表现。他说，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a fantastic economic performance），但是他不理解最近的一些关于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rightful place in the world）的讨论：有人说中国在美国和欧洲建立的国际体系里没有足够的声音。
对此，库珀说，他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中国人自己的抱怨，还是外国人对中国人想法的猜测和解释。但无论如何，他觉得这种抱怨不可思议：正是在美国和欧洲建立的这个国际体系里，中国一方面鼓励出口，解决就业，另一方面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引进（import of technology through FDI），中国经济才得以长足的发展。中国应该庆幸有这样的国际体系允许并鼓励中国的经济发展。
在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库珀有两个政治见解。第一，中国与世界融入得越深，中国国内政策就越要面对世界范围的审视、指责、还有修改建议。很多中国人认为，这是与中国不友好，“反中国”的表现。“其实他们错了，”库珀不排除有极少数人的确与中国不友好，但认为这决不是主流。“中国国内政策要接受世界范围的检查和挑战是中国经济成功、走向世界的代价。”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很快就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作为出口大国、进口大国、资本流出大国、和资本流入大国都会使中国国内政策与外国人息息相关。外国人自然会指手画脚，大声说他们不喜欢某某政策。中国传统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这样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是不可行的。在这方面，中国并不特殊，日本也是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用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从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增长到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国内政策也同样要接受外来的检查和批评。这仅仅是成功的代价，客观现实，不是“反中国”或“反日本”的主观意愿在作怪。
库珀的第二个政治见解是关于世界体系中领导地位的问题。成为领导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起模范带头作用；另一种是成为发起人，游说其他人以达成共识。库珀说，中国成功的经济增长和基本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地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已经显示了中国在日本、韩国和台湾之后的模范带头作用；人们已经开始议论“中国模式”（Chinese model）。其实，中国并没有什么宏伟的全盘计划；中国有的是邓小平多年前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和探索精神。他们开始在部分地区试行新政策，如果成功，再推广扩大。
在成为发起人方面，中国要主动管理、协调国家间的关系，以维护和提高全球整体的系统。如果中国不同意其他发起人的方案，中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像北朝鲜和古巴那样完全退出国际体系，但这在今天的中国难以想象；另一种是提出新的方案，发起讨论，多方征求意见，然后再修改，再讨论，直到达成多方共识。
要想使中国的提案最终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必须从整个体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systemic perspective）。如果中国想成为发起人，中国必须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知道自己的提案要被修改，甚至有可能被完全否定。美国就有多次被否决的经历。如果中国领导人顾及“面子”，没有十拿九稳的提案就不愿意拿出来供多方讨论，那么中国很难成为世界体系的设计者。
政治学家把过去的六十年称为“美国霸权”时代（the US hegemony）。中国一些领导人也选择用这个词描绘美国的领导地位。其实，“霸权”的定义并不清楚——什么是霸权？如果“美国霸权”是指美国起主导作用（dominant state），那么这个词是正确的。世界二战以后，除了前苏联在军事领域有抗衡的实力以外，美国在其他领域几乎所向无敌。如果“美国霸权”是指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说一不二，有决定性作用，那么使用“美国霸权”这个词就是错误的。我们基本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合作，主要国际条约不能落实。既便如此，也有例外：《海洋法》（The Law of the Sea Treaty）（美国政府同意了，但国会否决了），国际刑法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和《京都条约》（Kyoto Protocol）都在缺少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成立了。如果“美国霸权”指的是，美国可以随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这是完全错误的。美国在国际谈判和国际关系中有太多的不如意：1954年美国支持的欧洲国防社区（European Defense munity）就被法国上议院否决；美国在1958年就希望英国加入欧洲经济体（European Economic munity），但英国直到1973年才加入。此外，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European Free Trade Area）；1967年肯尼迪回合贸易谈判中关税减少的程度；1971年Smithsonian Agreement（史密森协定，指1971年12月，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西方十国所达成的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协定）货币重估（currency revaluation）的幅度等等都与美国的初衷相距甚远，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看似久远，但实际上“美国霸权”指的就是这个年代。美国并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美国必须要游说其他国家，向他们说明美国的提议也是为他们着想，他们也能从中获利。有时美国能够成功说服其他国家，但更多的时候美国败兴而归，或者大幅修改最初提案。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中国这个话题。如果中国想领导世界，它必须做得像个领导。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思考：这个整体系统能做什么？应该如何运作？这并不是要求中国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是要求中国不是狭隘的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把眼光放得更宽、更长、更远。只有在一个运作良好的、鼓励和平和经济昌盛的世界体系里，中国才能继续发展。在现有的世界体系里，中国发展得很好。如果中国认为世界体系有什么不足，中国必须提议如何改变、如何提高这个体系，然后多方游说。这是一个对外心态问题。
库珀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在以下五个领域还没有这样做。第一，在控制核武器扩散方面，中国与北朝鲜和伊朗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中国应该利用这些关系为核不扩散积极提出备选方案，征求各方意见，而不能只是消极抵抗。第二，在世界贸易体系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如果中国不喜欢美国和欧盟的提案，中国不能只说no，而是要提出备选方案。一种可能的立场是：世界贸易体系不需要进一步开放了。但这个立场根据“自行车理论”――自行车骑得越快就越稳，一旦放慢车就倒了――不可行。中国到底认为世界贸易体系应该如何运作，我们还不清楚中国的态度。第三，在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坚持要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CCC）的平台达成协议，但是FCCC有192个成员国家，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有否决权。阻止达成国际协议不是解决气候变化的办法，仅仅靠发达国家的努力显然也不是办法，那中国认为我们应该怎样缓解气候变化呢？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方案。
第四，在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方面（adjustment process to imbalances in balance of payments），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中国经常项目今年的盈余是GDP的5。4％，明年将是5。9％，中国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超出了任何资本帐户“以防万一”的需要；美国经常项目今年的赤字是GDP的3。4％，明年将是3。7％。有人认为这个不平衡不可持续，库珀不这么看（详见《哈佛笔记》第70－74节）。胡锦涛说，中国汇率政策是中国自己的事。虽然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不是最大的，瑞士和新加坡的比例比中国还高，但是中国的基数大，规模大，影响大，非小国可比。如果中国拒绝让人民币升值，那中国认为这种收支不平衡该如何解决呢？
第五，在国际货币储备的管理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对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表示不满，提议过渡到由国际货币基金（IMF）发行、各国官方金融机构使用的SDR（特别提款权）体系，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过渡到新的体系。过渡到SDR体系实际上是IMF在1978年的官方立场，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现在中国央行行长这样说，就会受到重视。现在一些国际金融专家在讨论此事，库珀自己也身在其中。
库珀总结道，中国这么大，发展这么快，对世界的影响非同小可，外国人不可能不关注中国的方方面面；邓小平的28字方针中的“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出头”的思想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中国必须从整个国际系统的角度思考问题和自己的对外关系。■
九十三 一位年轻外国学者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4月26日下午，印地安那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中国政治和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斯考德·肯尼迪（Scott Kennedy）在哈佛大学做公开讲座，题目是“中国的学习曲线：中国是如何重塑全球治理的”（The Mandarin Learning Curve： How China Is Reshaping Global Governance）给公开讲座。
肯尼迪从1991年到1992年在中国南京霍普金中美中心（Hopkins…Nanjing Center）学习中国政治经济和历史，2001年从乔治华盛顿大学获政治学博士，2005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在中国的游说业》（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与很多外国人相比，肯尼迪对中国的看法相对客观积极。
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外国人的观点大致分为两类：一种观点是为中国与世界接轨叫好（cheer leaders）；另一种观点比较保守，警惕性很高（alarmists），他们担心中国入世后会改变世界游戏规则。无论是哪种观点，这些外国人作判断的前提假设是：倡导自由主义的国际规则是公平的；如果中国不完全开放，落实、执行国际承诺，错误在中国。
肯尼迪则与众不同，他选择从中国的立场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他说，如果中国领导人在全国人大作有关中外关系的报告，他不会从中国是否与国际规范合作、是否执行国际承诺这个角度出发，而会从中国是否有效地利用国际规则保护、提升自己利益的角度阐述中外关系。
肯尼迪想研究的问题是：中国人是如何学习国际规则的？中国人玩国际游戏玩得怎么样？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其他国家要怎样对待已经进入国际领域的中国？
他从三个层次来讨论全球治理：国际规则的制定；国际规则的使用；国内政策法规对国际规则的处理。他认为，国际规则既有自由主义倾向，也包括保守主义因素。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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