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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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瑞亭进屋来的时候，脚刚踏进屋内，把行李往地板上一放，两手便一举：请大家多关照！露出了家礼。坐下之后，他说我算完了。大家问他是什么官？他说是军统局少校组长。大家笑了，说：“我们这屋有个督察长叫关梦龄的，都没有事，你这个组长，不在话下。”
　　他认出我来，站起来拉了我的手说：“见到你真不容易，北京的朋友都说你被镇压了。长春市除了你还有谁？官大的多了，可是实际办事的你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能看到你，我对宽大政策不怀疑了。你胖了。”
　　我们俩坐下来谈起来了，他说：“1948年我到了北京，带了许多款，有几百两黄金，不成想被长春一个商人杨霭祥骗去，没要回多少。没有办法，我借了几个钱，开了一个煤铺，1950年到了天津，天津公安第十分局找我去谈话，叫我以灰色面目出现，一方面叫我做买卖，一方面叫我给他们做工作，戴罪立功。我只在长春认识一些人，这样，经过了10个多月，我什么也没有干，一点成绩也没有，于是便把我逮捕，由天津解到这里。我认为这回算完了，在小红楼的一个小屋子，我把手指咬破，在白衬衣上给我老婆写了一句话：“瑞玉永别。”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天津，她们还不知我被解到这儿。想不到你在这儿，我高兴极了。”
　　我问邹瑞亭，在北京都看到了什么人？长春的朋友都有谁到了北京？他说：“长春站站长项迺光在1948年11月从长春化装到北京，站上的总务组组长于浩跟他一块去的。当时我在天津，项迺光派于浩到天津找我，要他的那个白金杯。原来在长春的时候，项迺光交给我一只白金杯，叫我带到北京给他经营一下，这一次他派于浩索要，我没有钱便没给他。后来他们就飞走了。”
　　“督察处长张国卿与项迺光前后脚到的北京，在北京交道口老刘家住了一个礼拜，也坐飞机逃走了。”
　　我感到邹瑞亭太势利眼，人家的东西为什么自己变卖了，还不给人家钱？项迺光已经不是长春站长了，管不着他了？小人作风。
　　邹瑞亭是地痞流氓，日本特务腿子，给日本人抱孩子，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后来又给白俄当仆役，又学会了俄语。伪满于长春警察六分局当特务股长。六分局住了许多白俄，归他监视，作了许多罪恶勾当。光复后，花钱运动参加了军统外围。在北京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当外勤督察员。有一次，派他去抓土匪，他不懂特务技术，叫门的时候，站在门的中间，手一敲门，里面“啪”地一枪，把他的右腿击伤，土匪没有抓着，自己先挨了枪子儿。谈起来真丢人。特务机关认为这种人没用，便放在一边不派他工作。他在医院把伤养好，一看没有人理睬他，又托人写了一封信调到东北。到沈阳后，他给军统局东北区秘书主任陈绎如行了贿，便派他到长春站工作。在长春站又行贿副站长袁士举，派他为少校组长。1947年春，因为长春战事紧张，他私自逃到沈阳，擅离职守，长春站当时的站长王力，即刻把他开除。可是他仍与军统的大小特务勾搭，以后认识了项迺光，认识了我。投机倒把，坐飞机运黄金。娶了小老婆，对他母亲与大老婆置之不理。特别在伪满的时候，倚仗日特，强奸白俄女人，逮捕无辜人民。
　　邹瑞亭到了我这组之后，心中很高兴，他单纯地认为：“关梦龄都没有枪毙，我有什么关系。”
　　这时从北京又解来一个栗宗元，他是伪满长春“三张二栗”的一栗。倚仗日本势力胡作非为，他看中了哪家姑娘，便给这家打电话，叫这个姑娘于晚上什么时候到某某饭店，如果不去，明天就抓人，说是反满抗日，是思想犯。看中了一个京剧女演员，唱完戏，就用车拉到饭店过夜，不去？行吗？邹瑞亭说他看见栗宗元了。
　　栗宗元自己不能写材料，叫杨文昌帮着写。
　　杨文昌帮着栗宗元写材料，写了一天还未写完，我把杨文昌找来，对他说：“你先把他在北京认识的社会关系写出来，检举要紧，过去的罪恶先不忙写。”
　　于是杨文昌启发栗宗元写社会关系，检举隐藏的反革命。他检举了不少人。郭科长一看这些材料很高兴，我又对杨文昌说：“邹瑞亭与栗宗元二人都是伪满的特务，要他们互相交待罪恶，比他们单个儿交待还有成效。你对栗宗元说，邹瑞亭不够朋友，把你的事都说出来了。这个人为了自己，就不管别人。这样一说，栗宗元受不了，就会揭发邹瑞亭。”
　　杨文昌果然对栗宗元这么说了，轻描淡写地一提栗宗元便受不了了。
　　“邹瑞亭说我什么？怎么说的？”
　　“算了，提这个没用，我也是听犯人说的。他不仁，咱们不能不义。不与他一般见识。他的事你又不知道。”杨文昌再三“拦阻”。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多得很，我说，你给我写！甭客气。”
　　栗宗元把邹瑞亭的罪恶检举了不少，内中有的邹瑞亭已经坦白，有的没有交待。
　　接着我又对邹瑞亭说：“栗宗元与你有仇吗？”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只是吵过架又好了，怎么了？”
　　“他说你许多坏话，咳！这小子……”
　　“他说我坏话？我倒要检举他！在伪满时，栗宗元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谁不知道？他那个买卖怎么来的？还不是敲诈来的！十六岁的小女孩他都强奸，缺德到家了……”
　　“算了，你要检举，就写材料。”
　　他说我代笔，写了许多栗宗元的罪恶。我给杨文昌一看，杨文昌说：“这两个小子，哪一个也活不了，有民愤。科长说有人控诉他们。”
　　“那就完了。”我下了结论。
　　小红楼的各监房门、窗，大加修理，大部分都换了新门，安上新锁，比过去坚固多了。郭科长这些日子忙得很，见面说不上几句话就走，有些事，我报告给他，也不注意。我知道一定另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3月下旬的《人民日报》刊载：美特高佩洁和他妻子马瑞卿在天津被捕。高佩洁是美国特务机关任用的特务。他在天津利用一个皮货庄，与丹麦、美国间谍一起活动。在他住处搜出大小电台三部，密电本七本，还有美特发的照相机等。这是解放后破获的第一个大特务机构，国际特务组织。使人震惊。
　　高佩洁与我相识，他的老婆马瑞卿在长春也与我认识。他家住长春东三马路。1948年7月，他多次请我吃饭，我也多次到他家。那时，军统有人对我说：“高佩洁自称少将，说是给美国新闻处工作，美国新闻处在长春的时候，他与美国人有来往，现在美国人走了，他何去何从？别被他唬了，如果给八路做工作，那可上当了。”
　　我说派人从旁调查一下。这话被高佩洁知道了，他认识长春警察局局长袁家佩和国防部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史祚炎，他托这两个人婉说，要见见我，请我关照，并以史祚炎的名义在高佩洁家中设宴。我去了，他对我说，他给美国情报机关做工作。1948年9月，我到他家，高佩洁对我说，要到沈阳。我对他老婆说：“你们过解放区要小心，共产党抓去了可要共妻的，那可不是玩的。”
　　“共产党把我抓去，我就自杀！”马瑞卿说。现在她被捕了，能自杀吗？这些人早晚都要落网，谁也跑不掉。
　　尚传道住一个单号，每天看书，吃小灶，犯人只有他一个吃小灶。早晨牛奶、面包、鸡蛋，中午一菜一汤，晚上一菜一汤，都是面食或大米饭。他什么也不写，似乎到这来研究马列主义而不是反省罪恶。一天我在看守所与宋所长谈话，郭科长也在。正赶这时，一个看守端一个方盘，盘里一碟炒鸡蛋、一碗黄瓜汤、三个馒头。这是尚传道的伙食。我说：“他什么也不干，吃这么好，现在东北吃黄瓜是稀罕东西。”
　　郭科长说：“你又馋了？回头给你也弄点吃。”
　　“我不吃，我吃炖豆腐就很好。”
　　“回头给你买包子，再买点酱肉。”宋所长说着骑车走了，不一会儿真买来了。郭科长叫我吃，他们谁也不吃。以后又把杨文昌找来，我俩把一斤酱肉，二十个包子吃光了。
　　郭科长说：“政府对你们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对尚传道与对你们的要求也不同。他觉悟慢，叫他多反省一个时间，叫他自觉认识自己才行，不能勉强。”
　　督察处侦审室的侦审员于文学也押在圆楼上。昨天小组长汇报，他是第一小组组长。会后，我问他什么时候来的？他说：“长春解放后，我逃到沈阳开了一个粮米铺，呆了一年，去冬被捕到这里，判刑七年，送到监狱。最后又从监狱解回公安局。”
　　我问他在沈阳还看见督察处的人没有？他说：“李贺民在沈阳蹬三轮，邢士林在沈阳开了一个电料行，贾英明在沈阳赋闲，去年冬天都被捕了，可能解到长春监狱。”
　　4月23日，圆楼上的犯人一律搬走，搬到小红楼。这一下，小红楼住满了。我搬到小红楼楼下七号。我们这屋有杨文昌、徐克成、李中候和我。
　　4月26日晚上，院内汽车不住的响。宋所长叫我们四个人，搬到圆楼。我们四个人，一屋一个，另外，马尚、沈重、王达生、栗宗元等人也一人进一个监号。我进屋之后，楼下便大批地往里进人。宋所长、王所长和几个所员，把进来的人送到各号。我在屋里往外看，人来得很多，也不问姓名，就往各监号塞。我这个屋一个一个地往里进，不到半夜，已28个人！不用说睡，就是坐也挤得难受。我心想，这是大逮捕。
　　楼下也押满了人。
　　这些人，我不认识。都是些什么人呢？楼上楼下押了五六百人。这个举动可不小！大概是现行反革命，也不能有这么多呀？
　　天亮时，我勉强地躺下睡了一觉。5点钟起来，坐着一屋子人，谁也不认识谁，互相看看都是陌生的。吃饭时，更乱了，我装作什么也不懂。他们拿筷子，也递给我一双，半碗白菜汤，一碗高粱米饭。吃罢饭，都开始大便，厕所在屋内，一大便，屋里这个臭哇。
　　饭后，我开始活动，先问我身旁犯人的姓名，这时看守战士严厉训斥：不准说话！我心中有数，照样与附近犯人说话。我告诉坐在门旁的一个小孩说：“老弟，你在那看着点，看守的过来先咳嗽一下。我们谈话有什么关系？大家在一起都是有缘的。”
　　“对，这位说的对，贵姓？”
　　“姓郭，叫郭依平，买卖人。认识几个反动派，当年沾点光，现在受点罪。”
　　大家笑了，你一言，我一语。我明白了，都是昨天夜里一块捕的。捕的方式都一样，用公安局的捕票抓来的。
　　有的人说：“我已经登记了，这回为什么还捕我？”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刚睡下就抓来了。连行李都不叫拿，咳，祸从天上来！”
　　“我就知道这几天不好，居民组长老到我们那儿，无话找话，问这个，问那个的。”
　　“昨天可抓老了！我来的时候，一院子大小汽车，满了，转不开身。”
　　“我还戴着这个家伙，下车拿不下来，就叫我进来了。”我一看这个高个胖子，右手戴一支铐子，左手没有戴，铐子紧紧扣在右手的肉里，手腕上的肉都红肿起来。看守所太忙了，宋所长也顾不得了，怎么还不给他拿下来？我告诉他，可以报告给那个看守战士，他赶忙报告看守，又等了一会儿王所长给他开了钥匙，把手铐子拿了下来，不过费了很大的工夫，因为这个铐子的锁不容易打开。
　　在这群人中，我先注意了七八个，对他们进行了重点侦察，他们一致的口气是不满政府，埋怨政府，不认为自己有罪。
　　我对这个大逮捕也有看法，政府说反动党团特登记坦白从宽。这回抓来的有许多人是登记过的。如此说了不算有失信用。不过人民政府对我的不杀，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能说出埋怨政府的话。
　　夜里，不能睡大面，不能仰面，只能侧身睡，所谓睡小面。28个人挤得喘不过气来，这些人都没有被褥，也不冷，挤得直出汗。刚睡下便开始提审，我们这号提出去五六个。有一个叫胡荄，是1949年底我们写材料，李芳春检举的。我感到，我们写的那些材料有了用途。先把胡荄提出去，又提宋毅，接着提老董头，后来提我。提我到郭科长办公室，于审讯员也在那儿。还有很多人在外边屋子审讯，都在连夜忙。我知道这个逮捕规模很大，不仅长春市，恐怕别的地方也会有。郭科长问我号内的反应，我说：“都认为既已号召登记坦白，我们已经照办，还抓我们，这是说了不算；第二，自己不认为有罪，解放前自己没有血债。在解放以后，又无现行活动，为什么还要捕来？第三，反正政府说了算，刀把在政府手里愿意抓谁就抓谁。”
　　又问我个别犯人情况，我举例说了几个，于审讯员在旁边说：“关梦龄，你这回的工作可被徐克成拉下了，徐克成了解的情况比你多，比你全面。”
　　郭科长也这么说了两句。我心中的话，徐克成干这套给我提鞋，我都不要。用不着“激将”。桌上摆着纸烟，还有花生，我吸了一支烟，吃了几粒花生，郭科长叫我回去好好再了解一下，明晚，再向他汇报。
　　我附近有一个小孩，有20岁，他叔父开理发馆的，因为认识一个建军的特务，被捕，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建军的孙华南叫我给他送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后来人家对我说，那是情报。现在被捕，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问他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他说在解放前。我心中想，那问题还不大。他又说：“我这个反革命，连烧鸡都没有吃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穿过，他也没有给我钱，今天我被捕来，你说冤不冤？”
　　我心想，这个小孩老实得很，怎么也反了革命？内中必有枝节，再不就是公安局做情报出了偏差。这么多的人捕来，绝不可能一点偏差没有。这个小孩就有问题。
　　有一个山东老头，在南关种地，姓什么我忘了。我看这个老头不像地主恶霸，我问了他许多事情，没有一点嫌疑。一定是抓错了。晚饭后，我到看守所对宋所长报告此事。看守所没有底案，查不着这个人的名字，宋所长说：“回头再查一下，没有问题，就得放。”第二天早饭后，这个老头调走了，可能释放了。
　　夜里，照例审讯，各屋的铁门不住地响，不叫名，叫号，所以夜里睡觉多数睡不好。
　　我每天都出去汇报。看到各屋都有干部在审讯，有许多来审讯的干部我没有见过，可能是市局别的科的干部。看来是大动员。
　　有一个叫宋毅的，他是长春警察局的秘书，不是军统分子，一个书呆子。是被人介绍到长春警察局充秘书的，并且办了个边疆通讯社，他私人开了一个书局。他这个秘书是当在1946年，当时局长是许赓扬，也不是军统。宋毅干了几个月就不干了，这次也把他捕来，给他戴上了脚镣。他与我一谈很相投。一了解，他也没有什么特殊案情。白天他看到街上的人很多，树叶也绿了。口内吟诗：
　　窗外春光艳如海，
　　监内纪律肃且深；
　　缘何天涯若呎尺，
　　人民国民由此分。
　　他戴上脚镣，我说：“你有什么感想？”他吟诗一首：
　　镗鎯脚镣君莫羞，
　　君也当年逞风流；
　　若不及早痛改悔，
　　还有苦的在后头。
　　宋毅的国文很好，我看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恶，主要是过去没有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