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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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尚传道，楼下还有王心一等几个少数军统电务人员。他们都到哪去了？徐克成说到吉林去了。这么多的人，到吉林？我无法判断。
　　有一天郭股长与我谈话，我说：“陈牧他们五个都枪毙了，这件事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们怎么知道的？”他问我。
　　我就把写材料时候，听陈青波说的那些话说了一遍。接着我说：“枪毙的这五个人，论地位都没有我高，论罪恶也不一定比我多，只是陈牧严重。他们都枪毙了，我还不应该枪毙？我没有死，这是政府的法外施仁，网开一面。我内心充满感激。”
　　“你有这些认识是好的，但是枪毙与不枪毙不在反动职位高低。反动职位高肯定罪恶大，但是与争取的情况，靠拢人民的表现都有关系。看问题要全面。逐渐你就会明白了。”
　　接着他又叫我与徐克成绘制长春的各特务机关的系统表。表的内容都是政府拟好的，我们照写。徐克成的字写得好，他写的仿宋字如同印的一样。他写，我校对。共有三十多张表，每张表上都有阶级、职务、姓名，被捕的有“△”号，未被捕的没有记号。郭股长对我们说：“你们看到这些表，不许乱讲。”
　　这些事知道不应该讲，这是政府的内部材料，政府叫我们整理是相信我们，也是一般犯人所不能做的事情。自己又想，这样事做多了，是不是能放我呢？不怕我把这些机密带走吗？于是又有了疑惑。
　　我们这屋五个人，日特竹中是日本关东军的中尉特务。“九？三”之后，军统的军事联络组组长刘精一留用了他。他的俄文好，在伪满时期做苏联的情报。
　　徐克成在伪满时期给汉奸于静涛当秘书官，于静涛是北满合江省省长，徐克成的日文好，当翻译。竹中说：“徐先生的日本话与东京口音一样。”
　　李中候是小特务，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喽啰。不知怎么回事与我们关在一起。大概交待材料表现好，这个人什么也不懂。
　　李芳春是中统局长春区的分区主任。这个人一身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他的日本话虽好，但赶不上徐克成。伪满时期他受的奴化教育太多，中毒太深，不像一个中国人，真可气。
　　快过新年的时候，我与徐克成说：“我们住这样舒服的屋子，象小办公室一样，有书看，有烟吸，在屋内有自由。我们应该用行动来表示对政府的感激。我提议，我们检举揭发长春的一切坏人，不限于军统、中统这两方面的，伪满的特务、青帮头子、地主恶霸、日本翻译、建军头子，都检举。以此迎接1950年的新年。”
　　徐克成、李芳春、李中候都同意。于是我就开始写起这方面的材料。他们比我写得多，因为他们在长春的社会关系多。这份材料写得较好。郭股长认为还可以继续写。
　　要过新年了，我们希望能吃点肉。新年果然吃了两顿肉。年算过去了。我说：“年好过，节好过，日子难过；出有门，入有门，回家无门。”
　　过了新年就是春节。除夕，郭股长调李中候到十一号监房，徐克成调到一号监房。我听见了他俩的咳嗽声。过了两天，我明白了，他们到监号是去做工作的。在特务机关这叫狱侦，旧社会叫“坐班探”。我心想，李中候懂狱侦技术吗？没叫我去，是不是自己改造不如他们？内心不愉快。
　　大年初一，早晨吃高粱米饭，炖白菜帮子。春节的肉，在除夕以前就吃了。听说大厨房锅少，先叫我们过春节，到了春节，干部改善。想到活了34岁，大年初一早晨吃高粱米饭炖白菜帮子，这还是第一次。然而作反革命犯不也是第一次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人作异客的心情，今天我作犯人更加倍思亲人了。过年家人不能团聚，自己被押，亲友自顾不暇，门前冷落，势所必然。家中凄凉景象可想而知。想到1946年的春节，我以接收人员的身份回到北京，自己兴高采烈，家中喜气洋洋。今天共产党的干部过春节一定是举家团圆，欢天喜地。我，我的家则是在悲哀失望中度过佳节呀。我想得很多，最后我想到被我杀的人，这些人的家属又怎样过春节呢？我不敢再想了，我能活着就算万幸，不能胡想了。所谓“知足常乐”，不知足就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正月十五日早上，徐克成、李中候又回到我们这屋，徐克成对我说：“现在破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的案件，与李芳春有关系。”
　　我猛然想起，春节前郭股长找李芳春谈话，谈了几次，李芳春回来便说：“真不好办。”现在我明白了，当时问他，他不坦白。接着就把他从我们这屋调走了，那天是腊月二十二。我问徐克成是怎么回事？
　　他说：“有一个叫于子杨的，解放前是李芳春运用的外围，解放后于子杨不但没有登记，反而继续活动，在火车上吸收了一些人。这其中有个叫刘金声的火车司机，被抓来了。我在于子杨那屋，李中候在刘金声那屋。他们都承认了这些事情，可是李芳春没承认。李芳春在楼上戴着手铐，还要撞头自杀呢。”
　　我点点头，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一切由各人负担。我承认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个人情况不同想法与作法也不同。这是既唯物又辩证的。
　　3月，郭股长到我们这屋来，对我说：“你判断一下，军统特务再到大陆活动会怎样布置？你如负责将怎样指挥？看看你们写的与事实能不能相符合。”
　　我考虑了一个下午，根据解放后的形势及军统特务的规律，我判断：第一，退到台湾，军统与中统等机构要合并，把特务机关统一起来，便于指挥；第二，特务机关与美特比过去加强合作，在东京、菲律宾及冲绳岛，设立训练蒋美特务的据点；第三，派遣特务潜入大陆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北朝鲜，由南朝鲜到北朝鲜比较容易；第四，进入大陆所用的掩护，是华侨、商人、学生以及于斌指挥的天主教神父和教徒；第五，派遣进入大陆的特务，以华东，华南籍贯为多。他们熟悉方言便于活动。大致是这些。写完之后，交给了看守所。这份材料写完的第二年，证明我的判断多数是正确的。
　　一年多了，接触了不少干部，除了郭股长之外，还有于、肖、杨、王、张等许多审讯员。他们对我都熟悉了，每次写材料，也不用交待政策，更用不着启发，到我窗户前说一句：“关梦龄把袁晓轩材料写一下。”我就可以写了。有时我问一句：“逮捕了没有？”他们便会告诉我逮捕或未逮捕。如果没有逮捕，我在写材料时，一定要写年龄、相貌、特征、身材、什么地方的口音；如果已经逮捕，就写他的罪恶及一些社会关系。这些材料写得很多，写的要领我已经知道。我写出去的材料没有不合要求的。
　　我感到这些审讯干部对特务技术知道得太少。这也难怪，这些二十几岁的干部解放前还念书呢，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军统特务”，解放以后才接触我们这些特务，所以只能要材料，别的谈不到。因此，我想把特务技术写一些，供给他们参考。“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拟了一个提纲，也没报告郭股长，自己就写起来了。先写特务是什么时候有的？历史上，明朝的刘瑾就是特务，他有组织，叫什么厂卫。到了清朝雍正年间“血滴子”也是特务。有这样一个故事，雍正唯恐他的大臣不忠于他，试验大臣对他说谎不说谎。晚上，一个大臣在家正与小老婆玩骨牌，灯光一闪，一张骨牌没了。第二天大臣上朝，雍正就问这个大臣：“昨夜在家干什么了？”大臣说：“昨夜与小妾做骨牌之戏。”说对了。雍正便把昨夜的那张骨牌交给了大臣，正是少的那一张。如果这个大臣不说实话，即是欺君之罪。类似这样的例子都是特务行为。
　　之后，写了一些特务技术等方面的材料，如情报、侦察，逮捕、审讯等，共写了四本，有三百页。我写完由徐克成替我抄写下来。日特竹中看了我的这些材料说：“哈，哈，关先生知道这么多的特工知识，我们过去对军统局不知道，只知道蓝衣社厉害！”
　　我也问了他一些日本特工的情况。按他说，日本特工也有一套，比如在北京的一个日本特务头子，和北京人一样，化名“王二爷”。他就是日本特工技术较好的一个。日特在中国活动多数是收买利用中国人当腿子。日本钱多，只要肯花钱在中国的特工就能搞好。所以说，日本特务技术在中国没有完全发生作用，发生作用的只是运用中国人。
　　我听了竹中的这些话想起1945年，“九？三”胜利后，军统局的特务在北京首先要逮捕日本特务头子“王二爷”，但是没有抓到。据说“王二爷”自小在北京长大，一口北京话，生活习惯也是北京化。所以很容易潜逃。这种特务技术就相当高。
　　1937年抗战开始，绥远的一个喇嘛庙走了一个喇嘛，这个喇嘛在这个庙已经7年，平素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以后才知道他是日本特务。这样的潜伏工作也做得好。再举一件丑事，傅作义部队用的包头以西的军事地图都是日本关东军测量局的，而不是我们参谋本部的。说明日本特务技术是很高的。
　　竹中，在哈尔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干了多年，但对于特务外勤知道得不多。
　　我把写成的这本特务技术材料交给了郭股长。我对郭股长说：
　　“我这本材料，在被捕的这些东北军统特务里，是不一定有人能写得出来的。”
　　郭股长笑着说：“又自满了，你还能写很多东西，这屋子里有纸有笔，有时间你就写。”
　　我们屋四个人，开了一个会，做了一个学习时间规定：早饭后到晚饭前，是各人写材料时间；晚饭后到睡觉前是自己学习时间。竹中的俄文好，徐克成的日语好。我要学习外国语，徐克成说可以学习俄语。我就与竹中挂钩，我教他中国话，他教我俄文。每天一小时俄文学习。这些我对郭股长说了，他说可以，不过指示：“不要耽误写材料的时间。”由这以后每天学习俄文，于看守有本俄文读本，我就利用这个读本学习，把这本书都抄下来了。
　　4月中旬，有一天郭股长把我们的门打开，领进一个穿灰棉军服的人，也有三十六七岁，高个白脸。郭股长走了，我问他从哪来，他说了几句话，听不出来是哪儿的人，不像北京口音，有点像东北话。我正猜测的时候，徐克成发现他一进屋就注意竹中写的日文材料，果然是日本人。他是日本特务，叫谷口。抗战时在山西，“九？三”胜利后，到长春给美特做工作。解放后他没有跑了，潜入到解放团冒名国民党军官，好几年才把他查出来，送到公安局。他这一来竹中有了同乡了，徐克成也能说日本话，于是这屋就不断日本话了。
　　在5月的上旬，我看报纸，看到反动派还不断派特务到大陆进行反革命活动。我想我到台湾去做人民政府的地下工作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我设计，先到西康的西昌，从那再往云南走，转道香港，再去台湾。到了台湾就说解放后我逃到沈阳的一个亲属家中潜伏，后来不能潜伏了，才一步一步地逃到西昌。这样潜回军统特务机关，我能够给人民做很多事情。可是真的回到军统特务机关，被特务识破，给我一上刑，我是坚持到底呢？还是说实话呢？我与项迺光从长春向外突围未成，我们俩人分手的时候，他说：“咱们这样办吧，自己想办法走，谁到了北京，或到了南京，就把咱们突围的情况报告给局本部。”我在长春没跑了，北京也没有我，又没到南京，特务机关还不考虑我的下落？再说，我到长春市公安局，东北的这些特务谁都知道。这些特务如果有一个被释放，能不出去讲我的问题吗？另外特务在东北的潜伏组织真的一个也没有了吗？不一定。回到特务机关，我还可以说，我是迫于当时环境假自首。这样可以说得过去。最后我决定无论如何要给人民做一些事情，牺牲生命，在所不惜。至于政府准不准许那是政府的问题。我左思右想就把这些计划当面报告了郭股长。
　　他听了我这些话说：“你可以写一个报告。”
　　我回去写一个报告，呈给了政府。这个报告呈上去之后，没有回音。我当然也不好问，以后就作罢了。

　　狱侦

　　6月底，美帝侵略朝鲜。东北各地的反动残余分子利用这个机会自发地进行反革命活动。长春公安局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天郭股长找我，对我说：“新逮捕了一些人，属现行反革命。你搬到他们屋住，有什么情况随时反映。”
　　我化名郭依平，因为我二老婆叫郭依平。这个名字是我给她起的。今天我就挂这个名在监号活动。
　　接触的第一个对象是孙×，汽车司机。他的姐姐在长春一个军医院当护士长。1949年与医院的一个老干部结婚。后来，这个医院的秘书被暗杀，这老干部失踪。公安局便认为孙×的姐姐有嫌疑，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下二号。押了几天又把她的弟弟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上十三号。我到这个监号、什么也没拿，空身进屋。门开之后，看守在门口厉声地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他说，我也这样说。
　　门一锁，看守走了。石灰地上什么也没有，坐下太凉，我便把鞋垫在屁股下。吃完晚饭，他看看没有看守战士，便小声问我：“你怎么来的？”
　　“今早抓来的。”我表现出害怕的样子。
　　这个案子是把杀害秘书的凶手抓到，这是侦察的中心。他姐夫跑了，可疑。他姐姐是否知道他姐夫的去处呢？他是否知道这些情形呢？
　　如果常识不丰富，是谈不到做工作的。他是司机，我懂汽车。我先从汽车谈起，问他驾驶的是什么汽车？这样有了共同语言。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是饭馆的茶房。饭馆的常识我也知道一些，是可以叫他相信的。他问我为什么被捕？我说因为一贯道的嫌疑。谈来谈去，他说伪满时给王庆璋开汽车。王庆璋是伪满的邮政总局局长，我的三舅。谈到王庆璋家中情况，我说得很对。他对我更有好感了。我对他说：“咱们是患难与共，不容易，有缘分。”我同情他，站在他的立场上替他想办法。他很相信我，什么话都对我说了。最后他说：“我姐姐嫁的那个干部是一个转业军人，年龄40多岁。他们结婚的经过我不知道，他们俩只到我家一次，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我再三试探也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东西。肯定他与暗杀案件没有关系。他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正是我回去汇报情况的时候。我对郭股长说：“这个案件只能到这儿，没有发展了，我今天再挖一下看看怎么样。”
　　我们俩先后回到监房，我回去时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对他说：“我的案子结束了，一两天就会释放我，我出去到你家去送个信，你有什么要紧的话可以告诉我。”
　　“我家住在长通路天主堂后边，一个小角门里。你见着我家里的，告诉她：我因为姐夫逃跑押起来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事。姐姐也押在这里。我不会很久就能出去，不要着急。家中没有钱向老史家借几个，先维持一下，对亲友们就说我到沈阳去了，不要说我被押起来。”
　　我说：“家中没有钱，不要紧，我在长春有朋友，我可以借给你几十万元（即人民币几十元）。等你出去，再还给我。你想想还有什么话？”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