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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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牧斋赋长句八首，此首乃开宗明义第壹章，辞旨专诋杨羡，故知此首乃此题八首全部主旨所在也。检明史叁佰捌奸臣传周延儒传云：“帝尊礼延儒特重。尝于岁首日东向揖之曰：朕以天下听先生。因遍及诸阁臣。”可与此诗印证。又检同书同传云：“（崇祯）十六年四月大清兵略山东，还至近畿。帝忧甚。大学士吴�‘方奉命办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请视师。帝大喜，降手敕，奖以召虎裴度，赐章服白金文绮上驷，给金帛赏军。延儒驻通州，不敢战，惟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帝辄赐玺书褒励。侦大清兵去，乃言敌退，请下兵部议将吏功罪。既归朝，缴敕谕，帝即令藏贮，以识勋劳。论功加太师，荫子中书舍人。赐银币蠎服。延儒辞太师，许之。”亦可与此诗相印证。但玉绳因清兵之退而特受宠赐，其事实在崇祯十六年四月丁卯，即廿八日，清兵引退之后，（参明史贰肆庄烈帝本纪。）牧斋当不能预知。岂牧斋后闻玉绳事败，补作此首？抑或原有此首，特改用“年年”二字以后概前耶？俟考。
其三略云：
空传陶侃登坛约，谁奉田畴问道书。（自注：“淮抚史公唱义勤王，驰书相约。”）投笔儒生腾羽檄，（自注：“无锡顾杲秀才传号忠檄。”）辍耕野老奋櫌锄。
寅恪案：明史贰肆庄烈帝本纪略云：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壬申（初六日）大清兵分道入塞，京师戒严。诏举堪督师大将者。戊寅（十二日）征诸镇入援。十七年二月丁亥（廿八日）诏天下勤王。三月甲午（初六日）征诸镇兵入援。乙巳（十七日）贼犯京师，京营兵溃。丙午（十八日）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十九日）昧爽，内城陷，帝崩于万寿山。
同书贰柒肆史可法传略云：
（崇祯）十二年夏丁外艰去。服阕，起户部右侍郞兼右佥都御史，代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十七年四月朔闻贼犯阙，誓师勤王。渡江抵浦口，闻北都已陷。（寅恪案：小腆纪传拾史可法传略云：“＇崇祯＇十六年乃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十七年夏四月朔闻贼犯阙，乃与户部尚书高弘图等誓告天地，驰檄勤王。渡江抵浦口，闻北京已陷。”可并参阅。）
史忠正公（可法）集贰“与云间诸绅书”略云：
天祸家国，逆闯横行。用厪圣忧，垂二十载。近者鸱张北向，犯阙无疑。法也闻之，五内震裂。夫西平许国，即怀内刃之思；太真忘躯，遂洒登州之涕。法虽迂疏浅陋，未敢远附古人，而国难方殷，何敢或后。顷者誓师秣马，而坐乏军需。点金无术，徬徨中夜，泣下沾衣。伏见诸台台励捐糜之素志，负报国之孤忠，毁家佐（纾？）难，亦大义所不辞。倘邀慷慨之怀，爱下刍茭之赐，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侯忠节公（峒曾）集捌“与同邑士大夫书”（自注：“崇祯甲申。”）云：
徐大司寇（石麒）传史大司马（可法）公启，遍达吴郡。郡中及虞山诸老皆传讫矣。今以属某，某不敢隐，亦不敢迟。盖谊同元首，势迫然眉，当效子文之毁家，宁惟卜式之输牛。某不揣虻负，敢竭区区。凡我同仇，各随愿力，乞填注枢启左方，以便报覆。
同书同卷“答史大司马书”（自注：“崇祯甲申。”）略云：
地坼天崩，骨惊肠裂。端午闻变，恸哭辞家，孤舟半程，四鼓被劫。乃余生逢难之日，正义檄下颁之辰。伏枕诵之，长号欲绝。一息尚存，矢奉明命，激发义勇，泣劝委输，共纾率土之忱，以雪敷天之愤。前者从徐大司寇拜明公勤王之书，辄悉索敝赋以行，遂入盗手。然犹将毁家纾难，以为众先。（寅恪案：此书可参旧钞牧斋遗事后所载钱谦益答龚云起书并龚氏上牧斋原书。）
同书叁侯元瀞撰其父年谱下崇祯十七年甲申条略云：
三月中江南始闻李贼犯阙。未几，北来消息甚恶，府君终不忍信。至端午日闻变既真，乃始发声长恸，即夕辞家将赴南都，共图宗社大计。先是史忠清公（寅恪案：小腆纪传拾史可法传云：“隆武时，赠可法太师，谥忠靖。我朝赐专谥曰忠正。”侯谱称可法谥为“忠清”，疑是“忠靖”之误也）为南大司马，草勤王檄，遗尺一于府君，约以助义。府君出其书檄遍吿乡里，且为约辞，读者感动。
盖道邻在牧斋赋此诗以前早有勤王之预备及举动，后因奉旨中道折回。观史氏遗集中崇祯十二年丁外艰以前淮抚任内诸家书可以证知，茲不备引。颇疑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兵入塞，征诸镇入援，道邻唱义勤王，驰书约南中士大夫，牧斋遂于次年元旦感赋此诗。所以知者，十六年七月道邻始为南京兵部尚书（见国榷卷首之三部院表上南京兵部尚书栏），故牧斋称之为淮抚，而不称之为大司马也。至史氏与云间诸绅书，不知何年所作，或即是侯氏（与同邑士大夫书）所言之“公启”，亦未可知。总之必作于未确悉北京陷落以前。侯氏与同邑士大夫书，亦当作于未确悉北京陷落之时，答史大司马书则在确悉北京陷落以后所作耳。此皆详玩书中辞旨推得之结论。明史史可法本传所言道邻之勤王，乃其最后一次，与牧斋此诗无涉，恐读者淆混，因稍多引资料辩之如此。
又今检道邻遗文，不见约牧斋勤王之书，或因传写散佚，或因被忌删去，殊难决言，但寅恪则疑史氏未必有专函约牧斋。牧斋自注中史公之书，恐不过与侯氏书中所言之（公启）性质相类。此类公启牧斋当亦分得一纸，遂侈言专为彼而发，以自高其身价。若所推测不误，则牧斋此时欲乘机以知兵起用之心事，情见乎词，亦大可笑矣。
顾杲者，黄梨洲思旧录顾杲条云：
顾杲字子方，泾阳先生之孙。南都防乱揭，子方为首。阮大铖得志，以徐署丞疏，逮子方及余。时邹虎臣为掌院，与子方有姻连，故迟其驾帖。福王出走，遂已。后死难。
査继佐国寿录贰诸生顾杲传云：
顾杲字子方，南直无锡诸生也。工书法，多为诗古文，与吴门杨廷枢同社。逆监魏忠贤时，周顺昌坐罪见收，杲为檄攻魏，致激众，五人死义阊门。崇祯中，又为号忠揭，指国事逗留。触时忌不悔。
明诗综柒陸“顾杲”条附静志居诗话云：
崇祯戊寅南国诸生百四十人，具防乱公揭，请逐阉党阮大铖，子方实居其首。有云：杲等读圣人之书，明讨贼之义。事出公论，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大铖饮恨刺骨，而东林复社之仇，在必报矣。”
寅恪案：子方乃东林党魁顾宪成之孙，其作攻魏檄、防乱揭及号忠檄等，尤足见其为人之激烈好名，斯固明季书生本色，不足异也。
又冒襄辑同人集肆载范景文“与冒辟疆书”三通，其第壹通略云：
不佞待罪留都，膺茲重寄，适当南北交讧，殚心竭虑，无能特效一筹，惟是侧席求贤，日冀匡时抱略之君子共为商榷，以济时艰。昨承枉重（踵？），正为止生倡义勤王，与渔仲即商遗（遣？）发。明晨报谒，以订久要，惟门下倾吐抱膝之筹，俾不佞藉力高贤，救茲孔棘，真海内之光也。
寅恪案：质公之书当作于崇祯十年至十二年四月范氏任南京兵部尚书时（见国榷卷首之三部院表上南京兵部尚书栏），或即辟疆于崇祯十二年初夏至金陵应乡试之际耶？（见影梅庵忆语“己卯夏，应试白门”之语。）“渔仲”即刘履丁之字，俟后论之。
“止生”即茅元仪之字。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茅止生挽词”十首之五云：“一番下吏一勤王，抵死终然足不僵。落得奴酋也干笑，中华有此白痴郞。”质公书中所言可与牧斋挽茅氏诗相证。此诗作于崇祯十三年庚辰，虽在道邻驰书约牧斋勤王之前，然亦可知江左南都诸书生名士如茅元仪顾杲辈皆先后有“勤王”之议也。故特附记于此，以见当时风气之一斑耳。
其四云：
东略舟师岛屿纡，中朝可许握兵符。楼船捣穴真奇事，击楫中流亦壮夫。弓渡绿江驱灭貊，鞭投黑水驾天吴。剧怜韦相无才思，省壁愁看厓海图。（自注：“沈中翰上疏请余开府登莱，以肄水师。疏甫入而奴至，事亦中格。”）
寅恪案：沈廷扬上疏请任牧斋为登莱巡抚以水师攻清事，前已详引，茲不复述。至此诗结语所用韦执谊事，已见钱遵王注中，亦可不赘。但有可笑者，牧斋遗事略云：“乙酉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翁有难色。后牧斋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澄洁可爱。牧斋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耶？牧翁有恧容。”此条所记明南都倾覆，牧斋不从河东君之劝以死殉国，俟后详言之，茲暂不论。惟牧斋怯于濯足拂水流泉，为河东君所笑一节，若非世人伪造以嘲牧斋者，则钱公与韦相同是一丘之貉，又何必斤斤较量才思之有无哉？夫河东君惮于登山，前已详述，而牧斋怯于涉水更复如此，真可谓难夫难妇矣。一笑！
其五略云：
老态当道踞津门，一旅师如万骑屯。矢贯猰貐成死狗，槛收牛鹿比孤豚。（自注：“晤中流闻大冯君镇天津，殪酋子，禽一牛鹿。喜而志之。”）
寅恪案：有学集贰捌“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天津、慈溪冯公墓志铭”略云：
公名元飏，字尔赓。以兵部尚书元飙为其弟。海内称两冯君。初莅津门，厉兵振旅，犄角诸镇，斩馘献兵过当。上大喜，赐金币，荫一子锦衣。
南雷文定前集伍“巡抚天津右佥都御史留仙冯公神道碑铭”（原注：“甲午。”）略云：
升天津兵备道，未几巡抚天津，兼理粮饷，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崇祯）十五年冬大兵复大入，公与诸镇犄角之。已又合宣大总督孙晋、督师范志元、山东巡抚王永吉之师，从密云趋墙于岭，邀其惰归。论功赐银币，荫一子锦衣卫。公讳元飏，字言仲，別号留仙。（可参初学集伍“留仙馆记”。）
明史贰伍柒冯元飙传附元飏传云：
（崇祯）十四年迁天津兵备副使。十月擢右佥都御史，代李继贞巡抚天津，兼督辽饷。明年叙军功，荫一子锦衣卫。
寅恪案：牧斋此诗及自注所述崇祯十五年冬尔赓任津抚时殪禽清酋一事，可与上引材料印证。但钱文“斩馘献兵过当”之“献”字，涵芬楼影印有学集所附校勘记未有校改。此时天津并无张献忠之兵，“献”字自不可通。疑是牧斋本作“虏兵”，后来避讳，以字形相近，遂改“虏”为“献”耳。至黄文之作“论功”及明史之作“叙军功”，皆含混言之，亦所以避清讳也。
其六略云：
庙廊题目片言中，准拟山林著此翁。（自注：“阳羡公语所知曰，虞山正堪领袖山林耳。”）千树梅花书万卷，君看松下有清风。
寅恪案：前论认“过钓台有感”七绝已及此诗，斯盖牧斋怨怼玉绳之不援引己身入相，遂作此矫饰恬退之语耳。检牧斋尺牍上“答周彝仲书”（寅恪案：周彝仲事迹未详。徐闇公钓璜堂集壹贰有“挽周彝仲”七律，其首句云：“昔到苕溪访翠微。”然则彝仲与湖州有关也。又谈孺木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虞山后辈”条云：“常熟杨子常彝初以太仓张采张溥谒钱牧斋，时同社薄其文。已采登第，溥又出宜兴周相国，笼反因之通相国。”又顾公夑消夏闲记选存“文社之阨”条关于应社节，杜登春社事本末“娄东又有杨＇彝＇顾＇麟士＇之学”节，同治修苏州府志壹佰常熟县杨彝传及陈田明诗纪事辛签贰贰“杨彝”条等，皆可供参考，而顾书尤为简要。茲以子常亦是虞山籍以通宜兴之人，故附记于此。）云：
兵垣回，得手教，知元老记存之深，知己推挽之切，而圣意坚不可回，至于三四驳阻。其难其慎，则不肖生来本末与晚节末路，终不可抆拭录用，主上固已知之深，见之确，而持之不遗余力矣。圣意即天意也，天可违乎？万一知己不谅天心，朝夕力请之元老，元老过听，而力请于圣上，以圣上之聪明天纵，始而厌，久而疑，以区区一人之进退，而开明良枘鑿之端，则我之营进者终成画饼，而所损于世道者不可言矣。又或主上虚己之过，强而从元老之言，以衰残病废之身附赘班行，点缀冷局。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此时引身求去，进不能有补于时艰，退不能自全其晚节。人何以处我，而我何以自处，不当深长计之乎？为不肖今日之计，断断乎当一意求退，不当复为仕进之局。为知己之深者，代为不肖之计，惟有仰体圣心，俯察微尚，从长商榷，俾得优游田里，管领山林，则余生没齿，受惠无穷矣。
寅恪案：此札可与初学集捌拾崇祯十六年癸未四月“复阳羡相公书”及“寄长安诸公书”参证。此两书俟后论“谢辇下知己及二三及门”诗时更述之，茲暂不多引。此札辞旨虽与两书类似，但是否同一时间所作，尚有问题。“复阳羡相公书”中“恭闻督师北伐，汛扫胡尘”等语，即指明史贰肆庄烈帝纪“（崇祯十六年）四月丁卯周延儒自请督师，许之”之事。（寅恪案：“丁卯”即初四日。可参明史叁佰捌奸臣传周延儒传。）“寄长安诸公书”题下自注“癸未四月”，故此两书当是牧斋于崇祯十六年四月在扬州会晤李邦华时交其转致者。至此札未载年月，不能确定为何时所作。但据“寄长安诸公书”中“顷者，一二门墙旧士为元老之葭莩桃李者，相率贻书，连章累牍，盛道其殷勤推挽，郑重汲引，而天听弥高，转圆有待”等语，岂即指周彝仲寄牧斋之札而言耶？倘此假设不误，则此答周彝仲之札尚在两书之前所作也。俟考。细绎此札，其最可注意者为“又或主上虚己之过，强而从元老之言，以衰残病废之身附赘班行，点缀冷局”等语。盖牧斋当时甚愿玉绳援己入相，而玉绳竟不为之尽力。继闻崇祯帝之逾分奖饰，极有入相之可能。今忽得此札，传玉绳之言，谓虽曾尽心殚力，而思陵之意终不可回。牧斋据此乃知玉绳深忌己身之入相，仅欲处以帮闲冷局，聊借是勉应君上之旁求，并少顺群臣之推荐，遂不觉发怒，与玉绳绝交，而认之为死敌也。其经过之原委，请略述之。
南雷文定后集贰“顾玉书墓志铭”略云：
乙丑（康熙廿四年）余泛吴舫，遂主周氏。（寅恪案：“周氏”指周顺昌子茂兰。）于其座上见顾宗俊者，为玉书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志铭为请。玉书名麟生，世为常熟人。父大章陕西副使，谥裕愍。宜兴者，裕愍之门人。其再相也，玉章入其幕中。起废蠲逋清狱薄赋四事，玉书颇与闻之。虞山故与宜兴涿鹿善，宜兴心欲起涿鹿（指冯铨），而众论不同，姑徐之以观其变。虞山遂致书宜兴云：“阁下含弘光大，至精识微。具司马公之诚一，寇莱公之刚断，而济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韩魏公之宏博。目今起废为朝正第一。至如涿鹿，余不具论，当年守涿之功，屹然为畿内保障，岂可一旦抹杀，尚浮沉启事乎？往见子丑之际，持局者过于矜愎，流为敧侧，一往不返，激成横流。此正今日之前车也。”玉书见而讶其翻逆案也，年少气盛，不顾利害，以其书泄之于外，举朝大哗。虞山闻而恨之，后十年玉书有家难，虞山不能忘情，几置之死，因徙居吴门。家世膏粱，骤承贫薄。
寅恪案：玉书所见牧斋致玉绳书，当是牧斋于崇祯十四年九月玉绳再相至北京以后及得周彝仲书以前所作，其欲玉绳荐起冯振鹭，乃阴为己身再起之预备。盖牧斋与振鹭在当时虽为对立之党派，然若思陵能统一并用，则冯氏得起，己身亦可同进矣。茲姑不论其此时