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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歌-美国的本质-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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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情报局长冈崎久彦在论述二战时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23）
在这里，冈崎所说的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就是指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具体美国人的好恶是什么，将在下面讲述。
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也一直贯穿于二战以后。
二战之后，美国以民主的挽救者身份以及无可比拟的国家实力成了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国借此对西方世界进行了整合。在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美国成了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最强大最坚定的捍卫者。此期间，美国出兵朝鲜，出兵越战。美国大兵卖命流血，目的也是为了防止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的“赤化”。美国在越战遭到了惨败，成为美国自立国以来的首次遭遇的败绩，因此，在美国一直有越战值得不值得打的疑问。但从意识形态来讲，至今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值得，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参战，可能印度支那半岛早全部成共产国家了，这也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角度的评估。
进入七十年代，卡特执政以后，在冷战的环境中，美国在无法改变大多数中立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条件下，为争取中立国家的支持，共同对付社会主义阵营，没有把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当作对外交往的普遍要价。但出于其意识形态，美国提出了人权外交，这个人权外交既被用来苛病社会主义阵营，也成为美国针对其他国家的普遍的要求。自卡特以后，人权开始成为美国的外交的基石，人权的状况成为除政治体制以外的衡量敌友及远近的标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目标。
在以后的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中，人权都是其响亮而重要的对外要价，几乎每届总统在选举过程中都把人权外交当作自己未来政策的重要卖点，以获取选民的支持。
共和党总统老布什曾在中国居住多年，拥有众多的中国朋友，被认为能理解中国的现状，带有亲华色彩。但即使这样，布什在执政期间，对中国实施基于人权理由的多年的制裁。
为赢得选票，与老布什竞选时，克林顿批评其在人权问题上“软弱”，掌权后，克林顿在人权外交上大进一步，在任八年，克林顿打了两场人权战争，一场是为制止种族屠杀而出兵肯尼亚，另一场是在“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下发动的南联盟战争。克林顿当政期间，在国际上支持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两人共同把人权提到高于国家主权的高度。
小布什时代，美国一国独大，世界呈单极格式，美国不再顾忌，在人权之外，又将“政治自由”作为外交公开的对外要价。对中东阿拉伯世界，小布什除了依法反恐为由，打击伊拉克，将独裁者萨达姆送上审判台之外，又靠宣传及威胁，迫使中东实现民主化；对中亚及原苏联地区，小布什靠鼓励颜色革命来促使其进一步民主化，对俄罗斯的被认为破坏司法独立的案件声称要进行制裁；在近期的对非洲债务的免除上，小布什的条件也是非洲对象国的民主化。小布什在二次就职演说中公开宣称，美国人的使命是扫除地球每一角落的专制体制和独裁者。
布什时代的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就是新保守主义的活跃。新保守主义是一场由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发动的保守主义运动，主要的策源地是共和党，领导者是共和党的福音派人士。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推进新一轮美国世纪计划委员会”（PANC）的组织，由现任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斐尔德以及评论家布茨、克里斯托等组成，这些人在多种场合对新保守主义外交做了阐述。这些阐述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些观点：
1，美国由于其市场经济的成功，以及在妇女解放、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成就，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帝国；
2，这个帝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他不同于过去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帝国，过去的帝国的目的是靠武力使原住民服从，获得殖民地；而现在的美国帝国的目的，是给这些国家带来民主与法治。
3，美国政府应该继承里根的成功的外交政策，里根的外交政策是：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推行美国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充分发挥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里根的外交政策成功地拖垮了苏联帝国，并给世界带来了民主化。
4，为确保美国的价值体系，并在世界上推行这个价值体系，美国应该时刻准备打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历史证明，美国曾经进行的这些局部战争，如夺取菲律宾、出兵西伯利亚、出兵古巴、越南战争、波西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等，都在确保了美国的价值体系起到了作用。
5，在这些局部战争之后，还要考虑这些国家的重建（Nation Building ），为确保这些战争对象国的民主建设，美国应该准备类似于二战后援助欧洲建设的马歇尔基金。
新保守主义经常引用的保守主义政策成功的实例，是美国对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改造。二战后， 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都是被美国摧毁后，美国的重建下成为独立的繁荣的民主国家的。
我们可以看出，伊拉克现在成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实验地。
实际上，考察美国的外交史，就会发现，新保守主义阐述的外交政策，其实正是美国政府历来一贯的外交政策，其目标也是在全球推进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体系，推销并保护美国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今天美国独大的世界里，这个政策得到了明确的无所顾忌的表述。
第七章 美国的对华外交：从传教的热忱到对反基督者的仇视、再到异教徒情结
美国人的对华外交，也遵循着基督新教的理念。
如前所述，基督教是一个具有强烈传教热忱和救世主义态度的宗教，欧美国家自与中国有接触以来，就把中国当作一个传教的重点国家。上帝对他的子民说，我给你一个金币，你要给我还一百个金币回来。中国自与欧洲接触以来，就以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为欧洲人所知，为他们向往。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传教士感到振奋和激动。让数亿人民归属上帝，对欧美的传教士来说，是一个有挑战性有魅力又有意义的工作。让数亿人口归顺基督，在基督徒看来，相当于给了上帝数目极为可观的金币。
因此，欧美人对在中国传播福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先到中国来的，是一些欧洲的传教士，主要以耶稣会为主，内容主要为天主教。美国建国以后，美国的教会也差遣传教士来中国，内容也变为基督新教的教义。欧洲世俗化以后，向中国传教的主要力量变成了美国。
传统的中国，在美国的基督教徒看来，是一个世俗主义和搞偶像崇拜的国家。
所谓世俗主义，是指儒教的现实主义和物质主义。儒教是一个非常世俗主义的思想系统，它表现为注重现世，不谈来世；注重世俗理想，不讲天堂。由于注重现世，儒教又带上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统治者注重秩序，百姓注重家庭，全社会人都追求世俗的价值如福禄寿等，不追求天国。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忌谈鬼怪力神等等。
所谓搞偶像崇拜，是指传统中国多数人信奉的佛教。佛教到处竖起佛像，让人跪拜，并且不认为世界是上帝所创，而认为是各种“因缘”的结果，这在基督教看来，是拜偶像宗教，不拜真神，是在自造假神。
这样一个中国，在基督教看来，是一个异教统治的国家，还不是赤裸裸反基督的国家。反基督的国家是赤裸裸地反对基督教思想，或者迫害基督教徒的国家，如伊斯兰世界。那是应该消灭的世界。传统的中国仅仅是异教统治的国家，是亟需福音光照的地方。
在清朝，美国第一个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实行信仰自由，要求获得在全中国和向中国居民传教的权利。在此之前，英法等国家只被允许在中国的开放城市向外国人传教，向中国居民的传教属于禁止之列。美国在清朝时期，向中国派遣了大量传教士，建立了众多的教会学校，花费了大量人力及资金。在清朝末期及到1918年之前，在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60％为美国人，（1）教会学校的近乎80％以上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等都是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他们是现在的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学校的前身，现在也领导着中国学术潮流。
在政治上，美国的对华的态度也较友好。在帝国主义纷纷将懦弱不堪的中国当作肥肉宰割的时候，美国基于基督教精神，对列强强调了对华交往的公义性。美国人提出的对清朝中国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如前所述，就是在保全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中国对基督教文明开放门户。在清朝遭受的多次侵略战争中，只有一次美国派兵参加了战争，那就是义和团运动时的八国联军，而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在美国被认为是一场宗教战争，是美国为保护自己的宗教利益包括信教的自由和教民的权利而进行的一场“护教战争”。当时义和团打出的“灭洋教”的口号和杀死大量的传教士及中国基督教徒的举动，使得美国国会同意出兵参与了对义和团的镇压。除此之外，美国再没有参与任何对华的侵略战争。并且，美国在多种场合提出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美国对华的相对友好，李鸿章对此深有体会，晚清主持外交数十年的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也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国常思效顺之心”。事实也如曾国藩、李鸿章所说，当英法日等国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金积累的时候，美国人拿它在中国建了清华、山西大学等教会学校。 并且，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法等国家也陆续将庚子赔款归还了中国一部分或免除了一部分。
在清朝时期，还有一个因素使得欧美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激情更为高涨，这就是黄祸论的兴起。黄祸论在欧美由来已久，早在欧洲最先了解到中国的时候，就有类似于黄祸论的论调，欧洲人了解到中国文明的悠久的历史和影响力之后，既感到魅力，又感到忧虑。他们忧虑中国文明会以它极强的生命力感染力以及众多的人口而危害基督教文明，忧虑中国代表的黄种人会突然铺天盖地地泛滥世界，淹没五湖四海，淹没欧洲。这种忧虑就是“黄祸论”。黄祸论在中国，被理解成欧美人担心黄种人人口太多力量太大而危害白种人的生存空间，实际这种理解不全面，黄祸论，主要是欧美人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黄种人的文明会危害欧美的基督教文明。
在欧洲与中国发生往来频繁以及日本崛起之前，黄祸论还是欧美人脑海中的一个一个幻象，但在十九世纪末，日本的令人眩目的崛起以及中国劳工向美国的大量涌入，黄祸论在欧美人眼里成了马上即将来临的现实。于是，黄祸论甚嚣尘上，如何阻止黄祸也成了人们关心的热点。美国的黄祸论的主要鼓吹者马汉既宣扬黄祸论，同时也是美国海权理论的创始人。海权理论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黄祸论，马汉主张的阻止黄祸的方法是，美国应该向太平洋挺进，占领中国和日本的门户，首先抵制住日本人的反基督教势力，然后为防范黄种人中国的崛起做准备。马汉的思想强烈地影响了美国，美国以后的海洋政策不折不扣的地执行了马汉的海权理论。
还有一个阻止黄祸办法，那就是传教，也就是把黄祸的根源日本和中国基督教化，让他们势力再强大也不会危害基督教文明。马汉在海权理论的同时，也主张靠传教阻止黄祸，马汉说：“摆在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文明，纳入自己的怀抱并融入自己的理念：首先是中国文明，然后是印度文明及日本文明。”（2）也就是用基督教文明同化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
黄祸论甚嚣尘上时，对欧美形成威胁的主要是日本，日本人打败了大清，随后打败了西方大国俄罗斯，在东亚开始挑战欧洲的霸权，在太平洋地区开始与美国较劲。但是，中国一直没有躲开欧美人的警觉的眼光，拿破仑说，“让中国睡去吧，他一醒来，会震惊世界”。中国被他们视为早晚超过日本的黄祸的根源。因此，把中国基督教化、堵住黄祸的源头的动机，在清朝末期更激发了欧美众多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激情。
在清朝，由于美国的强烈的基督教国家的性质，向中国传教热情一直不衰减，传教力量也一直强大，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的传教力量对中国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欧洲的教会。美国的新教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基督教界的主流。
国民政府期间，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价值在中国崩溃，基督教在中国开始迅速传播。基督徒的数量由1900年时的6万人增长到1920年时的36万人，（3）国民政府上层也产生了许多基督教徒，早期如孙中山、宋氏三姐妹及其家族、民国政府总理唐绍仪、王正廷等等。
孙中山在海外生活多年，是虔诚的基督徒，属于美国卡尔文宗公理派信徒。他的许多政治活动如让位于袁世凯等等都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并且，在他掌握了一定权力之后，一直支持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他的葬礼也采取了基督教仪式。
在民国初期的议会议员当中，基督徒的数量在60多人，占25％左右，（4）很有影响力，这个数字在现在的欧洲国家议会，也属于少见。广州的地方政府官员中基督徒竟占人数的65％，（5）基本上是一个基督徒政府。实际上，考察孙中山革命时期人员的宗教信仰，就会发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在早期实际上是以“客家人 广东人 基督徒”这种人员组成进行的。
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在支配中国政局的四大家族即所谓蒋宋孔陈的四大家族中，除陈氏弟兄之外，其余三大家族即蒋宋孔三族全是基督徒家族。
宋氏家族的父亲宋耀如是基督徒，早年曾在美国做过有关基督传教事业，印过基督教书籍。母亲徐氏家庭更是基督徒世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与传教士过从甚密的徐光启。宋氏三姐妹及兄弟早年都曾在美国留学，很早归信了基督教。
蒋介石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基督徒。众所周知，蒋介世归信基督，与宋美岭家族有很大关系，宋氏家族对蒋提出的迎娶宋美玲的条件，就是归信基督教。据说，蒋介石在研究了《圣经》以后，就受洗信了基督。这个信仰一直维持到蒋介石之死。据蒋的侍卫官回忆，蒋晚年信仰非常虔诚，一早起来先做祷告，并读一段《圣经》，做祷告和读《圣经》时，每念到上帝之处，此公必向东方脱帽敬礼，以向上帝表示敬意。不知此公何以知道上帝住在东方。
孔祥熙在九岁时曾得过病，差点死掉，后由基督教医院治好，自此对基督教产生好感，以后，不顾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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